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以中国1997 年、2002 年投入产出数据为基础, 运用投入产出法, 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的产业关联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第二产业服务, 对第三产业的支撑、引领作用不足; 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比重趋于下降, 而投入到第三产业的中间服务不断上升;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 输及仓储业这两个传统服务业, 制造业生产过程对中间投入服务的消耗层次偏低; 生产性服务业普遍具有“低附加值、高带动能力” 的产业特性, 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普遍大于各行业受其他部门的需求拉动作用, 但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后向关联效应较弱, 对国民经济的乘数推动作用不强; 商务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前后向关联效应, 发展潜力巨大。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研究

依据投入产出法,综合考虑研究区域实际情况,基于中间需求率确定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利用服务分配系数定量分析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特性,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对于资源型制造业,应该加大对资源的深度加工处理,增加其增值率和利润率,大连市的低技术型制造业和中技术型制造业已经越来越重视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对于高技术型制造业,大连市制造业仍然缺乏行业关键核心技术;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上分析,资源型制造业、低技术性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负反馈机制,中技术型制造业、高技术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正反馈机制;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尽量采取正反馈模式,以技术型制造业结构为主导。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环节分异与空间特征北大核心CSCD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本质上是一种跨国互动流,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OFDI的动机和区位存在显著差异。论文基于FDI Markets数据库,将OFDI划分为总部研发、原料采掘、生产制造和营销售后4个环节,兼顾跨国投资流动的双向视角构建全球尺度的OFDI网络,利用社会网络方法探究不同环节全球OFDI的演化过程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全球OFDI网络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特征,但拓扑结构存在环节差异,其中营销售后网络连通性最高,总部研发网络小世界性最明显且扩张迅速,而原料采掘网络呈现去网络化的趋势;(2)不同环节OFDI网络空间格局分异,总部研发网络表现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相互投资以及迅速扩张,原料采掘网络倾向一次性大额投资,生产制造网络中发达国家主要扮演母国角色,而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以东道国的身份嵌入,营销售后网络高比例的双向投资流则体现出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3)优势投资国家的空间格局大相径庭,归纳为总部研发网络的“大进大出”、原料采掘网络的“两极分化”、生产制造网络的“梯度转移”和营销售后网络的“遍在优势”4大空间特征。研究可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一定的研究支撑。     

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布局特征——以首都机场为例

空港经济对推动城市产业空间调整和城市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首都机场为例,运用Ripley’s K函数及核密度估计法分析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布局均呈现出明显的向心性,其中,物流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向心性最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强度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强度明显高于制造业企业集聚强度,不同行业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距离阈值存在差异。不同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集聚模式不同。制造业呈"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及物流业呈"小分散、大集聚"模式;金融业呈"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城市主要交通干线附近及成熟的产业园区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主要集聚地,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强一致性。     

基于距离视角的泰国OFDI区位选择与机理研究

作为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之一,泰国的OFDI影响力不断扩大,区位分布日趋多元化,具有一定代表性。基于此,在分析2009—2019年泰国OFDI区位选择的时空演化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地理、经济、制度与文化四维距离对泰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期为优化发展中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泰国OFDI流量呈波动上升趋势,2014年、2015年及2019年因受国内政局动荡、个别企业大规模撤资行为等因素影响,投资流量显著下降。（2）泰国在保持大额投资传统优势行业的同时,积极拓宽投资的行业领域,但总体投资结构表现为较低层次。（3）随着泰国OFDI规模的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区位选择更加多元,呈现向中西亚、非洲、南美洲辐射扩散的趋势,空间非均衡性有所弱化,但整体仍较突出。（4）地理距离显著抑制泰国OFDI的区位选择,而经济距离对OFDI选择起积极作用。与发达国家不同,泰国投资者倾向制度距离大的东道国（地区）,而文化距离对其影响甚微。因此,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应充分考虑距离因素的影响,弱化地理距离对OFDI的阻滞作用,积极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旅游上市公司时空态势行业差异研究

采集旅游上市公司样本资料,研究旅游上市公司空间分布、发展变化的行业差异,样本公司分属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空间分布特征：① 集聚分布,具有“溯源”性。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分布指向高级别中心城市,北京、深圳2市最集中。公共设施管理业指向高级别旅游吸引物分布地,省区分布非常分散。② 比较中国旅游企事业单位省市排名,旅游上市公司集聚区与旅游企事业单位集中区错位分布。③ 主营业务投资地区分布受行业特征影响,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投资异地化,分散化;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本地化,集聚化。分析样本公司年份区间数量及行业归属变化,得出结论：① 住宿餐饮业、商务服务业行业变化活跃,时间序列间歇式缓慢发展;② 公共设施管理业行业相对稳定,“井喷”后缓慢延续发展。     

四川省FDI区位选择的特征与机理

本文基于1991、1996、2000和2005年4个时间断面的注册FDI企业数据,分析了四川FDI对不同行业投资及区位选择的时空发展特征。研究表明:FDI投资区域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遍在性",到90年代末转变为强烈的"成都指向"性。在行业空间结构上,FDI对制造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及除旅游业外的其他第三产业的投资基本都集中在成都主城区,对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房地产业的投资在成都市郊区都有较大量分布,但除制造业在成都市郊区有明显的集聚趋势外,其他行业的投资都在降低。绵阳市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FDI的投资有较明显的增长趋势,乐山的旅游业是FDI重点投资的行业。     

日本、韩国在华研发投资的比较分析

日、韩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区位选择与在华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日本在华研发投资动机由早期的生产支撑型向复合型(资源寻求+战略驱动+技术换市场型)过渡.韩国企业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则偏重市场导向型+政策引致型.日本企业重视和中国高校合作的研发模式;韩国企业则与我国本土企业联合研发形式较多.在空间分布上两国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高度聚集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韩国在华研发机构呈点状布局、尚处于初级阶段,日本在华研发投资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研发机构分布于中国主要大中城市.此外,与制造业直接投资不同,两国在华研发投资并没有出现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制造业GVC地位时空格局演化——基于TiVA数据库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生产中所处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不同。一国能否从参与全球化中获益,日益取决于能否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在某一特定环节占据竞争优势。明确全球制造业大国的GVC地位,认识其国际分工及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利用TiVA数据库,测算世界59个国家及地区1995—2014年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并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及东亚,位于中亚、西亚、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参与极少,近年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呈现不断向少数国家及地区集中的趋势。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地位较高,技术密集型地位指数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附加值主要被少数掌握核心技术和价值链两端的国家及地区获得。从细分行业上看,核心国家及地区均呈现了分阶段演化的特征。在空间相关关系上,制造业整体和劳动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均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先降低后升高,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分布最为显著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从空间集聚形式来看,大部分国家及地区GVC地位指数较低,贸易附加值被少数GVC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获得。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投入会抑制一国GVC地位的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对于一国GVC地位的提升起促进作用,出口规模与一国GVC地位呈明显的正向关系,行政效能对于一国GVC地位无明显影响,但是行政效能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GVC地位的抑制作用。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     

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分布及集聚特征——以沪宁城际高铁南京站为例

分析沪宁城铁南京站乘客的出行距离特性,初步确定高铁站区圈层范围为3 000 m。以南京站周边3 000m范围内6 145个企业的地址、行业隶属、成立时间等为研究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高铁站区产业的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①从总体看,高铁站区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以车站为中心,以500 m为缓冲半径,在1 500~2 000 m范围企业密度最大,2 000 m以外企业密度陡然降低。②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随着距离增大集聚程度降低。但空间尺度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业集聚现象更为明显,交通指向性显著;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峰值相对最大,在大范围上有分散分布的趋势。③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低西高",空间分异特征大致存在以下三种模式,即"小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小集聚"。     

基于点状数据与GIS的广州大都市区产业空间格局

利用2004年数字城市数据,研究了广州大都市区产业内部、产业之间的空间关系,比较了广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各种产业的空间格局。将广州大都市区行业分为制造业、批发和运输、零售、生产服务业、房地产业、管理服务、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扶助和娱乐设施等10类。利用1 km2格网画出了各行业点状密度,并通过分区产业百分比及区位商分析了各产业企业的空间分布,中心城区的主导产业是管理服务、房地产、零售及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而在新城区其主导功能是制造业、批发与运输及生产服务业等。利用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广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各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空间关系,广州大都市区各产业企业都呈凝聚分布,在中心城区金融行业分布最集中,其次是房地产、生产服务业、娱乐、管理服务等。利用邻近性指数分析了各产业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生产服务业和管理服务业、教育和医疗保健与社会扶助、娱乐和零售等邻近性较大。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因素研究

针对近年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历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综合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投资重心演变,并结合2007-2015年投资东道国国际面板数据运用OLS方法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投资分布极不平衡,以亚洲为主,重点流入避税地,整体投资重心沿北纬23°西移,投资来源地主要为珠三角地区;（2）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行业、方式等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民营企业是投资主体,重点投资第三产业,跨国并购活跃;（3）东道国市场、科技水平、资源丰裕度是影响广东省投资的主要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成本和集聚因素的相关性不显著。     

2004-2008年北京城区商业网点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

本文以北京城区内的8 个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作为具体的商业类别,利用北京第一次、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采用核密度(Kernel)、标准差椭圆、Ripley's K(r)函数相结合的GIS 点模式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2004 年和2008 年北京市商业网点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北京商业网点呈现相对集中分布态势,具有向心性并形成明显的集聚区,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五环内,且在两次普查期间有所改变,商业网点空间偏向性差异明显;② 以CBD、金融街、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和奥运村等为代表的典型商圈对北京商业网点的布局影响十分显著,商业网点在典型商圈周围分布密度较高,呈现集聚中心状态;③ 北京商业网点Ripley's K(r)曲线随距离的变化总体呈现“先增后减”态势,其中受居民小区影响较大的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网点两次普查期间变化剧烈,反映了居民由市中心向外扩散的过程。     

旅游地成长与产业结构演变关系——以张家界为例

在探讨旅游地与旅游地产业结构成长动力因子的基础上,分析旅游地产业演进机制,建构产业结构成长及其成长态模型,将旅游地产业划分为发展产业、成长产业、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四种类型。根据本底趋势线理论分析张家界成长周期,以产业增长率和产业地位指数为测度旅游地成长与旅游地产业结构成长演变关系的度量指标,利用张家界市199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结合所建构模型,分析了成长周期与张家界及其产业结构成长的演变过程。结果发现:(1)张家界旅游成长近二十年来呈现的是单周期波动;(2)随着张家界旅游成长,其三次产业成长虽遵循产业结构的一般演化规律,但具体到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却有较大差别;(3)在成长周期内,各产业结构成长情况有差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工业、金融保险业和其它产业是成长产业,第一产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是衰退产业;(4)在成长周期内,各产业结构成长态情况亦有差异,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是衰退产业,建筑业、批发零售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是发展产业,其它服务业和工业是成长产业,第一产业是成熟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POI数据,运用SAR模型识别城市地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特征,本地服务业集聚会受到周边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开通地铁对广州市服务业空间集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提高城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但这种集聚效应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地铁开通对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     

基于个体网交易约束的北京市产业网络结构规模绩效分析

区域产业间规模差异性是各产业间竞争与合作的表征性结果。这种竞争、合作建立在产业间的供给—需求交易关系之上。产业间的多向供给—需求联系构成了复杂的交易关系网络。本文利用2002 年北京市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了42×42 产业的（0,1）两值对称的链接交易网络,分析了该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外部绩效。研究结果发现：① 北京市不同产业的交易产业数量差异悬殊,各产业的交易链接网络规模为线性分布,网络有效规模表现为指数分布;② 北京市废品废料、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10 个产业受到的网络约束最大,各产业约束量随产业交易网络规模的扩大而趋于减少,表现为非线性变动;③ 北京市各产业的网络竞争结构可以分为强约束—非均衡—小网络型、中约束—中均衡—中规模网络型、微约束—高均衡—大规模网络型,分别有13 个、18 个和8 个产业;④ 网络约束量、约束层级系数、制造业虚拟哑变量均对产业规模均产生了负向影响。交易约束量、制造业虚拟哑变量对产业规模的影响最大,且产业规模变动中的前者相对贡献要大于后者。网络交易约束量对制造业的绝对影响要小于非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