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6年在广州典型大型零售商业中心进行的客流量监测和居民消费行为问卷数据,分析基于客流时间变化的广州大型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构建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中心建成环境3方面探讨该时变模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广州不同的大型零售商业中心内消费活动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差异,可分成稳定型、下午高峰型、傍晚高峰型和不规则波动型4类时变模式;② 这种时变模式受到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建成环境等变量的影响。其中,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和消费活动特征影响有限且影响差异较大,以稳定型为参照组,在广州居住时间、居住区位和家庭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以及消费结构、出行路径、交通方式和出行距离等消费活动特征能区分稳定型和下午高峰型商业中心,但只有在广州居住时间和出行距离、交通方式3个变量能显著地解释稳定型和傍晚高峰型商业中心的差异;建成环境是影响零售商业中心时变模式的首要因素,商业网点密度、用地混合度、公交与地铁站点密度、商业中心区位特征、到市中心距离等变量均对各个类型商业中心的形成作用显著。期望为城市零售商业中心的分类和评价提供一个新思路,为预测商业中心可能的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消费者属性和活动特征提供理论依据,对城市商业规划和商业中心开发运营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POI数据的广州零售商业中心热点识别与业态集聚特征分析

商业中心是城市零售活动的重要载体,优化商业资源在城市内部空间的合理配置,摸清不同零售经营形态的区位选择,显得尤为重要。以面向公众服务的商业机构兴趣点（POI）数据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城市商业中心与零售业态集聚区识别的方法;以广州市为例,分析商业活动的热点地区以及零售业态集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根据核密度估计法提取的商业中心在等级上表现出由城市中心圈层向外围圈层扩散的趋势,结果符合客观事实。② 以街区为单元,商业网点密度符合局域Getis-Ord G^*指数统计特征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越秀区和天河区,广州市零售业发展的双核心空间格局已经形成。③ 不同的零售业态对商业集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差异性,百货商店、超市、便利店等零售经营形态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该业态的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及选址策略基本吻合。总体来看,基于POI数据的广州零售业集聚空间分析结果能够反映实体零售企业行为与广州商业经济分布的相关性,有助于提高政府部门商业规划和零售商选址前期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识别与空间模式

不同职能类型商业中心识别对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意义。与传统识别方法相比,大数据的分析更为精确和便捷。本文以广州市核心区59125条城市热点(POI)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分析、统计分析、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的边界,探索其商业空间结构与模式。结果表明：①广州市商业结构呈现明显双核集聚式分布,传统的越秀分区与现代的天河分区构成当前广州市商业空间的双中心;②不同类型的商业中心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其中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中心在越秀区,商务与金融中心在天河区,休闲娱乐中心呈现分散集聚式特征;③广州市商业结构的空间模式是“圈层+组团”式分布,其中,生活、公共服务、商务职能集中分布于内圈层,娱乐休闲职能呈组团状镶嵌于各圈层中。     

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对时空行为模式分析的影响——基于西宁市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城市研究新数据源与方法论的兴起,从时空间整合的角度反思和修正传统的概念与方法,成为时空行为研究重要发展趋势。地理背景作为城市研究的核心变量,其界定方式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对个体行为作用效应的分析结果,已成为地理学的新方法论问题。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基于西宁市的实证研究,尝试验证地理背景不确定性对行为模式分析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多个行为变量与其相互关系以及时间维度差异。通过比较两类地理背景范围（仅考虑居住地建成环境的地理背景范围、综合考虑居住地与家外活动地建成环境的地理背景范围）,分析对个体行为作用效应结果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如果仅以居住地作为地理背景范围,关注其中建成环境对行为影响时,可能会夸大“家”的作用,而综合考虑居住地与活动地的地理背景范围时,更为接近于“真实”的地理背景,建成环境对家外活动时长、出行时长和活动空间有一定的解释力,且能够捕捉到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修正有悖于常识的结论。同时地理背景不确定性对个体行为作用效应的分析结果影响还表现出较明显的工作日/休息日差异,表明地理背景存在时间维度的不确定性。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时空行为研究在重新审视传统城市地理学概念、探索日常生活视角的度量方法与研究范式方面的有效性。     

广州市中产阶层外出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决策因素

基于广州市中产阶层活动日志问卷调查,借鉴社会分层、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等理论方法,采用ArcGIS空间分析和多元Logit模型对中产阶层外出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与决策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产阶层外出购物行为呈现多样化时空特征。工作日购物时间双峰陡峭,休息日双峰平缓;工作日购物空间范围比休息日小,工作日购物活动集中在晚间近圈层(0~1 km),休息日集中在白天中圈层(1~5 km)。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商业设施密度是影响中产阶层外出购物行为时空决策的主要因素,工作日性别因素影响较大,休息日出行方式因素作用显著。中产阶层购物时间节奏与一般居民相差不大,但空间距离较远,其时空决策受商业设施密度影响程度更高。     

时空行为数据的GIS分析方法

基于时间地理学的概念模型,建立时空路径分析的GIS数据模型,并通过GIS三维可视化工具,实现了个体时空路径的三维可视化.运用2007年北京城市居民日常活动调查数据,对所提出的数据模型和方法进行实验.结果表明,时空行为数据的GIS分析方法有效地集成了GIS的空间分析和三维可视化功能,为人类时空行为数据的直观表现和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最后,讨论和展望了时空行为数据GIS分析方法的研究方向.     

上海市区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及其变迁特征

改革开放促进了上海商业的发展和商业空间结构的演变。文章以上海市区内的30余个商业中心为研究对象,认为上海市区商业中心的变迁具有以下特征：商业中心的整体职能有所提高,等级差异有所缩小,在空间上商业中心的集聚与扩散、衰落与兴起并存。最后,就商业中心的建设提出3项建议。     

基于遥感监测的广州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

基于1996、2000、2005和2011年4期TM遥感影像,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研究了广州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状况。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广州市建设用地共扩展413.44 km2,属快速扩展时期,且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建设用地斑块个数、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斑块指数和紧凑度越来越大。增城区和从化市等建设用地主要呈零星式和蔓延式扩张,而市辖区、番禺区、南沙区和花都区建设用地主要呈填充式和蔓延式发展;建设用地扩张以东南方向（番禺区、南沙区）和西北方向（花都区）为主,其次为增城区和从化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规划与政策和交通建设是影响广州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因素。     

基于T-GIS的广州市居民日常活动时空关系

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于生活质量的改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以研究个体活动时空关系为重点的时间地理学研究也得到发展。T-GIS 能较好地反映和记录个体活动动态过程,为时间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近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住房与就业市场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急剧的演化,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也发生变化,居民微观行为和日常活动组织及社会空间的研究正成为解释城市空间重构及其机制的重要研究视角。本研究结合T-GIS 和时间地理学基本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利用居民出行日志的问卷调查数据,开发基于ArcGIS 的居民行为链时空分析工具,揭示了典型时间断面居民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居民日常活动社会分异的的时空关系。结果表明,居民出行行为具有很强的时空关联性。城市中心区在一天不同时间都保持较强的吸引力,成为居民日常活动中各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空间的拓展,改变了部分居民特别是居住在外围街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居民的日常活动时空关系存在一定的阶层分化,低阶层日常总体上离开居住地活动的时间最长,但日常活动的活动空间最小,人均月交通费用最低,主要活动空间位于城市中心区和部分传统单位生活区周边;高阶层日常总体上离开居住地活动的时间最短,其活动范围却最大,主要活动空间位于新城市中心区及其周边地区,人均月交通费用最高;中阶层的活动空间相对均衡,交通费用适中。这种时空关联性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居民的日常活动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关系,拓展基于日常活动过程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及交通需求评估,为城市规划和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1978年以来广州市居民职住地选择行为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重塑了个体日常时空行为及其在生命过程中的活动轨迹,但鲜有文献解析长时间序列下不同代际群体对职住政策调整做出的响应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时间地理学视角与代际差异理论,将广州市微观个体职住地变动历程与代际问题相结合,利用问卷调查分析1988年和1998年居民职住制度改革前后,不同代际居民职住地变迁行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发现：① 在居住地和就业地变迁方向方面,各代际居民住房迁出地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就业地变迁围绕两个城市中心,形成由老城核心地域向内城、近郊扩散的变迁过程。② 职住地距离变化方面,居民平均职住距离由1988年之前的4.91 km增至1998年之后的6.46 km,20世纪90年代出生居民（简称90后,下同）的职住分离度大于其他群体。③ 在职住地变迁率方面,住房商品化和就业社会化极大地增加了居民职住地选择自由度,60后和70后在1998年之后的迁居率分别为113.16%与112.33%,就业地变迁率分别为148.68%与197.26%,二者都远高于住房改革前的比例。④ 驻留时长方面,职住自由化使得驻留时长明显缩短。60后变化最为明显,该群体在一个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1988年以前的14.43年缩至1998年以后的5.43年,就业地驻留时长由12.43年降至3.95年;80后与90后在1998年以后的职住地驻留时长明显较短,70后相对较长。⑤ 能力、组合及权威制约中的房价、婚姻状况、学历、福利分房及下岗等因素对职住地变迁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因子女上学及同事关系等组合制约对就业地变迁无显著群体差别。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广州城市社区居民出行行为

基于行为主义的视角,从微观的社区层面研究城市居民的出行行为。选取广州市的3 个城 市社区作为案例,以218 个样本数据库为基础,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分别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 型,拟合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其中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重点分析居民属性、居住 区位与居民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等出行偏好之间的关系。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 模型则模拟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结果显示：居民之间由于自身属性不同在出行选择和出行偏 好上存在差异,居民出行行为中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是根本,出行目的是关键,居民出行行为可 以概括为“属性决定目的,目的影响行动”。此外,居民的出行行为有其复杂的作用机制和决策 路径,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可以解读为性别决策子系统、年龄决策子系统、收入决策子系统和居 住区位决策子系统等4 个决策子系统,各子系统中路径作用的不同使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对居 民出行决策产生多重多向的效应,在复合系统的影响下城市社区居民表现出差异化的出行 行为。     

消费者视角的北京传统商业中心发展转型

基于对北京市前门、王府井和西单三个传统商业中心的消费者问卷调查,分析传统商业中心消费者构成现状特征,结果表明:商业区消费者构成差异体现历史延续性,商业功能构成进一步分化,本地顾客空间分布分散化和均衡化趋势明显。在总结不同时期消费者构成变化基础上,揭示传统商业中心的发展转型特征,认为三者在形成初期功能互补,计划经济时期功能趋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功能逐渐分化,2000年以后功能定位差异明显。基于消费者视角评价,进一步探讨传统商业中心未来更新途径和转型趋势,发现消费者对商业区发展预期符合现状利用特征和历史风格延续,旅游和商业游憩功能扩展是传统商业中心发展趋势,消费者对商业区未来发展的预期不同,从侧面反映了商业区的转型发展趋势。     

基于广州实证的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住房权问题

社会公正是当前地理学的一个热点也是传统研究课题。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公正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案例。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住房拥有率及人均住房面积均大幅度提高。然而在住房分配的过程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区别平均和公正,如何看待中国住房改革中的社会公平与不公共存的现象,是了解中国新城市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近期西方政治学和地理学关于住房权（housing rights）、社会公正以及城市权利等文献的讨论出发,通过在广州的实证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Pratt指数对涉及住房权主要方面的住房分异的发生途径及其公正性进行综合分析。实证研究说明在住房分配领域,存在着制度因素延续下来所导致的分异。一些制度因素已经转化为市场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居住条件和住房所有权的获得,并通过后者进一步影响住房分异。与此同时,纯粹市场因素的影响则相对薄弱。上述结论有助于了解当前中国城市住房权的核心问题,认识社会公正的发展前景,以及探寻减少社会不公正的制度利器。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海洋环境规制效率研究对中国海洋环境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结合核密度、标准差椭圆以及广义矩估计模型探究2007—2017年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方面,研究期间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由相对有效下降至相对低效,沿海各省区间效率差异逐渐扩大。② 空间演化方面,海洋环境规制效率重心位置变化阶段性特征显著,向西南移动,各沿海省区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差异显著,分为提高型、稳定型和下降型。③ 影响因素方面,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科技投入与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呈正相关,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与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呈负相关。     

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战略地位和先导地位,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基于2011—2018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区位熵测算了甘肃省文化产业时、空变化特征,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竞争力测算,按照自然断点法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表明：时间变化上,甘肃省文化产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空间变化上,甘肃省文化产业市、州之间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经济强市与文化产出之间匹配性差;竞争力上,兰州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和金昌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强,而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弱;影响因素上,主要受需求因子、政策因子、资源因子等三大因子控制。     

黄土高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时空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理论为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社会、经济、生态三大子系统,脆弱性和适应能力两大要素着手,建立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测度黄土高原2000—2018年各子系统及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进行时空演变格局分析,并甄别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2000—2018年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由0.522增强至0.721。社会恢复力由0.548增强至0.629后减弱至0.525;经济恢复力由0.401持续增强至0.850;生态恢复力由0.725减弱至0.607后增强至0.734,子系统恢复力演化趋势均不协同,经济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趋势协同。经济系统恢复力的增强对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增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出现显著空间集聚趋势,较高地区除省会城市和包头等能源富集区外,关中平原地区始终呈现高-高（H-H）集聚格局,其余地区恢复力普遍相对偏低。（3） 2000年以来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生态维度障碍度始终高于社会和经济维度,不同地区指标层首要影响因素为人均GDP。     

网上零售企业的空间组织研究——以"当当网"为例

零售商业活动及其空间组织历来是城市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伴随着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一种新的商业业态--网上购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商家和消费者所接受.这一趋势对零售业的价值链、商业模式以及空间组织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主要的电子商务企业之一"当当网"的研究,初步探讨网上零售企业的...     

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管理学和经济学多从宏观视角进行物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研究,工程学和运筹学偏重物流企业内部流程和设施设计,对于中观层面的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研究比较薄弱,实证研究尤为缺乏。文章基于对广州市3771家物流企业调查资料,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揭示影响其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向心集聚性,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和外围县级市,物流企业数量明显递减;物流企业沿城市交通主、次干道呈轴线状分布;物流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服务依赖性,城市工业区和商务区是物流企业的重要集聚区;物流企业的空间格局是区位、交通、政策、地区经济实力和地价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