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全球金融网络：理解全球-地方经济联系的新框架

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使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成为研究全球经济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框架。与此同时,金融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经济金融化在全球不同尺度下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网络。因此,金融已经成为GPN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金融化带来的逻辑也日益深刻地影响到GPN的演化和运行。尽管GPN研究日益重视金融的作用,并开始研究金融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获得国际股权投资或者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等方式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主要从生产角度理解地方经济融入全球过程的GPN难以对该现象深入分析。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为刻画和分析这个过程提供了新的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地方经济体通过高级商业服务业(Advanced Business Service, ABS)企业与世界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管辖区产生联系,从而融入GFN。论文介绍了GFN的基本结构,探讨了地方经济融入GFN的主要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GFN未来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可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论外部知识联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重要性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现有产业集群研究理论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的内部联系研究,而忽视产业集群的外部联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有自己的特征,外部知识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全球生产网络为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建立外部知识联系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外部联系和本地联系的互动有助于提高集群的竞争力。     

基于全球通道与本地蜂鸣的张江IC产业集群演化

产业集群演化是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产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其全球通道和本地蜂鸣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并不相同.通过调研访谈张江高科技园区集成电路企业及相关机构,分析了产业集群的不同阶段特征和发展轨迹,发现产业集群主要驱动因素由全球通道向本地蜂鸣转变、产业集群由外生向内生演变的发展轨迹.在产业集群孕育期,跨国公司入驻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产业集群形成期,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和跨国技术社区是与外界联系的两种全球通道,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产业集群成熟期,全球通道的作用相对下降,本地蜂鸣、创新环境和区域品牌等内生因素作用凸显.为了防止产业集群锁定和衰退,当地政府管理部门需要同时注重本地蜂鸣和全球通道建设.     

从全球到地方:东莞家具产业的绿色化升级路径

地方产业链嵌入全球价值链带动绿色化升级的研究已开始成为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研究话题。在梳理国内外产业绿色化升级研究基础上,构建发展中国家产业绿色化升级理论分析框架,以东莞市家具产业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和半结构访谈法,分析东莞家具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历程,理清在全球化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等两大驱动力的作用下,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的路径和动力机制。结果显示：全球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影响下的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路径有差异,全球动力推动的绿色化升级被锁定在有限范围内,并对本地出口企业造成“可持续采购挤压”,而国内绿色家具利基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对本地绿色化升级起关键作用。结论对理解中国制造业由外向型向内循环发展过程中产业绿色化升级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全球生产网络中发展中国家服装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服装产业已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在此背景下,其产业升级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环节内升级、跨环节升级和角色升级。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三种层次的升级的组合情况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很大差别。总而言之,产业配套好、市场规模大的国家较易发展跨环节升级,相反则往往局限于环节内升级。而角色升级是最为困难的。     

“本地和非本地”的北京企业联系：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区域的中心—腹地关系一直是区域与城市发展领域关注的经典内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产生了“流空间”和“中心流理论”,为现代城市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企业联系流反映的城市间关系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多数研究聚焦在“整体空间”的城市网络特征表述,少有从特定问题出发,在更广阔的“非本地”范围研究中心城市与腹地的关系。论文基于1990—2018年县域尺度的企业流数据,研究北京与河北(本地)和京津冀区域外(非本地)的企业联系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从企业联系视角为北京与河北的经济落差提供解释,主要结论如下： ① 1990—2018年北京的本地性企业联系较弱,企业联系较强的县市主要集中在非本地,尤其是长三角等地区,非本地联系是北京企业联系的主要形式。从投资金额来看,北京与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为制造业,与非本地(主要是长三角)联系最强的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建立分支数来看,北京与本地和非本地联系最强的行业都为金融业。② 北京的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本地的经营环境(金融环境、政府干预、政策环境)和区位条件(地理邻近)的影响,非本地企业联系主要受关键资源(政治资源、科技投入)、经营环境(经济开放)和市场潜力(消费水平)的影响。河北综合承载力较弱、与首都产业链不协调和不匹配等问题给北京与之建立本地联系上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使北京倾向于与具有更优越市场潜力和经营环境的城市建立跨区域的非本地联系。     

武汉城市圈内部空间联系及其轴-辐网络结构演化

轴-辐伺服网络是一种高效的网络类型,有利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提高效率,并发挥规模效应。选取武汉城市圈内37个城镇作为网络节点,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其1995—2015年空间联系并进行分析,之后根据联系强度分布构建空间联系网络,并运用Python第三方开源软件包Networkx对其轴-辐网络结构及演化进行评价,得到如下结论：① 城市间联系强度逐渐增强,由单极放射状向网状一体化渐次演化,总体联系呈现以武汉主城区为中心的核心—边缘格局。空间联系网络与联系强度同步发育,结构更加致密,同时关键节点的枢纽地位愈发凸显。② 关键轴心城镇与联系通道围绕武汉主城区逐步发育,最终形成覆盖武汉主城区东、北、南三向的多重连接环,构成辐点城镇与轴心城镇进行联系的主要路径。③ 整体网络形成以武汉主城区为一级轴心,部分地级城市主城区为二级轴心,其他城镇为辐点的轴—辐网络结构,形态则呈现点对式网络—初级轴-辐网络—层级轴-辐网络的演化过程,且仍处于继续发育中。     

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联系解读中日两国的全球联系

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政治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作用者,体现出不同于经济维度的全球化联系。文章运用链锁网络模型计算中日两国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两两连接度,分析中日两国的全球国际政治联系的图景与差异。研究发现：1）中日两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办公室数量接近,但日本的全球联系强于中国;2）在与中日两国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中,日本与它们的联系普遍强于中国;3）中国与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在中国的全球政治联系网络中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而日本的全球政治联系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最后从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上述差异进行分析讨论,对中国未来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政府间国际事务及如何提高国际政治影响力提出了建议。     

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化研究——基于2014~2018年航空客运数据

基于2014年4月至2018年8月的全球航空客运数据,运用Gephi网络分析探讨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化过程,并基于定积分的基本概念构建了“联系强度-空间距离”模型,从新的视角解读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对空间距离的突破,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在2014~2018年总体呈上升态势,西欧城市群、北美城市群、东亚城市群构筑了全球城市网络骨架;② 全球城市网络对空间距离的突破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又呈现阶段性回落,反映出全球城市网络演化与重构的复杂性和波动性。     

东北地区城市产业空间联系网络特征研究

基于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和引力模型,测度了2009—2018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产业联系强度,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产业空间联系网络演变趋势、结构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1）2009—2018年东北地区城市产业联系总强度高值区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大中心城市为起始、呈现向周边城市梯度扩散的发展态势。2009—2015年城市产业联系强度呈现上升趋势;2015—2018年出现大幅回落。（2）城市产业联系形成了以哈大高铁为中轴,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为核心,以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为高值集聚区的分布特征,且呈现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分布格局。（3）省内城市产业联系强度总体高于省际产业联系强度,其中辽宁省内产业联系强度最高,吉林省际产业联系强度最高。（4）中心城市的对外产业联系强度较高,具有较强的虹吸效应。而且四大中心城市中介效应较强,哈尔滨市为中介效应最强的城市。（5）城市产业联系的区块结构变化呈现由松散到紧密再到松散的发展状态,且区块间的联系强度和辐射效应改变,进一步验证了哈尔滨的中介效应。     

全球生产网络（GPN）的理论问题和中国实践启示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GPN)是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核心理论成果,但当前国内外研究对其发展脉络和理论内涵的认识存在模糊之处,在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误区。因此,本文从GPN与全球价值链(GVC)理论互动的视角出发,回顾GVC和GPN的重要发展阶段及对彼此的影响,针对常见的对GPN理解和应用的误区展开解释与辨析,主要得到3个结论。第一,GPN理论的研究目的已从解释"价值生产"凝练为解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更贴近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第二,GPN与GVC正在从分歧走向融合,共同致力于捕捉与解释全球化动态。第三,并非所有跨国公司研究或生产网络研究都属于GPN研究,GPN专指研究跨国公司与主要相关者基于生产所形成的网络动态,不适用于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也不着力于揭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动态。本文继而指出中国经验既需要GPN理论加以探析、也有助于丰富GPN理论,精准理解GPN尤其对中国当前推行双循环战略有重要应用价值。本文强调,GPN作为中观理论框架,有效解释了全球经济中区域发展的多尺度动态,在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新形势下,对中国全球化实践,特别是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有着鲜明的研究意义。     

经济全球化变革下的世界经济地理与中国角色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中国角色演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偏重从国家经济模式和国际贸易角度来解释这种格局的变化,而较为缺乏基于生产组织视角的经济地理解释。因此,本文从经济地理视角出发,解析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动与中国角色的演变。本文揭示了在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从“核心—边缘”到“链式重构”再到“网络不均衡”的演变过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如何从“贸易全球化”转变为“生产全球化”,继而朝“多元全球化”演进。本文还论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战略耦合模式的动态调整实现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变革者的转变。本文认为这种角色转变,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后发经济体的预设发展路径,以及经典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所预测的空间秩序,为全球化格局的变动带来新的重构动力与可能。最后,本文结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带来的影响对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存在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从经济地理学视角为中国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参考建议。     

苏锡常地区制造业污染减排综合分析与评价

以太湖流域苏锡常为例,通过构建制造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制造业污染物排放量、制造业集聚度、水环境健康水平4个指数对制造业污染物排放特征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通过前3个指标的叠加,得到污染综合程度指数,反映制造业的污染物排放程度和减排效应,然后与水环境健康指数进行叠加,得到制造业污染程度与水环境健康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显示:①研究区污染程度"高""较高""中等""较低""低"区域面积分别为816.12、3 314.56、7 628.25、2 500.67和2 861.75 km2,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77%,19.36%,44.55%,14.61%和16.71%,并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分异性,太湖上游地区和环太湖地区主要为污染程度"低"和"较低"区域,中游和下游环湖区域主要为污染程度"中等"区域,中下游远离太湖的地区主要污染程度为"高"和"较高"区域;②制造业的污染程度对水环境的健康存在重要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强烈的空间正相关性,主要表现为较健康-轻污染、中健康-中污染和低健康-重污染等分布面积广泛(约45%),在空间上呈现太湖上游地区主要为较健康-轻污染和中健康-轻污染区域,中下游地...     

城市竞争力发展战略初步研究--以无锡市为例

对城市竞争力战略的基本框架作了初步研究，并结合无锡市进行了实证分析。重在分析城市竞争优势，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试图从竞争力的角度出发，为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提供新思路。     

On the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Suzhou Wuxi Changzhou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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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因子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影响模式研究--以苏锡常地区为例

文章结合对苏锡常进行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系统地探讨了环境污染与社会经济等人文因子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模式，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分指数(经过了正相关处理，其值越大表明区域受到的环境污染影响程度越小)、社会经济分指数出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这时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也出现相应的变化趋势；当环境污染分指数、社会经济分指数出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这时如果环境污染分指数值与社会经济分指数值的年变化率值之和大于0，则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值的年变化率为正，即生态环境质量出现相对地提高，反之亦反。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分析 ——以江苏无锡市为例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耕地资源短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耕地的占用使耕地资源供给更趋紧张。从发展的角度,合理确定区域耕地资源容许城市、生态建设的占用量,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对无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耕地资源态势,以及用地需求与耕地资源变化关系分析,构建了区域容许耕地转换模型(MAC),并应用该模型测定了无锡市2030年以前容许“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量。据此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的底线和调控指标,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区域耕地资源优化利用提供一种新思路。同时,为多目标导向下的区域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量化方法和决策依据。     

降尘对中国北方主要城市光伏电站发电量的影响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在2010-2015年实现了飞速发展。降尘降低了光伏电池板表面玻璃的透光率,导致电池板的发电量下降。降尘对太阳能光伏发电影响的量化是预测光伏电站发电量的基础。以降尘相对较严重的北方（年均降雨量小于800mm）36个城市的光伏电站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温度、降尘、辐射等因素导致的光伏发电量损失,模拟了各城市光伏电站25年内的年均最大发电量。模拟结果显示：（1）36个城市平均年发电量为209.62±30.15kWh·5m^-2,其中,发电量最大的城市是拉萨,最小的为西安,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2）年降雨量100~200mm地区年发电量最高,其次为≤100mm的地区,200~400mm和400~600mm的地区发电量几乎相等,600~800mm的地区发电量最小;（3）降尘与电池板最佳倾角的关系可以忽略;（4）降尘导致的光伏发电量损失最大值发生在降雨量为100~200mm区域（5.32%）,然后依次为≤100mm（5.21%）、200~400mm（4.46%）、400~600mm（3.29%）和600~800mm（2.09%）的区域。     

中国城市动画产业时空格局及其成因研究

以动画产品为研究对象,利用国家广电总局官方统计数据与新媒体网络数据,对中国城市动画产业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首先,从产业规模、产品质量、产品集中度3方面构建动画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三角模型法与GIS技术分析中国城市动画产业时空格局,发现：中国动画城市不断增多、发展范围梯度扩散,动画城市多数处于萌芽阶段、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动画城市之间差距较大、“二元三核”格局逐渐形成,四大板块差距明显、东中西梯度发展;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动画产业空间格局成因,结果表明生活质量、包容度、创新精神等内生条件是中国城市动画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资源、政策支持等外在条件也影响较大。     

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总体特征与趋势

在总结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从广义的产业转移内涵出发,借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2007—2012年省区间的产业转移。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正在加快,主要以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为主,西部地区虽然承接了大量的资源开采型产业,但其投资的加快也引起了中东部地区相关制造业的增长,即间接隐性产业转出。未来,具有资源指向性的产业、劳动密集型和低端加工制造环节以及部分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将会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具有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或生产环节将会进一步在东部地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