不完全的再领域化与大都市区行政区划重组——以南京市江宁撤县设区为例

从再领域化的理论视角对南京市江宁撤县设区的大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进行实证研究。研究重点关注城市和政府两类领域机构,从行政区划调整过程、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权力斗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空间重组是一个渐进过程,江宁通过撤县设区和撤乡镇设街道两种方式,正在逐步从县域经济向城区经济转型。撤县设区后,江宁城市和经济快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再领域化后江宁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是,在江宁的再领域化中,政府领域重构并未伴随着城市空间的产生而出现,原县的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得以保留。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出现了新市—区两级政府管理与原市—县—镇三级政府管理并行的体制。因此,江宁的再领域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再领域化过程。这也是造成市—区两级政府权利冲突的制度根源。     

撤县设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政策评估

撤县设区作为行政区划调整的一项政策措施,对于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利用79个县（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撤县设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净”影响。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平均而言,撤县设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为4.8%;撤县设区在珠三角地区效果更好,而在非珠三角地区不稳定;撤县设区的政策红利具有时间滞后性,一般在第三、第四年才开始显现;此外,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后能够获得基建、规划、政策等的有力支持,增加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第二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并在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基础上着力推动经济发展。     

撤县设区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

撤县设区扩展城市空间和功能,加速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城市房地产价格.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检验分析撤县设区改革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①撤县设区改革对房价具有显著性的抑制效应,且该效应具有短期性;②分城市来看,I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实施撤县设区后,对房价上涨有更显著的抑制效应;③城市扩...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机理——以杭州市为例

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对城市空间扩展产生了新的需求,撤县（市）设区是中国城市市辖区实现扩容提质的主要手段之一。以杭州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后杭州城区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通过撤县（市）设区,杭州城区的建设用地东扩趋势明显,萧山和余杭两区的建设用地新增面积和扩展速度均高于平均水平,且两地建设用地空间存在多中心集聚特征,成为新一轮的杭州建设用地扩展高密度区,城市功能不断凸显。总体来看,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引导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实现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向新设市辖区的转移和集聚,提供城市空间扩展的载体。撤县（市）设区后需要通过后续的城市规划修编、土地性质和权限调整、生产要素集聚与空间重组等路径,对城市空间扩张与空间演变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城市行政地域与实体地域的空间差异及优化整合

中国的城市界定与行政区划紧密关联。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系统分析不同尺度城市行政地域与城市实体地域的界定及其空间差异。主要结论：① 按照直辖市或地级市、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设街道的市和不设街道的市的层级,城市行政地域范围依次收缩,但是都大于城市实体地域范围。按照实体地域界定,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占30.18%。② 城市实体地域更能客观地反映城市位序规模的分布状态,而按照城市行政地域会导致规模或排序偏差。③ 未来在行政区划调整时,着重考虑撤县设市、增设地级市、确立乡级行政区划调整标准等,在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时,可从独立市辖区、县城、特大镇等方面优化,并加强统计信息公开。     

撤县设区命名采词分析

正近年来,由于我国撤县设市工作的告一段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相继迅速掀起了一股撤县设区热潮,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之高和意义之大,是令人叹服的。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考虑,目前我国的撤县设区主要集中在三种类型:一是重点调整了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级发展规划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节点城市。如在重庆、天津、杭州、石家庄、青岛等11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开展了撤县(市)设区;为了落实国家"一带一路"、京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以广州增城市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中小城市的发展具有其特殊性,特殊的区位和特殊的功能定位决定它必须与大城市协调发展。当前"撤县设区"、"撤市设区"发展大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当今城市发展的一个主导趋势。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发生调整,其边缘区的发展条件、发展背景发生了变化,其发展战略也相应要调整。本文通过揭示新的背景下广州市边缘区增城市的城市产业发展、空间发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布局等方面的战略取向,探讨了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佛山管治尺度重整对产业空间分散化的影响

随着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城市―地区"替代国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和国家发展管治的核心地域。中国主要都市区通过"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在地级市层面出现城市―地区新型地域空间。文章以佛山作为案例,探讨管治重整的过程及其对产业空间发展的影响。政府通过调整"市―区"财政关系、推动行政架构改革、建立空间规划和审批架构3个方面进行管治的尺度调整,构建出与新的管治空间相匹配的管理架构。同时,管治的尺度调整带来了产业空间的变化,佛山市域的工业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整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变动过程,以及呈现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城市的垂直流动：广州再领域化中的人地关系重构

流动性重塑了人地关系,地的再领域化过程可以视为一种跨阶层的垂直流动。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了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重塑了原有的城市行政结构体系。撤县设区是典型的城市的垂直流动过程。在这过程中,县城本地居民的身份政治,以及他们与县城、新城之间的关系亦随之改变。以广州为例,通过研究撤县设区中本地居民与领域空间的关系重构,进而探讨流动性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化。研究发现：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其身份政治在再领域化的过程中,从旧领域的多数群体转变为新领域的少数群体。这种转变导致本地居民排他策略的形成,并由此形成了新领域中的一个抵抗空间,重构了本地居民、旧领域和新领域之间的人地关系。研究城市的再领域化过程是对地理学探讨流动性的有效补充,有利于从地的视角更深入理解流动性的影响及意义。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认为城市的结构状况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直接影响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发达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广州)适宜撤市(县)设区,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佛山)行政区划适宜有序调整,次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惠州)和一般发展水平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汕头)应暂缓行政区划调整。     

大城市撤市（县）设区模式初探

实行撤市(县)设区，将大城市或者中心城市周边的县或者县级市改设为大城市的市辖区，变更它们的隶属关系，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区划调整比较频繁的行政区划管理行为之一，成为我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的一大热点。     

行政区划调整的边界建构机制及其分析框架和应用

行政区划是意义重大的体国经野之策。但是,随着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公平治理,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微观过程与机制。本研究引入政治地理学的边界建构理论,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视为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共同推动的边界不断建构的过程。区划调整虽然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权力配置的重要手段,但企业的经济活动、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等自下而上的力量也作用于行政边界的形成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边界化–去边界化–再边界化”过程的区划调整分析框架,考察多元主体对于行政边界产生和消解的作用机制及权力博弈,并应用该框架对济南章丘“撤市设区”的边界建构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本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为探索政治地理学视角与城市研究的交叉创新提供思路,在实践上为解决“边界”和边界区域相关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GIS的城市影响腹地划分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以断裂点模型为基础,以城市场强模型为工具,引入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间时间成本加权距离两个指标对模型进行修正,结合水分分析方法,对长三角15个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进行划分,比较城市腹地的面积大小及分布情况,并在腹地划分的基础上叠加市域行政范围来揭示长三角各城市腹地范围与行政范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行政区划调整等提供参考。     

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强化了土地运营？***——来自长三角的政策效果检验

利用2007—2018年长三角地区所有经历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县为研究范围,以被调整区的土地出让微观交易数据为样本,基于多期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法,在控制城市经济特征及地块特征的基础上,探讨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强化了被调整区的土地运营程度。结果表明：1）与未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相比,被调整区以更低价格（降低14.6%）出让更多数量（面积增加61.5%）的工业用地来实现“土地引资”;以更高的价格出让商服用地（提高13.3%）和住宅用地（提高6.9%）,获取更多土地出让金（总金额增加25%）来达到“土地财政”目的,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显著加强了被调整区的土地运营程度。2）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实施后的前5年拉升地价显著,5年后政策效应则不显著,表明土地运营强化具有短期时间效应。3）不同类型的区划调整因区域融合难易程度不同,拉升地价的程度也具有差异性,与“市辖区合并”和“市辖区范围调整”相比,“撤市（县）设区”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程度更低。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效应——中山市的案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期,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凸显,而区划调整是其最常用的行政手段之一。区划调整带来土地的快速非农化,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城市化、被动城市化等诟病。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采取区划调整推动地区发展的时效性,并以此为基础,定义了"区划调整先导型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区划调整为先导,带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等的城市化转型。这种转型过程在短期来看是"虚假"的,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一种由虚假→部分真实→真实的渐进城市化过程。对于该结论的普适性,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南京城市住宅“售租比”时空格局与分异机理

“售租比”是国内外学者测度房价健康水平或泡沫风险的关键指标之一。利用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提供的南京居住小区2009~2017年期间分季度平均售租价格信息,采用GIS空间分析等方法,考察南京中心城区“售租比”空间格局与演变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整体“售租比”随房价波动变化明显,2016~2017年间快速增长;② 分异度先降后升,以城区内部差异为主,城区间差异越来越小;③ 高“售租比”小区多集聚于河西新城、江北新区等房价增速较快的投资热点区域。南京住宅“售租比”过快上升和空间离散加剧,意味着城市房价快速增长的合理性在降低。从地租视角解读,绝对地租决定着城市整体“售租比”的高低,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则影响着城市内部“售租比”的空间分异。“售租比”可为判断城市内部房价相对合理性提供重要依据,但能否通过该指标准确预判城市房价风险程度及空间格局尚有待深入研究。     

基于SLEUTH模型的东莞市区城市增长模拟研究

应用SLEUTH城市增长模型,借助GIS、RS技术,对东莞市区1990-2003年的城市增长过程进行模拟,同时预测2003-2030年城市增长情况。结果表明,SLEUTH模型较好地描述了东莞市区"自下而上"的城市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下,未来东莞市区的城市化水平将在10～20 a内达到临界状态。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东莞市区城市增长的内在规律具有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可为政府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城市房价空间分异的模式与效应

城市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城市房价整体快速上涨,区域房价分异加剧。区域内部房价空间分异是城市发展差距的综合反映,即城市资源要素综合配置能力差异的物化表达。基于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提供的2008—2018年地级城市和区县尺度城市房价数据,分析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增长与分异过程,发现区域整体房价呈现快速上涨、相对平稳和再度快速上涨3个阶段,区域房价差异随房价上涨而扩大,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城市房价增长更快,浙江、苏南地区与安徽、苏北地区的房价差距拉大。根据房价增长、城市等级与区位特征,将长三角327个区县划分为核心城市城区、中心城市城区、发达城市城区、其他城市城区、核心圈层县市和外围地区县市6种类型,提出一体化区域城市房价表现为整体上涨相对更快、不同类型区县间差异拉大、同类区县间存在“俱乐部收敛”等增长与分异模式。区域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与过度分异,驱使高端产业、人口等资源要素向少数“超级明星城市”集聚,加剧区域不平衡,不利于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