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区洪灾风险与农户脆弱性分析

运用1:5 万DEM 地形数据对鄱阳湖区洪涝灾害风险区区域范围及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 选取乡村人口比重、耕地面积比重为洪灾风险暴露分析指标, 选取单位面积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农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比重等为农户洪灾应对能力分析指标, 并引入了不同洪水水位特征值的影响系数, 对鄱阳湖区农户洪灾脆弱性程度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 鄱阳湖洪灾风险区面积广、影响深, 农户对洪涝灾害总体上存在着较高的脆弱性; 在所涉及的180 个乡镇中, 农户脆弱度高于平均值的有100 个, 占到乡镇数55.56%。脆弱度最高的乡镇主要集中在滨湖地带及五河干流沿岸地区, 而脆弱度较低的乡镇则主要分布在湖区各县城关镇所在区域。     

基于栅格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洪灾脆弱性评价

目前洪灾脆弱性研究主要是基于行政区划上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无法揭示评价单元内部脆弱性的空间分布。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人与环境系统的特点,选择影响洪灾脆弱性的15个变量,建立了基于栅格的洪灾脆弱性综合指数模型。结果表明,研究区域的洪灾脆弱性以中度脆弱为主,极度与高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鄱阳湖东南与西南部的湖滨地区、主要河流的缓冲区以及土地利用类型为水田的区域。从脆弱性的3个要素(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空间分布揭示了洪灾脆弱性空间分布形成的原因。基于栅格的评价结果,能够充分反映县市内部和行政边界处洪灾脆弱性的空间分布与变化情况。     

张家界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

以张家界7个村庄334户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脆弱性指数以及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类型可分为意识脆弱型、社交脆弱型、人力脆弱型、发展均衡型和全面脆弱型5种类型;②总体脆弱性方面,不同类型农户的总体脆弱程度均为脆弱,各自脆弱性指数不一,且非旅游农户高于旅游农户;③因子脆弱性中除社交脆弱型农户的民俗文化因子脆弱性指数高于农户认知因子脆弱性外,其他类型农户的人力素质、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和农户认知等4个因子脆弱性指数均高于政策制度、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等3个因子脆弱性指数;④人力、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因子是影响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提升生计资本、传承民俗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降低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几点建议。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山区铁路线暴雨洪灾风险评估——以朔黄铁路原平段为例

随机森林决策树分裂易受数据集不平衡性及变异性的影响,导致权重分配和预测结果出现偏差。山区洪灾风险评估影响因素众多、数据差异性大,如何降低数据不平衡性以及变异性的影响,直接关系各因素重要性的科学排序以及评价结果的准确性。该文依据流域灾害系统理论,从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选取9个风险指标,构建山区铁路洪灾风险评估数据集,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基于Gini指数和Sigmoid函数两种分裂方式的随机森林模型进行对比分析,之后采用最优模型对朔黄铁路原平段沿线洪灾风险进行预测,并利用实地调研结果对预测结果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地形要素(高程、坡度、坡向)与洪灾风险密切相关,孕灾环境作为产生暴雨洪灾风险的内因,在山区铁路洪灾风险评估中起决定性作用;基于Sigmoid函数分裂方式的随机森林模型在分裂过程中可以降低信息不纯度和数据变异性对结果的影响,精度更优,预测结果与实际吻合度较高,方法适用性较强。研究成果可为山区铁路暴雨洪灾风险评估提供方法参考。     

快速空间扩张下西安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多尺度评估

社会脆弱性评估是解析社会脆弱性要素关系、量化社会脆弱性程度、识别脆弱空间单元或社会群体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脆弱性精准治理的重要依据。本文从外部扰动、内在结构、构成维度、尺度层级4个方面阐释了社会脆弱性概念内涵,并建立起社会脆弱性评估框架（SVAF）,明确了社会脆弱性评价流程、评价目标、评价要素和数据方法,提出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西安城市边缘区为例,视快速空间扩张为城市边缘区社会系统的主要扰动因子,开展多尺度社会脆弱性评价,得出街道、社区和农户3个尺度上的社会脆弱性空间（类型）分异结果。街道尺度上,低社会脆弱性街道占主体（48%）,且多邻近市中心;社区尺度上,居住开发型社区社会脆弱性最高,教育功能型最低;农户尺度上,社会脆弱性以中等为主（52.7%）,高社会脆弱性农户（17.5%）少于低社会脆弱性农户（29.9%）。随着街道-社区-农户尺度的下降,社会脆弱性指数的低值化集中趋势愈发显著,在农户-社区尺度之间,社会脆弱性指数等级对应关系相对明显,而其他两个尺度间并不显著。本研究可在社会脆弱性评价流程、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方法组织以及多尺度评价等方面为社会脆弱性评估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有益的探索。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 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 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     

自然遗产地生态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以托木尔区域为例

以托木尔区域为研究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结合生态环境特征,选取分离度、分维数倒数、破碎度、植被覆盖指数和土壤侵蚀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探讨各景观类型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的空间分异规律,并依据生态环境的脆弱度等级结果进行区划。结果表明：（1）依据研究区海拔、坡度值划定地貌特征区,包括极高山、高山边缘区,南北部中山区,红层地貌区和南北部低山丘陵区;（2）建设用地的分离度最大,各景观类型的分维数倒数值差别不大,低覆盖度草地破碎度、景观类型脆弱度最大;（3）托木尔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空间表现为“北低南高”的趋势,自然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高脆弱度区域（7～9级）的主导干扰因素;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于生态环境中脆弱度区域（4～6级）;影响低脆弱度区域（1～3级）生态环境脆弱度的主要因素是人类活动;（5）根据研究区内生态环境脆弱度值,结合当地自然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区可划分为保护区、限制开发区和可开发区,并对其实施差别化的政策管理与保护措施。     

闽江河口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价

依据闽江河口湿地生态特性及演化规律,从影响因素、表现因素、胁迫因素方面选择了14个评价指标,对闽江河口典型洲滩湿地脆弱度进行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权重和专家学者的指标评分,利用综合指数法评价各典型湿地的脆弱度等级,并进行原因分析.结果表明,鳝鱼滩和浦下洲湿地生态脆弱性等级为轻度,蝙蝠洲、道庆洲、芦岐洲和长岸洲湿地生态脆弱度等级为中度．闽江河口湿地具有原生脆弱性,人类活动的强胁迫作用又使其产生了次生脆弱性,人类活动的干扰作用已经逐渐成为脆弱生态环境的主要驱动因素.     

闽江河口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价

依据闽江河口湿地生态特性及演化规律,从影响因素、表现因素、胁迫因素方面选择了14个评价指标,对闽江河口典型洲滩湿地脆弱度进行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权重和专家学者的指标评分,利用综合指数法评价各典型湿地的脆弱度等级,并进行原因分析.结果表明,鳝鱼滩和浦下洲湿地生态脆弱性等级为轻度,蝙蝠洲、道庆洲、芦岐洲和长岸洲湿地生态脆弱度等级为中度．闽江河口湿地具有原生脆弱性,人类活动的强胁迫作用又使其产生了次生脆弱性,人类活动的干扰作用已经逐渐成为脆弱生态环境的主要驱动因素.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     

海南省农村多维贫困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贫困具有多维属性,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和背景从多维视角定义贫困已成为贫困问题研究的共识。依据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框架,拓展精准扶贫的“两不愁,三保障”识别标准,建立了涵盖教育、健康、居住、生活和收入指标的海南省农户多维贫困评估指标体系,基于海南省70个乡镇、134个贫困村3924户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临界值法评估了农户及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而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分析了村域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显示,调查农户多维贫困率达18.22%,多维贫困程度严重的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不一定高,“两不愁、三保障”及收入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低。中、西部连片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主要表现为较差的资产状况、不清洁的炊事燃料、较高的家庭成员患病率和较低的家庭成员最高学历。GWR模型分析表明,作为多维贫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水平、女性劳动力占比和抚养比4个变量估计系数的空间分异明显。总体上,女性户主和低学历户主为主的地区倾向于更易发生多维贫困,二者的影响分别表现为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有所增强。女性劳动力占比为负向影响,抚养比为正向影响,呈现出自北向南增强的趋势,体现了海南贫困地区劳动力弱、女性相对更勤劳等典型地域特征。     

江汉平原乡村农户就业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当代乡村就业变迁是透视乡村人地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基于湖北省京山市乡村常住农户抽样调查和实地访谈数据,沿循类型—空间—模式的逻辑主线,通过变化率指数、就业转移矩阵揭示案例地区农户就业变迁特征;同时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① 2007—2017年乡村农户就业类型已由纯农就业主体演变为兼业就业主导,非农就业增加显著;② 农户就业区位距离衰减特征弱化,村域作为农户就业转移的出发源与回流汇地位突出;③ 村域纯农就业仍是乡村农户就业的主流模式,但就业方式多元化成为农户就业新趋势;④ 农户就业模式选择是农户就业需求、地方就业供给、环境就业媒介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结果能够为中国农区人地关系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信息。     

Linking Access and Vulnerability: Perceptions of Irrigation and Flood Management in Pakistan

This article reports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conducted in four villages in central Pakistan regarding people's perceptions about irrigation‐ and flood‐related issues. The article uses the perception studies methodology from the human ecology school to address the political ecology agenda in resource and hazards geography. The log‐linear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shows that people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social power differential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various social factors in influencing their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vulnerability to floods. The article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water users and vulnerable population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suggest social explanations than naturalistic or fatalistic explanations for their differential access to irrigation water and vulnerability to flood hazard.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秦巴山区的实证分析

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机制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和测度体系,以秦巴山区为例,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分析贫困脆弱性差异,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均值为0.046,贫困脆弱性等级呈现“纺锤形”分布。② 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及不同维度间差异明显。补贴依赖型、务农主导型农户受健康冲击或教育压力大且适应力薄弱,贫困脆弱性较高。多元型和纯务工型农户具有低风险与低敏感性,适应力较高,贫困脆弱性较低。③ 农户的暴露风险、适应力具有地域分异性,中山区农户自然风险较高且高贫困脆弱性的农户比例大;河谷川塬区农户的适应力较高。④ 建档立卡贫困识别与贫困脆弱性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差异。⑤ 农户贫困脆弱性受家庭层面的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职业类型、社会连接度、政策依赖性、非农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以及村域层面的地形起伏度、道路可达性、与河流的距离以及教育可及性等因素的影响。     

山洪视角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及其定量分析

山洪灾害具有广泛性、突发性、破坏性等特征,开展山洪易发区的社区韧性评估,从而提高灾害应对能力是当前防灾减灾的前沿热点和难点。论文提出了一套多学科的综合方法：(1)利用中介效应明晰了山洪视角下社区韧性评价体系各指标间的定量化传递关系;(2)构建了基于决策实验室分析和解释结构模型的耦合数学模型,确定社区韧性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解释结构模型,分析社区韧性的差异化影响因素;(3)采用信息扩散方法,定量分析山洪灾害社区韧性的变化趋势并排序。以粤北山洪易发区为例,从城镇、村落、城乡结合部3种类型社区进行灾害韧性分析。结果表明：山洪视角下的社区韧性指标体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网络系统,包括环境、社会、心理、制度和信息沟通5个方面;不同类型社区灾害韧性的直接影响因素呈差异化特征,而供排水设施建设和洪灾应急演练为社区韧性的根本影响因素,对增强山洪视角下社区韧性发挥本质性作用;由于调研村落多位于山洪频发区,居民防范灾害、减轻灾害影响的意识较强,村落较城镇和城乡结合社区呈现出更高的韧性。研究可为提升粤北山洪易发区社区韧性及社区防灾减灾能力提供科学参考,该综合分析方法亦可为其他类型灾害的精细化防灾减灾提供支...     

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特征——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

农户消费活动空间是乡村空间结构的一种表现和组成部分,在受到乡村已有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结构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塑造并形成新的乡村空间结构.在对湖北黄冈二程镇8个村100家农户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构表明:10年来,农户消费的平均空间距离总体上有缩短趋势;农户消...     

乡村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模式及影响机制——以秦岭金丝峡景区为例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旅游影响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已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构建农户旅游发展适应性分析框架,以陕西秦岭金丝峡景区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行为模式、影响因素及机制。主要结论包括：① 旅游业推动小河流域农业商品化,但并未促进农业增长,相反农业生产功能大幅衰退;农户以旅游经营和常年务工作为主要对策,形成了旅游专营型、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及务工主导型四种适应效果差异显著的适应模式。② 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认知因素(机会和政策认知)、劳动力(劳动力总量、聘用人数)、地理区位(可达性与区位优势度)、自然资本(耕地面积)、物质资产(房屋类型) 和社会资本(邻里关系) 。③ 旅游开发导致的自然生计资源缺失与农户生存理性之间的矛盾是适应发生的根源,社区补偿制度是重要推动力量;农户社会理性与经济理性偏好决定着其适应模式选择;适应效果受适应力驱动因素影响。最后对旅游影响的社会—生态整合研究有效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本研究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