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等级差异变动特征

选取中国183 个城市的1991 年、1995 年、1999 年和2003 年4 个时间段的统计数据, 在Arcmap 软件中采用自然断裂法进行等级划分, 将城市交通运输总体发展水平的等级划分为5 级, 利用SPSS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得到1991-2003 年中国城市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等级差异变动特征: 中国城市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等级呈现明显的“纺锤形”结构, 交通运输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平均发展水平的城市个数和明显低于平均发展水平的城市个数所占比例低于32%, 68%以上的城市其交通运输发展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在以省区为单位的空间分布上呈现集中-分散-分散-集中的特征, 而等级较低的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分散无规则分布格局; 中国城市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等级差异呈现“U” 形变化, 1991- 1995 年差距逐渐缩小, 1995-1999 年差距逐渐增大, 1999-2003 年差距逐渐缩小, 但各时间段内的变动幅度不大; 城市交通运输发展水平上升的城市在空间分布上集中于河南、山东、江苏等省, 城市交通运输发展水平下降的城市集中于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北和湖南等省。     

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的区位分布与区位选择研究

中国的保险市场历来被国际保险业公认为是下一个最具开发潜力的市场。加入WTO以来,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进入快速扩张期,区位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本文回顾了外资寿险公司在华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区位分布特点,并对其区位选择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区域人均城镇收入水平正相关,而与区域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FDI呈负相关。未来外资寿险公司将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发展。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金融业渐进式准入制度直接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外资银行最初聚集于经济特区和北京,进而扩散到上海、天津、大连和广州,以致于中西部城市,如重庆、成都和西安.外资银行的分行支行尤为聚集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代表处则偏好聚集于北京和上海.条件逻辑模犁统计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中国城市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和银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共同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外资银行尤为偏好金融规模效应显著、对外资银行准入管制较少的贸易型城市,央行总部及其区域性分行所在城市也是外资银行偏好的区位.由于代表处与分行或支行的功能差异,两者的区位行为存在一定不同.     

基于区位选择的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研究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是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形成了多种解释。基于构造的经济活动区位选择模型,认为区位是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原因,接近中心的地区经济活动更为密集,而且由于聚集经济使得工人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更高。中国的东部地区靠近亚太经济中心,这一区位优势使东部地区吸引了更多经济资源,而西部的周边地区经济不发达,难以吸引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了二者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因此,西部要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也取决于其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基于等级钟理论的中国城市规模等级体系演化特征

首次引入国际著名城市地理学家M.Batty 提出的“城市规模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理论; 利用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等级数据, 测算了表征中国城市规模等 级演化特点的“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探讨了演化过程与机制; 利用 历史人口数据, 研究了若干历史城市近2000 年间的“等级钟” 演化特征。等级钟研究表明, 中国特大城市的规模等级钟变化较小, 城市位序稳定; 在区域空间差异上, 东部沿海城市等 级钟变化明显, 位序上升迅速; 东北地区城市等级钟呈现较大变化, 但演化方向与东部沿海 城市相反, 城市位序逐渐下降; 西部和内陆城市等级钟变化缓慢, 位序难以进入顶级序列之 中。等级距离钟表明, 中国高位序城市等级距离变化较小, 低位序和新设立城市的等级距离 变化明显, 整个城市系统的变化较为平缓, 仅在1980-1985 年间和2000-2005 年间出现较大变化, 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21 世纪开始的二次较为迅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半生命周 期研究表明, 中国城市体系在生命周期现象不明显的总体背景下, 以20 世纪80 年代为时间 界标, 百位城市的前、后半生命周期仍然显现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尺度差异, 自该时间界标以后, 新兴城市替代传统城市的速度开始加快。中国历史城市“等级钟” 表明, 城市位序等级 的变化是多种动因的叠加, 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位序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沿海、沿江 城市的位序则更多地与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政策相关联。     

中国游艇俱乐部区位特征研究

通过对中国游艇俱乐部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探讨游艇俱乐部的区域宏观区位特征和城市微观区位特征,并揭示出区位特征的核心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中国的游艇俱乐部主要集中在三大经济区,其中广东、海南、山东、上海和浙江等地的游艇俱乐部综合能力较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是游艇俱乐部的主要聚集地,纯游艇俱乐部和地产型游艇俱乐部为主要载体,有泊位的与无泊位的俱乐部在区位上高度重合。影响游艇俱乐部区位的因素既包括区域自然资源环境、经济水平、旅游业发展、上游游艇制造业,也包括游艇产业相关政策及区域海洋文化等因素。     

“工业的区位因素与区位选择”一节学案

【学习目标】 1．通过小组讨论,归纳影响工业区位的主要因素,辨析影响工业区位的主导因素。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中国房地产外资的区位选择及空间转移

2006 年以来,房地产业成为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主要行业之一。对这一时期中国35 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外资区位进行分析,发现房地产外资集中的地区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但同时表现出向长江沿岸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等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面板Tobit 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内资企业的竞争是导致房地产外资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迫使房地产外资放弃利润率最高的最优区位,转而寻求利润率较低、而市场需求较大的次优区位。各重点城市间土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迅速缩小使得房地产外资能够自由选择区位,为房地产外资的这一空间转移策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企业R&D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中国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

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承受度四个维度构建金融排斥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方法,分别测算了2004年和2012年中国金融排斥指数;运用分层聚类法将中国省际金融排斥度划分为四个大类和六个亚类,并结合ArcGIS对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金融排斥省际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可将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划分为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四大类型;② 总体特征上,中国金融排斥程度高、地区差异大,形成东部地区明显低于中西部的空间格局;③ 通过两个时间断面比较发现,中国金融排斥程度平均水平略有增加,但总体稳定;④ 金融排斥四维度的省际空间差异大,且对金融排斥总体水平影响程度不一;⑤ 中国金融排斥度省际差异受城市化水平、地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政府经济行为、教育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⑥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政府管制、发展微观金融是降低金融排斥的重要途径。     

由“撤县建区”引起对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思考

江苏省最近一轮的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撤县建区”方案,这一方案引起了笔者对有中国郊区化的思考。在本文中作者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指出中国的大城市已经进入了郊区化阶段;其次将中外郊区化进行了系统比较;接着论述了郊区化的利与弊,最后,在前文基础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市郊区化道路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中国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温度的多尺度变化特征及区域差异

中世纪气候异常期（MCA,约950-1250年）是地球气候变化史上距今最近的长达数百年的典型温暖气候阶段,因此常被作为研究温暖气候及其影响与适应问题的主要历史相似型而备受瞩目。综合利用近年所发表的长度超过千年的中国4个区域（东北、西北、东中、青藏高原）高分辨率气候变化重建结果,结合历史文献的冷暖记载,采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的方法,对MCA期间中国温度的年代—多年代—百年尺度波动特征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全国总体看,尽管在12世纪中后期存在数十年的相对冷谷,但在百年尺度上,10-13世纪是过去2000年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显著暖期,且这一温暖期的起讫时间和温暖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各个区域温度变化序列的集合经验模态分解表明：在准30年尺度上,950-1130年间中国区域的温度波动位相基本同步;但在其后的1130-1250年,各区温度波动幅度变小,也存在位相差异。在准百年尺度上,各个区域均自10世纪前期起显著转暖,在MCA期间总体温暖背景下,出现2次冷波动;但除西北与东中部在整个MCA期间的百年尺度温度变化基本同步外,东北和青藏高原地区在MCA期间与其他区域存在显著的波动位相差异,且其温暖气候结束时间也较西北与东中部早40~50年。在百年以上尺度的趋势变化上,东北部和东中部2个区域均显示MCA和其后出现的小冰期（LIA）2个阶段温度差别较显著,而西北、青藏高原2个区域则均显示MCA和LIA的阶段温度差别不大。综合各种尺度的波动特征显示：MCA温暖程度在东中部与20世纪相当,在东北部较20世纪略低,在西北和青藏高原则显著低于20世纪。     

中国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测算及其时空差异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就业效应大,而且对其他行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更为显著。本文结合旅游剥离系数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旅游产业发展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测算模型,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其时空差异演变,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及其时空差异进行实证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旅游产业间接就业带动规模从2000年的2684.6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4894.9万人,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显著提高;各省份旅游产业发展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存在明显差距,总体上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纵向比较来看,旅游间接就业带动作用有效突破了胡焕庸线的约束,但带动作用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对不同产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差异显著,其中,对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最突出;旅游行业内部比较来看,旅游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讯业、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的间接就业带动能力处于主导地位;旅游间接就业带动能力总体差异呈收敛趋势,这种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距。     

两层级公共医疗资源空间均衡性及其影响机制——以分级诊疗改革为背景

中国公共医疗资源在层级间和地区间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较为突出。分级诊疗改革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供需均衡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别从全国地级市域和四川县域两个尺度分析了2015年两层级医疗资源的空间配置特征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基层和上层医疗资源均呈显著空间聚集特征,而层级间空间配置格局具有差异性。不同尺度和区域两层级医疗资源配置的决定力及其影响强度不同,上层医疗资源对外部影响因素响应强度大于基层。对上层级医疗资源配置而言,城镇化率、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是全局性因素,老龄化、地形条件和发病率为地方性因素;对基层医疗资源配置而言,人口密度是较为显著的全局性影响因素,城镇化率是重要的地方性影响因素,地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发病率在部分尺度和区域有局部影响。为实现分级诊疗改革的目标,各级决策部门需以“全局性和地域性因素相结合,统一性和地方性政策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决策机制相结合”为思路,统筹不同区域和层级医疗资源配置,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促进其均衡、协同发展。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multi-mechanism of carbon footprint based on GWR model in provincial China

Global warmi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behind the world’s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How to impleme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arbon footprint and the economy will be the core issue of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heated debate of th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tegrated with the “Top-Down” life cycle approach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multi-mechanism of carbon footprint in provincial China in 2010. Firstly, this study calculated the amount of carbon footprint of each province using “Top-Down” life cycle approach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carbon footprint and per capita carbon footprint in provincial China. The provinces with higher carbon footprint, mainly located in northern China, have large economic scales; the provinces with higher per capita carbon footprint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central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energy-rich regions and heavy chemical bases. Secondly, with the aid of GIS and spatial analysis model (GWR model), this paper had unfolded that the expansion of economic scale i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rapid growth of carbon footprint.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also acted as promoting factors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carbon footprint. Energy structure had no considerable promoting effect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carbon footprint.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inhibit the growing carbon footprint. Thirdly,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ies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as well as advocating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and improving carbon efficiency would be the primary approaches to inhibit the rapid growth of carbon footprint. Moderately controlling the economic scale and population size would also be required to alleviate carbon footprint. Meanwhi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cities would evoke extensive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动态差异与驱动要素解析

旅游饭店作为中国旅游业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一直以来是外商资本配置、汇集和流动较为活跃的领域。外商资本的进入将中国旅游业联接到世界金融体系的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其吸引外资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必然导致外商资本在华投资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对1991-2014年中国31省域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及社会经济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期间外商投资的空间差异呈整体缩小趋势,并随经济、人口和消费格局演化,其标准椭圆重心向北偏移,且在不同尺度上受对外政策、经济差异、资源条件等要素作用范围影响,空间差异的形成机制与过程差异明显。继而,引入管理学“钻石模型”构建了解释引起这一差异的评价体系,定量化分析了省域旅游饭店业产业环境与市场条件对外商资本空间流动方向、规模和效益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最后,结合当前“一带一路”与“走出去”的战略需求,总结了外商在华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引导外资进入和开展海外旅游投资的启示,并就复杂科学发展背景下旅游地理学发展进行了讨论。     

中国制造业节能潜力的区域及行业差异

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发展特征使中国制造业具有较大节能空间。通过计算中国各区域、各省市制造业及其分行业的能源强度和节能潜力,分析了制造业节能潜力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能源强度存在明显差异,且东部地区远低于中西部地区,但近几年区域间能源强度差距在逐步缩小,同时各区域内部不同省市间能源强度差距也在不断拉近。2高于全国平均节能潜力水平的省份有17个,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些省市的平均节能潜力都在70%以上,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制造业节能空间很大。3高节能潜力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对能源利用效率要求较高、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较强的行业。4虽然各省市制造业分行业节能潜力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的节能潜力在各地区排名都很靠前。5在制定节能政策和措施时,不但要根据各地区资源、能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差别化对待;还要充分考虑行业间的差异。     

基于抖音粉丝量的中国城市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抖音粉丝量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法则、核密度估计、领域划分与模式组合等方法,对中国城市网络关注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并对比了其与传统百度指数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关注度排名靠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重庆、西安、天津、南京等,并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三大核心集聚区,反映出核心经济发展区的网络优势度。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关注度普遍不高,仅在成渝、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形成微弱的集聚中心。② 从位序-规模法则看,拟合曲线偏离理想状态且q值大于1.3,反映出高关注城市在空间上的强影响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网络空间集聚效应。从四大分区看,东北和西部地区与整体类似,东部地区的高等级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而中部则较符合理想形态。③ 从领域划分与地域模式看,北京、上海、广州等高关注城市的核心领域是探店、旅游、美食、街拍、同城,方言、旅游类话题亦有较大的关注。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除了在特色美食、探店、街拍与东部地区有些类似外,还表现出房产、地铁等方面的特色,从侧面反映出该区域在城镇化建设、产业转型等方面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从地域模式看,长三角属于多中心网络化,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属于双中心点轴状,关中、中原属于单中心放射状,其余城市群则属于单中心或无中心离散状。④ 与百度指数对比看,抖音粉丝量在高水平区的集聚程度高,而在中西部城市群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⑤ 从影响因素看,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水平、信息化水平、交通物流保障相关外,与城市的创新性、高素质人才或高学历网民的活跃性参与、数字化推广、专业化运营相关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