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与批判：二战后西方边界研究进展及启示

论文通过梳理西方边界研究的发展阶段、不同学科下的边界研究进展、边界研究的主要术语及具体实践,探讨西方边界研究的一般理论和边界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启示中国的边界研究和调整下一步的改进方向。研究表明：西方边界研究在发展阶段上最终以边界的社会建构为主要范式,这与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也是多学科交融的结果;多学科交融的西方边界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边界理论,但形成了一般性的边界术语,包括复杂的边界、关系的边界、过程的边界、过渡区的边界及建构的边界5个方面;边界的一般性术语来源于边界的具体实践,也推动了边界实践研究的多样化,具体涉及批判性地缘政治、社会建构的边界及尺度化的边界等议题。西方的边界研究启示在国内的边界研究过程中需要强化多学科交融与合作,关注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方法,重视文化在边界中的作用,深化社会建构的研究范式,厘清和平衡一般理论与边界实践之间的互补、互促关系。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进展与理论探讨

政治生态学是西方人文政治地理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辩证关系的核心领域。城市政治生态学作为政治生态学的衍生分支同样经历了二十年快速的发展,这一领域尚未获得中国人文地理学界的系统关注。本文对西方文献中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发展、研究议题以及近期前沿的学术争论和理论拓展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探讨。政治生态学分析方法批判和克服了技术专家治国论、新马尔萨斯主义、增长的极限等非政治视角的环境生态解释。理论溯源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继承了政治生态学的政治视角,但同时对政治生态学和城市研究两个领域中的自然/社会的二元对立提出了批判,以社会-生态混合体为理论出发点,打破并超越了城市-自然的对立和二元划分,通过研究自然的生产、循环与新陈代谢,将城市概念化为动态变化的社会-生态混合体,并揭露了城市环境的生产和社会-生态演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突出强调了社会-生态混合体演化变迁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政治过程、权力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不平等的城市环境的核心作用。近5年来,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启发下扩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生态学,拓展了理论溯源,丰富了对城市环境和生态的解释,并产生了一系列围绕方法论上的城市主义、星球城市化、多地点方法论等的前沿学术批判与争论。     

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论争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经济地理学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视角,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区位、空间与地方来进行,并以分析它们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中经济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而走向理论建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     

权力空间的研究进展: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对我国的权力运行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重新部署,权力空间治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改革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权力"及"权力空间"的相关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了解和总结西方有关权力和权力空间的研究对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间的相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权力的内涵及其特性进行详细阐述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社会对权力空间的理论研究视角,总结了权力空间的核心主题:(1)权力空间的物质想象;(2)权力空间的建构与重构;(3)权力空间与话语、身份及政治的关系;(4)特殊群体的权力空间。最后比较了中西方在权力空间研究中的差异,期望为国内提供参考和启示。     

人地耦合视角下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研究进展与展望

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是测度其管护效果并提出改进意见的重要手段。论文从人地耦合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不同阶段对应的目标层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有效管理理论、景观可持续理论和社会—生态网络理论在指导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中的作用。依据不同阶段的目标层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现状,并提出了提升社区治理在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性、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向兼顾人类福祉提升的评估、探究管理工作对自然保护地有效性的作用机制、推动自然保护地监测网络与数据平台建设等未来研究趋势,从而完善人地耦合视角下的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路径,以期改善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的时效性、全面性与合理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广州河涌的自然社会构建与城市记忆

基于网络文本、访谈和照片评定等数据,本文采用NVivo分析方法对广州河涌案例展开分析,讨论了城市自然的社会建构与城市记忆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自然资源的功能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并通过人的实践与社会系统彼此渗透、共同演化。具体来讲,以广州河涌为例,本文指出河涌的社会建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职能和物质形态的演变,反映了物质的利用方式及其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城市居民与河涌的互动是文化生产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河涌是地方文化的物质承载者,也是维系地方感的重要物质载体;最后,河涌是城市居民产生记忆及其身体实践的重要物质场域,通过此类物理的沉淀,城市记忆才得以传承和保存下去。研究立足于物质地理学视角,强调了自然资源的社会建构过程,重新审视了人类与自然资源的互动关系及过程,进而反思城市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处理方式,从实证角度回应了文化地理学从“唯物主义”到“文化表征”再回到“重返物质主义”这个轮回对“物质”和“文化”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审视。从现实意义来讲,本文讨论了城市居民与城市自然之间的互动,为营造健康城市以及为城市再生产的发展思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方乡村性研究进展

在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来乡村性研究的社会、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性的社会建构流派及其对中国乡村转型与乡村地理研究的启示。社会建构流派将乡村性看作是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与产物而非先存的事实,重点关注乡村转型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与差异性。由描述性流派、乡土流派向社会建构流派的过渡可以看作是从关注乡村性物质层面转向想象层面,由追求乡村性的本体、核心机制向探索乡村性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从追求“乡村性是什么”到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认识乡村性”“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的乡村性话语和体验”。而目前的中国乡村性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性指标及其模型建构,相关研究对于各级政府全面地了解现存的乡村问题并合理地制定乡村发展、复兴政策规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西方乡村研究中,乡村性指标由于暗含线性发展观、无法解读乡村变迁的机制和过程而饱受批判。在中国乡村急剧变迁的今天,现代化乡村发展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和霸权话语对部分农村、农民的边缘化基本没有提及。在这种社会与学术背景下,乡村性社会建构流派对于解构乡村性主导话语、揭示乡村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及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与协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自然地域分区研究前沿与挑战

分区是地理学认知世界的基本途径。作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自然地域分区通过对区域的划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自然地域系统要素特征及其相互作用过程的地域分异规律,可为制定差异化的空间管治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自然地域分区的主题与方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不断变革与创新,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学者在自然地域动态分区、分区界线自动划定与多分区方案定量优选等前沿领域的近期进展,总结了自然地域分区理念、方法的创新与拓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时代自然地域分区在理念、技术与任务方面面临的挑战,建议开展面向人类—自然耦合系统、综合定性与定量途径、从全球到地方多尺度的自然地域分区研究,以期进一步完善自然地域分区理论与方法。     

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评述与本土反思

近20 a来,西方教育地理学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教育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联,从多维度进一步认识教育空间建构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机制。对西方教育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进行分析,并尝试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两大视角,总结和归纳当前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内容。教育地理学是一门新兴而又发展迅猛的人文地理学分支,但该学科的理论和实证发展尚处于以西方为主导的阶段,强势的西方话语体系还未充分涉及和理解非西方国家背景下的教育现象。当前是非西方国家建构自身教育地理学理论特色,并与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展开理论和实践对话的重要机遇和窗口。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群体,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也进一步塑造了教育空间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总之,加深教育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增强教育地理学研究的中西对话,构建中国化的教育地理学研究体系,使教育空间成为考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视角,是中国教育地理学研究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西方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与社会环境变化,人类与非人类的边界日益模糊,这使得以往研究中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非人类生命与物质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1世纪以来,在西方地理学界兴起的“回归唯物主义”思潮中,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THG）应运而生,并成为探索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成的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298篇相关期刊论文及著作的分析发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主张“关系本体论”,其产生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生物哲学与非表征理论的深刻影响,现有研究议题聚焦于新动物地理学与自然保护、城市社会文化与生态政治、物质性与商品经济、身体与生命健康、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方面。本文通过梳理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的理论源起并剖析各议题的经典研究案例,以期为中国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视域。     

广州鳄鱼公园野生动物旅游中的生命权力运作

自然的社会建构是近年来欧美地理学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本文从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以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为理论工具,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与动物互动过程及其权力关系的运作,并展示在此过程中景区、野生动物、政府和NGO等组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发现：① 通过标准化、高科技的管治与保育措施,景区中动物种群的性别、健康与数量等方面得以最大程度的调控,并由此形成了与旅游市场相适应的“生命政治”运作模式;② 景区已经能够熟练地规训野生动物参与各项旅游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巧妙地操控游客想要亲近并征服野生动物的双重渴望;③ 不同行动者在协商与制衡中组建的行动者网络,实质上为人对野生动物生命权力的施展提供了合法性与道德性的框架,使其更加紧密地嵌入到社会文化情境之中。研究丰富了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为人文地理学分析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尝试。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涉及到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动态、开放复杂系统, 其研究内容涉及到地理学、资源管理、生态学、环境科学、人口学、系统工程、经济学、社会学等许多相关领域。本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 从区域与区域之间不同时空尺度的PRED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制约关系出发, 分析了人地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并探讨了人地关系优化的核心、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调控等问题。     

从新文化地理学重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

指出TerryG Jordan等人在“Thehumanmosaic”一书中所提出的、并被国内人文地理教科书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仍然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偏重于文化生态学和文化景观学派。而deBlij等人在“Human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space”第 6版教科书中所出示的框架图 ,显示出人文地理学研究问题和思路的新变化。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使人文地理学研究框架的重构问题突显出来。作者尝试将传统人文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结合 ,利用 5个复数概念 :属性 (attributes)、空间 (spaces)、时间 (times)、方法 (approaches)和世界(worlds) ,构建了ASTAW框架。该概念框架的排列组合关系 ,可用以指导人文地理学问题的建构和研究路径 ,丰富以往人文地理学的内容体系 ,具有相应的时代应用价值。     

立足地理学科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北京大学地理学科65周年

地理学研究地球表层要素间相互作用、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变化过程,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特色。地理学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学科,在解决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城镇化等方面的问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大学立足地理学科前沿,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形成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并发展了生态学一级学科。     

物质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启示：追踪物质(following the things)视角

伴随着“文化转向”与“再物质化”思潮的出现,物质地理学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中新兴且活跃的研究分支之一,而追踪物质(following the things)是物质地理学中重要的方法论视角,它强调人文地理学所重视的“流动性”,通过追踪特定物质在流动过程中物质性的变化以及能动性,揭示物质流动中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论文通过梳理和分析西方学界中物质地理学的相关文献,阐述了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同时指出现阶段在追踪物质视角下该领域的主要议题为：物质的象征研究、物质与认同研究、生产与消费研究以及权力博弈与协商研究等内容。最后,论文归纳总结了当下物质地理学存在的研究局限与空白,展望了未来中国物质地理学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的话题与方向,以期打开未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物质地理学的对话窗口。     

论地理学的特性与基本问题

学科通常都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的学科问题、独特的学科特征以及独特的社会服务功能。本文从3个方面论述了地理学的属性,进而认识现代地理学的时代特征。①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演化经历了由简单向复杂的变化过程。在研究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地理系统的复杂属性。②地理的要素、空间与时间相互融合构成了独特的学科问题体系,阐述了不同地理问题的本质区别,进而促进解决不同地理问题的技术与方法体系建设。③“还原论”与“整体论”并举的地理学哲学思维方兴未艾。地理学强调的综合研究在当今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新兴学科和新兴技术的支撑下,出现了地理要素和地理系统并行研究的新格局。本文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出发,总结了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探讨地理学驱动机制对地理规律的组合效应。理解地理学关键特征和时代价值,有助于探索地理学的社会发展契机。     

‘Not every body's cup of te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school geography

Geography teaching that highlight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may help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disciplinary thinking, despite foundational knowledge being described to New Zealand geography teachers as ‘not every body's cup of tea’. This article extends the tea metaphor by contrasting two cultivation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school geography. Unlike the two major cultivars of the Camellia shrub, howev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erspectives have been minimally grown through one cultivar that focuses on the views of case study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A maximal cultivation of perspectives is advanced in order to progress school‐aged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erse nature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基于文献计量的新世纪中国自然地理学国际影响力分析

以美国科学情报机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E)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方法从总发文趋势、文章引用率、一流学术机构、核心作者分布、发文热门期刊以及关键词等方面,对中国自然地理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情况、学术地位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新世纪中国自然地理学在国际领域发展迅速,在自然地理学领域能够发挥特长并贡献力量,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文献成果方面,至2016年底,中国在自然地理学权威机构的发文量占比达18.96%,位居世界第二。高质量文章占有率增长十余个百分点,文献累计被引量从0次跃升至2万余次,研究成果逐渐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研究力量上,研究机构数量(排名第八)与学者数量(第四)均位居世界前列且发展趋势良好,中国自然地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于多方面表现出了质和量的突破;从国际形势看来,中国自然地理学者通过多年不断努力,能够紧跟研究潮流,把握研究热点方向,但在理论创新及全球环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