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灾难地居民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关系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老县城为例

从记忆地理和地方感角度,探讨2008年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老县城的人地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灾后居民集体记忆的维度,探讨了灾后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灾后集体记忆（灾难记忆、创伤情感、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灾后积极的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对于提升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地方认同对于提升地方保护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结果对于了解居民灾难心理、地方感、灾后行为有一定帮助,对于灾后遗址保护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特征及互动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为例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旅游“网红村”——恼包村为例,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3种情感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在旅游效应作用下,3种情感之间内在的互动机理。研究显示,在非本地旅游景观融入地方旅游社区的情境下,居民依然非常认同当前的景观与建筑,并对旅游发展保持积极态度;怀旧、集体记忆如果失去了物质载体,会在文化载体上集中表现;旅游景观的嬗变没有隔断居民对从前村落的集体记忆,但旅游景观优化带来的旅游效应削弱了居民的怀旧情感;居民的怀旧与集体记忆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居民的集体记忆显著影响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效应对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文化景观设计浅议--以兰州市为例

文化全球化产生了全球化的文化景观,城市作为这种全球化文化景观的主要体现者,应该在保持其民族地域文化的同时,大力吸取、再加工各种外来文化,向外辐射新文化。景观生态学原理具有关于运动和流动等景观格局关系的一般性意义,适用于包括城市文化在内的各种景观。文化再生功能体是城市文化景观设计的核心部分,应该具有为本民族的特色文化提供核心生境,同时为外来文化和新文化提供边缘生境的功能。以兰州市为例对文化景观特别是文化再生功能体的设计作了示意性说明。     

近代建筑文化景观形成演化与旅游开发研究——以大连旅顺太阳沟为例

人文主义地理学以"我向"角度研究人地关系。人类为逃避自然和逃向自然从而迁徙和改造自然环境,自然环境逐渐被人为改造成各类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景观,逃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景观形成演化的过程。地方感同样是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地方感是个人情感的依恋,是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利用的重要依据。近代建筑文化景观真实记载了近代城市发展的轨迹,具有较大的历史、文化、艺术和旅游开发价值。以逃避主义与地方感为研究视角,将大连旅顺太阳沟地区建筑文化景观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近代建筑文化景观形成演化过程及其原动力,以及逃避主义和地方感理论在太阳沟旅游开发中的具体指导和应用。     

都市历史文化街区游客文化景观感知对重游意愿的影响——以南京夫子庙为例

研究以南京夫子庙为例,从文化景观感知角度出发构建都市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者文化景观感知指标体系,探讨其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游客文化景观感知分为四个维度：“曲艺表演和手工艺品文化景观感知”、“儒学建筑和名人故居文化景观感知”、“饮食文化和交通工具文化景观感知”、“节庆民俗活动文化景观感知”。（2）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游客对于文化景观感知的四个维度的认同度均和游客的重游意愿之间都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3）旅游者对夫子庙节庆民俗活动文化景观以及夫子庙饮食文化和交通工具文化景观的感知到的认同度越高,则其重游的意愿也就越强烈。     

地名与徽州区域社会——以婺源县为例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地理面貌、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历史人文景观各具特色，这在地名上的反映非常明显。徽州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地名的角度探讨徽州区域社会的一些特点，选取的地名集中在婺源一县。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旅游影响下的地方音乐及其对地方的建构——以丽江古城为例

在旅游业发展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纳西古乐的主体地位迅速地被现代民谣音乐所取代。音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的整体变迁。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及展演场所进行调查,采用访谈法对音乐表演者、经营者与游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原本作为本地居民精神伴侣、融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服务于游客的各类商业演艺活动,在场所和游客认同方面表现出“不得其所”的特征;而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成为丽江古城的主流音乐形式,在丽江古城中“安适其位”。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感,激发了游客的异乡感,现代民谣音乐更加渲染了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两种音乐均在游客的情感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旨在丰富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反思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亦是对音乐与地方人地关系研究成果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依恋与传承关系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以苏州金庭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及访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甄别场域认知、地方依恋和传承途径的维度差异,验证彼此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关系.研究表明:1)居民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包括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自然型场地和软记忆场等维度,其中,前三者对软记忆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2)乡村文化记忆场域认知是居民地方依恋构建的...     

主题村落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村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适宜的旅游开发模式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利于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三峡步步升文化村为案例,在分析所依托资源特点、开发现状及旅游开发策略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得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主题村落再造"模式,即以主题村落为载体,以文化旅游为功能,以活态传承为方式,以聚集开发为手段,整体形成一个极富活力的生态文化博物村落。     

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以深圳华侨城空间文化生产为例

以深圳华侨城为例,以地方命名和广告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及其流变过程和特征的分析,讨论文化转型对地方意义流变的影响。研究指出,文化转型期产生多股文化时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借助空间想象化,透过建筑名称、形式、结构、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等符号和关系的文化生产,并配合空间物质性建设,赋予地方新的文化意义,构筑符合主流社会阶层和时代菁英的想象的社区。在此过程中,空间的文化生产是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文化时尚为主流,其他文化共同参与,而地方意义可能呈现多元性。空间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具有多样性,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化生产方式占主导,其他方式共同发挥作用,导致地方意义形式的多样性。同一时期地方意义所呈现的复合性和多种形式可能满足了不同时代菁英多元的文化认同。     

A Sense of Place in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The Case of Cornish Fishing Communities

Fishing communities in Europe are fac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due to policy measures aimed at reducing fishing effor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in key stocks. While it is imperative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of the resource, such policies may overlook the contribution of fisheries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of coastal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 that sense of place can make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hing and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drawing on case studies from Cornwall, southwest Englan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fishing community stakeholders we outline how fishing contributes to sense of place in terms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dentities, as well as a particular place character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presence of fishing. We suggest that a co-constructionist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 and land can provide a starting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hat emerges as a result of fishing.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遗产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的田野调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分析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遗产化”路径和影响机制,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他者”和海南渔民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其作用力量强于“我者”;《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用于出海作业的“秘本”转为公共领域的具有主权物证价值的“文化遗产”,渔民被赋予了南海“发现者” “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文物收集和文化活动推进了“遗产化”并使不同群体产生互动,“我者”可在“他者”开展的遗产工作中干预“他者”的遗产认知和行为方式;《更路簿》可转化为旅游资源,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卖点”带动旅游业,居民在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机会方面处于弱势;“遗产化”有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但渔民的“个体记忆”被削弱,也使地方文化结构被重构;《更路簿》在琼海的植根性和“遗产化”效果强于文昌。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