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度和贫困决定因素

基于2007 年在中国6 个大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采用FGT指数法和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程度和决定因素。研究发现,老城衰败邻里的贫困集聚度最高,同时承受多重不利状况的下岗/失业人员的贫困集聚度也是最高;事实贫困、被剥夺感与社会福利分配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在贫困的决定因素方面,制度保障和市场薪酬对城市贫困的发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对不同低收入邻里和不同社会群体又表现出不同的关联性。随着市场作用的加强,市场薪酬机制正在成为贫困产生的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集贸市场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

文章概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集贸市场发展的特点及其地域分布差异,指出合理规划布局和加强市场管理是培育和发展我国集贸市场的两个着力点。     

美洲土著人祖先在北京

正史前人类不可能坐上越洋航线,但他们却成功地完成了跨越大洋之举。中德科学家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4万年前,亚洲和美洲土著人共同的祖先还居住在北京。但除了这个发现,该论文的学术价值更在于一项技术发明——研究团队设计并实施了一种方法,成功地从古人类遗骨中提取了核DNA,这在科学史上还是首     

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集聚度、贫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

基于2005年在南京市进行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检查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并分析不同贫困群体的特征及贫困的决定因素。1370个调查案例被分为三种类型:无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农民工家庭。研究采用主观感知和客观测度两种方法分析不同城市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城市贫困群体的特征分析集中于其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元素,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权利、住房条件、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等。研究发现,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与农民工家庭有着相似的贫困发生率,后者更遭受多重不利。在贫困决定因素方面,城市家庭的贫困主要取决于不利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歧视相联系,农民工不仅在生活条件上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仍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中国猪毛菜属(Salsola L.)植物的地理分布特点

对中国猪毛菜属7组37种的地理分布的分析结果表明：亚洲荒漠植物亚区以种类的绝对优势及具有不同演化阶段的组成为中国猪毛菜属的分布中心,该区中以新疆为中心由西向东种类多样性递减：中闽猪毛菜属生境主要为旱生、盐生环境(占总种数的92％),分布海拔可从平原地区的260m上升到高山地带3500m,一些种成为群落中的建群种及优势种：中国猪毛菜属的地埋成分有6种类型,以伊朗．亚洲中部分布型及亚洲中部分布型为主(占总种数的78．38％),中国猪毛菜属与中亚地区的渊源关系十分密切,与东部地区的关系微弱,中国猪毛菜属种类是中亚地区的植物向东迁移形成的。     

中国冷杉、云杉和落叶松属植物的地理分布

根据大量的植被分布资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将经纬度投影的中国地图划分为1×1°的经纬网格,直观地把冷杉、云杉和落叶松3属的植物分布显示在中国地图上,并对其分布及其丰富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川丁滇北是3属植物共同的现代分布中心;3属植物垂直分布的海拔高度随纬度增加而降低,沿经度方向,由于青藏高原的存在,在经度95～105°E之间存在高度分布极大值,而这种变化趋势由于复杂的生境出现而常常遭到破坏。文章还简要分析了3属植物分布格局的关系以及3属分布格局的地史成因。     

华夏古代文明对环太平洋地区文化地理发展的影响——兼论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

80年代后期我国民俗学家王大有先生研究认为：“华夏早期部落轩辕族、夸父族、少昊族以及殷商后裔都曾东渡美洲,是华人到达美洲的四大群落,从而使远古“传说”变成了历史信息的载体”。1．轩辕皇帝,华夏之宗,人文初祖。其族徽(图腾)为“天鼋”,轩辕在未统一中原时亦称“天鼋氏”,一些专家研究认为：距今5000～5500年间,轩辕族到过美洲。     

2000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

地甲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流行历史,约在２５００年前人们就已发现山区是地甲病主要流行区,女性是地甲病主要流行群,地甲病流行与水土环境、地形景观关系密切。秦巴山区、豫西山区、中条山区、太行山区、三峡地区、鄂西北山区、岷山山区、迭山山区、六盘山区、沂蒙山区等是中国古代地甲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古今相比,地甲病主要流行于山区的特点没有变化,但某些地区（如三峡地区、太行山东麓）由于食物结构改善,地甲病危害大为减     

中国雾区的分布及其季节变化

用中国范围604个台站1961年1月~2000年12月的地面观测雾日资料,分析了雾的地理分布,讨论了不同区域雾的月年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地区主要有6个雾区：长江中游区、海岸区、云贵高原区、陇东-陕西区、淮河流域、天山及其北疆区。大多数区域雾日年际变化有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下降趋势更明显,雾日显著趋势区呈西南-东北走向,上升和下降趋势区相间分布,自东南向西北呈波列结构;中国大多数雾区秋冬季雾日最多,春夏季雾日较少。黄海岸区和北疆月际变化相似,都呈双峰型分布,其他区域为单峰型分布。     

中国中世纪暖期气候变化的基本特征

对中世纪暖期（MWP）的时空分异和区域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关系到对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力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客观地解析20世纪气候变化增暖的历史地位.本研究对中国疆域内各个地区MWP的一些成果进行梳理和再思考,表明MWP在中国疆域内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同地区MWP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中国中东部地区在800—1300 AD存在明显温暖期,各种地质记录和文献记载都有较明显反映;虽然西北部MWP表现不很明显,但是众多石笋、湖泊沉积和风沙沉积也记录了500—1500 AD间呈现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青藏高原各地MWP的表现差异明显,其中800—1100 AD暖期是高原东北部最暖的时期,而南部和西部最暖期分别出现于1150—1400 AD和1250—1500 AD.太阳辐射变化和火山活动可能是形成MWP的基本原因,而中国三大自然区下垫面条件的复杂多样性造成MWP发生过程和表现形式的时空分异.     

走向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格局——建国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演化与影响因素

为了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战略,对1952-2014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指数进行演化分析,并在时间序列分析基础上探索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一改长期的分散化趋势,正走向集中化;人口规模增长、政策干预以及城市之间信息和交通成本的节约,都促使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化;人均GDP长期以来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但近年来开始促进分散化;对外开放水平则主要促进分布的集中。未来应以全国适度均衡发展作为指导方针;远期以市场一体化,近期以共赢互利机制建设为抓手,促进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协调分工,优势互补;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减少城市化格局的人为波动。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characteristics,components, determinants since 1949

lintroductionPopulahondistribuhonisaSynthesizedindicatorofthephysical,socialandeconomicsituation,whichalsoexertSsiofcantimpactonsocio-economicdotlopment.AnhonalPOpulationdistributionhasbecomeamajorgoalofPOpulahonanddevelopmentregulationin~deVelopingcountriesinland1983).ChinaisavaStandPOpulouscountly.ItSvariousregionshaVedifferentphysical,economicandhistoricalcondihonsaswellascurrentPOpulationchacteristjcs.Populationdistribuhonvallesfromregiontoregion.RahonalPOpulahondistribuhonisanimPO…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往往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然而既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少。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结合k均值聚类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受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弱;② 社会经济因素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紧密,人口、家庭及流动特征因素同样产生影响,收入、婚姻、跨省流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抑制作用,而住房支出、参保率、子女个数等因素则产生促进作用;③ 各影响因素总体上呈现带状的空间分异模式,可概括为“E-W”“N-S”“NE-SW”“SE-NW”4种。民族、家庭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自北向南递减,参保率、未婚率、二产就业等因素的影响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子女个数及人均GDP的影响自东北向西南递减。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相对更弱,华南地区住房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相对更强。④ 全国可划分为四大影响区,其中,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受多因素共同影响;西北地区及部分西南地区主要受人口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受经济及家庭因素的影响;华南地区及部分中、东、西南部地区,除住房支出外,受大部分因素的影响相对最小。最后,本文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工业中小企业省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20 世纪90 年代乡镇企业改革以来,中国中小企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现有地理学文献主要关注中小企业空间集聚、集群研究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中小企业空间分布问题,对于近20 年来宏观层面中小企业空间分布的研究比较薄弱,实证研究尤为缺乏。基于文献回顾,运用GIS 空间分析、测算变差系数CV等方法,分析1997-2010 年中国工业中小企业省区分布的时空格局变化;在此基础上,选取20 个影响因素并建立计量模型,运用SPSS及Eviews软件,系统测算导致中国工业中小企业省区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表明：① 1997-2010 年间,中国工业中小企业的省区分布更加集中、空间差异不断扩大;② 中国工业中小企业省区分布格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地区经济实力、金融环境、市场环境及技术创新是首要因素,信息化、劳动力、铁路密度及农业资源是次要因素。     

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绿色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7—2017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从而揭示了2007—2017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无论是在专利申请量上还是城市参与度上,绿色建筑技术一直主导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11年间绿色建筑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占整体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② 创新主体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由企业主导的特征愈发显著,企业申请的绿色专利占整体的比例由2007年的39.7%增长至2017年的62.6%;③ 空间演化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为主导的三极格局日益凸显。个体城市上,11年间北京、深圳相继超越上海,成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最为集聚的两大核心城市;④ 影响因素上,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路径依赖性特征,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城市经济规模、城市市场规模、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城市吸引的FDI以及城市空气质量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研究

利用1980-2007年数据,通过计算基尼系数、省区区位商研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和专业化水平的变化趋势,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变化。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中呈持续上升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扩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显著加速。市场、政策和全球化的力量强化了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该地区进一步集中;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外商投资和出口逐渐呈现北移的趋势;在东部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向邻近交通便利的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基于2000年和2005年地级市数据,采用Tobit模型,验证了劳动力要素的差异、集聚经济及政策制度等要素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布局和集中程度的影响。     

美国对华地缘战略层次架构及中国崛起的选择

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对华地缘战略中围堵的一面时时显现。但受制于多种因素,美国的围堵也并非对中国全部地缘等力施压,而是根据战略重点及实际情况划分出若干层次,针对不同层次施加不同压力。基于此,中国在崛起中必须处理好敢于崛起与善于崛起的关系,即一方面要有崛起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莽撞,从而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分析

应用空间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分解及面板模型等方法,对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1995-2013年中国人类福祉省际差距整体趋于缩小。其中,“九五”时期不断缩小,“十五”时期波动变化,“十一五”时期快速缩小,“十二五”时期趋同发展;②四大区域之间的人类福祉差距是最主要的差距,但其贡献率总体呈递减趋势,而区域内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呈递增趋势。西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最大但降幅明显,东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省际差距先扩大后降低,中部、东北地区人类福祉省际差距相对较小且不断缩小;③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同向扩大。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均可提高中国各省的人类福祉水平,但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提高卫生经费占比的增长率可降低中国人类福祉水平,但却能有效缩小中国地区之间的福祉差距。提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转移支付,既能提高中国各省区的人类福祉水平,又可起到促进地区之间福祉均衡作用。     

深圳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深圳市2007—2017年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企业名录数据,通过全局墨兰指数、核密度分析与热点分析研究深圳市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特征,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变化。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高新电子信息企业全局集聚强度进一步升高,其分布经历了“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过程;企业空间集聚由“双核共振”转变为“三足鼎立”格局,并形成“高新园区型”、“老工业区型”和“龙头企业型”三种集聚模式;园区政策、产业集聚一直是深圳电子信息技企业分布的关键影响因子,交通和区位等基础因素影响相对偏弱;影响因素的变化显示出产业集聚、对外交通因子的影响显著提升,知识技术因子的影响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