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天使投资空间溢出动态演化

天使投资的发展扩散作为一种空间溢出,有其独特的演化规律和空间特质。利用天使投资空间溢出模型,将其从静态拓展到动态,用以分析京津冀天使投资的动态演化与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京津冀天使投资的空间演化过程大致经历了初始、雏形、形成和稳定发展4个阶段,最终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北京、天津、河北为核心区域,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为外围区域的溢出圈层。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京津冀圈内溢出水平存在明显的递减趋势,且在圈层内部结构呈现出中心、核心区域、外围区域层层递进,良性互动的特点。在研究京津冀溢出圈层时发现,区域间的经济交流能促进溢出作用的良性互动。同时,提高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接受溢入的能力。     

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省市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研究

研发投资的空间集聚有利于溢出知识、节约成本、降低风险、共享资源。以中国省市为空间样本,采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集聚分析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在溢出空间性等集聚内生因素作用下,中国省域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投资集聚现象;在形成空间集聚的各因素中,除市场规模、人才资源等需求和供给因素外,集聚因素本身也有重要影响。     

中国高铁开通地级市的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分析

近些年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促进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针对中国高铁建设是否也会促使房地产业空间集聚的问题,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进行机理分析,采用2007—2017全国高铁列车班次数据,运用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我国高铁快速发展改变了房地产市场潜力和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出现房地产投资向核心城市聚集与向中小城市溢出同时发生现象。本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在本区域集聚;跨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则会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流动。房地产业在大城市过度集聚将产生拥挤效应,迫使房地产投资由核心大城市向高铁沿线中小城市扩散;具有优势地方资源的中小城市,高铁开通会加速房地产投资向其空间溢出。     

泛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和成本问题,长江三角洲泛化势在必然.研究泛长三角地区的空间结构演变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其空间发展规律,从而为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扩散理论并结合现代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场扩散模型,从城市场空间结构演化角度分析泛长三角地区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泛长三角地区经历了行政中心孕育,行政中心极化,点轴扩散,网络化过渡和复合式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五个阶段.城市场主体区经历了"之"字型--"几"字型--"虾"型--"鳊鱼"型四种空间形态;场强极强区--场强较强区--场强一般区面积呈递增格局并且各自逐年递增;城市节点,扩散通道(线),行政区面的扩散值大大增强,但中部区域普遍大于外缘地带.     

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

运用2000—2015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中国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在2000—2015年以及2000—2004,2005—2010,2011—2015年不同时段对农业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农业产出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且Moran’s I指数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2)在2000—2015年整个时间段内公路和铁路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的溢出效应,且公路溢出小于铁路溢出。公路形成以不同地市为核心的核心外围结构溢出效应,而铁路形成以不同省份交界为核心的核心外围结构,其溢出均随圈层的扩展而逐渐减小并呈负向显著。(3)2000—2004年公路和铁路的溢出效应均不显著;2005—2010年公路呈核心外围的正向溢出,铁路的溢出仍不显著;2011—2015年公路和铁路对农业产出均有显著溢出,均呈明显的圈层和带状结构的溢出效应,且以各省份内的地市为核心向周围地区扩散,溢出效应随圈层向外围扩展而减小并呈负向显著;通过对比,公路溢出小于铁路溢出,且公路溢出随时间变化呈增大趋势。     

论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的形成及其核心城市上海的功能定位

加快形成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及充分发挥上海的核心功能，不仅对于加快长江三角液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将对贯彻国家长江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通过分析形成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发展思路，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上海作为该地区的首位城市，应当在产业结构升级，区域 要素市场培育，综合交通运输网构建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服务建设等四方面发挥核心城市的;功能。     

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

城镇化是城镇非正规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构建空间杜宾（SDM）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会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作用传导机制对非正规就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主要通过集聚效应、空间效应、投资效应三种途径来直接促进本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同时邻近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存在协同效应,这使得地区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相比于边界相邻地区,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而且,各省份的政府竞争在城镇化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我国FDI地区间溢出效应与渠道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方法,利用1998年~2011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FDI的地区间溢出效应及其相应渠道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FDI不仅对投资所在地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地区间经济溢出,并且FDI的地区间溢出效应远大于对本地经济的影响。这说明FDI的地区间溢出效应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地区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在FDI地区间溢出渠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地区间贸易对我国FDI的地区间溢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地区间劳动流动和地区间技术扩散对此影响较小。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区保护主义的削弱,地区间贸易日益扩大,由此促进了FDI的地区间溢出,但是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导致这两个因素对FDI的地区间溢出贡献不大。所以在地区间贸易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基础上,要加大其他要素的流动程度,通过FDI溢出效应来加强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对比研究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对于进一步理清城市相互关系、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广东省为例,采用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探析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对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①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稳步提升,研究区域经济格局也呈现差异化演变态势,但“核心-边缘”格局均未明显改变。② 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但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长江三角洲空间溢出效应更强。③ 进一步的分解、对比表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存在差异,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为时间上的逐渐增强、空间上的核心区更强。基于距离变动的分析发现,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倒U”型趋势。本研究有助于揭示研究区域城市间相互关系,也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合理引导城市群扩容等提供前瞻性参考。     

1990年来广东区域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

采用尺度方差、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和地理加权回归对1990-2010年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时空动态分析。1尺度方差研究表明,在3个尺度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县级尺度对整个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最大,因此是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尺度;2核密度估计研究表明,1990-2010年间县域人均GDP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2000-2010年相比于1990-2000年人均GDP差距幅度更大,使得空间溢出更为明显;3空间马尔科夫链研究表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若以较富裕地区为邻,受到的溢出效应是正向的,县域经济向上转移的概率增加,向下转移的概率减小,反之亦然。4空间滞后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研究表明,全球化、简政放权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广东省空间溢出效应的三个核心驱动因素;市场化、城镇化水平和储蓄水平是辅助理解其空间溢出效应的驱动因素。     

功能疏解背景下京津冀中部核心区产业投资网络演化研究

非首都功能疏解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对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实现京津冀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一个“四位一体”的产业投资网络演化分析框架,以京津冀中部核心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工商企业投资大数据测度了非首都功能的3类重点行业在2010、2014、2018年的资本流动特征,并从“节点—路径—格局”3个层面分析了功能疏解背景下产业投资网络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北京市各行业对外投资增强,投资集聚中心逐渐向外围转移,但不同行业演化格局存在差异。制造业呈现由邻近扩散向等级扩散转变的演化路径,并向着多中心格局发展;批发零售业在资本净流动层面显示出扩散特征,在骨干路径层面呈现集聚现象,分布格局由北京单极放射状向京津双核联动演化;交通运输仓储和物流业向郊区物流园区所在地集聚,但网络整体发育滞后。研究结果能够为科学认识首都功能疏解情况、了解中部核心区产业结构及产业发展的变动态势提供参考。     

Interdecadal fluctuation of dry and wet climate boundaries in China in the past 50 years

Based on the mean yearly precipitation and the total yearly evaporation data of 295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China in 1951-1999, the aridity index is calculat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aridity index, the climatic regions in China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arid region, semi-arid region and humid region. Dry and wet climate boundaries in China fluctuate markedly and differentiate greatly in each region in the past 50 years. The fluctuation amplitudes are 20-400 km in Northeast China, 40-400 km in North China, 30-350 km in the eastern part of Northwest China and 40-370 km in Southwest China. Before the 1980s (including 1980), the climate tended to be dry in Northeast China and North China, to be wet in the eastern part of Northwest China and very wet in Southwest China. Since the 1990s there have been dry sign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eastern part of Northwest China and North China. The climate becomes wetter in Northeast China. Semi-arid region is the transitional zone between humid and arid regions, the monsoon edge belt in China, and the susceptible region of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1960s dry and wet climate in China witnessed abrupt changes, changing wetness into dryness. Dry and wet climate boundaries show the 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hole shifts and the opposite fluctuations of eastward, westward, southward and northward directions. The fluctuations of climatic boundaries and the dry and wet variations of climate have distinctive interdecadal features.     

东北地区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开发利用,东北地区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优势日趋丧失,区域竞争力下降。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东北地区应把智力资源开发作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战略对策之一。该区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是总量大,质量高,科研院所和大中专院校聚集,科技进步基础处于全国前列。智力资源开发现存的突出问题是科技经费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企业未能成为研究与开发(R&D)的主体,科技体制改革落后,科技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智力资源开发存在巨大潜力,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采用层次分析法的评价结果表明,智力资源开发潜力分5个等级。基于智力资源的开发潜力,东北地区可在如下4个方面提升区域竞争力,即加快改造传统工业优势部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竞争力;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中国科研和高等教育基地之一;积极发展城市服务业,增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东北地区智力资源开发应采取综合性对策,迫切需要在体制、投资、人才政策和管理等方面取得突破。     

Interdecadal fluctuation of dry and wet climate boundaries in China in the past 50 years

Based on the mean yearly precipitation and the total yearly evaporation data of 295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China in 1951–1999, the aridity index is calculat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aridity index, the climatic regions in China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arid region, semi-arid region and humid region. Dry and wet climate boundaries in China fluctuate markedly and differentiate greatly in each region in the past 50 years. The fluctuation amplitudes are 20–400 km in Northeast China, 40–400 km in North China, 30–350 km in the eastern part of Northwest China and 40–370 km in Southwest China. Before the 1980s (including 1980), the climate tended to be dry in Northeast China and North China, to be wet in the eastern part of Northwest China and very wet in Southwest China. Since the 1990s there have been dry signs in Southwest China, the eastern part of Northwest China and North China. The climate becomes wetter in Northeast China. Semi-arid region is the transitional zone between humid and arid regions, the monsoon edge belt in China, and the susceptible region of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1960s dry and wet climate in China witnessed abrupt changes, changing wetness into dryness. Dry and wet climate boundaries show the 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hole shifts and the opposite fluctuations of eastward, westward, southward and northward directions. The fluctuations of climatic boundaries and the dry and wet variations of climate have distinctive interdecadal features.     

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东北三省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必经阶段,也是实现全面经济振兴的重要契机。在中国进入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东北亚经济圈建设等为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2003~2014年的省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境外投资机构等数据,全面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空间特征及其在国内地位,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深入地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战略及政策建议。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农、林、矿等资源型行业,具有显著的贸易服务、市场服务特征,并且对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依赖较大;② 技术水平和金融环境对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③ 未来东北三省应推进企业联合投资和空间差异化投资战略,发挥国有企业的投资带动作用,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和技术追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和支持。     

近50年来中国干湿气候界线的10年际波动

利用中国北方1951～1999年降水量和年蒸发量资料，计算了干燥度指数（D）。并据此将中国划分为干旱区（D（0.20）），半干旱区（0.20-0.50）和湿润区（D(0.50）），近50a中国干湿气候波动显著，区域差异大；50a波动幅度东北区为20～400km，华北区为40～400km，西北东部为30～350km，西南区为40～370km，以80年代为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包括80年代），西南区气候具有显著变湿趋势；西北东部稍变湿；华北区和东北区具有变干趋势，且华北区变干程度比东北区严重。进入90年代。西南区和西北东部气候有变干迹象。华北区西部气候的干旱程度有所增加，华北区东部有所减弱，东北区气候进一步变湿，半干旱区是湿润区与干旱区之间的过渡区，是中国季风的边缘地带，也是环境变化的敏感区，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北方）干湿气候存在一次突变，由较湿润变为干旱。50年来干湿气候界线呈现出整体移动和东西、南北相异波动的特征，当干湿气候界线同时向西或向北移动时，中国北方气候就变得相对湿润；当同时向东或向南移动时，北方气候就变得相对干旱；当干湿气候界线东西、南北相异移动时，北方气候的干旱程度就介于二者之间。     

基于标准化降水指数的1960—2011年中国不同时间尺度干旱特征

利用1960—2011年中国566个气象站逐日降水资料,采用标准化降水指数对近52年中国的干旱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近52年来,中国存在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干旱趋势带,东北、内蒙古中东部、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趋于干旱,而西北地区西部的北疆地区、青海中部以及西藏中北部等地呈显著变湿趋势;华北地区干旱化主要是夏季趋于干旱引起的,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干旱化主要是夏、秋季趋于干旱引起的,西北地区东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春、秋季趋于干旱。东北地区20世纪70年代和2000年后轻旱以上日数较多,60年代干旱日数最少;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90年代最多,60—80年代旱日较少;西南地区东部2000年后干旱日数最多,60—70年代较少;长江中下游地区60年代和21世纪后干旱日数偏多,80年代较少。60年代,易旱区主要位于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70年代,西北西部和东北地区是干旱的高发区;80年代,易旱区位于华北、黄淮、内蒙古中西部以及西南东部等地;90年代,易旱区转移到中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江淮以及江汉等地是干旱的高发区;进入21世纪后,东北、内蒙古东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东部以及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地区干旱高发。     

基于网络分析的区域铁路公司建构方法与实证

区域铁路公司是铁路运输市场组织的重要模式之一, 也是铁路改革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基于经济地理学功能区(结节区)的网络分析方法, 对1991～2005年我国城际铁路货流的空 间组织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 发现我国铁路货物运输联系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功能区划, 形成 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枢纽节点。基于合理运输组织和减少交易成本的组织理念, 提出建 立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中南和西南7大区域铁路公司。该研究可以为铁路市场 化改革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深刻分析复杂地缘环境下,中国内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现状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挖掘利用边境传统优势,促进中国边境、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意义重大。在综合分析边境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搭建地缘经济分析框架,纳入本地经济、外向型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大类指标后,系统刻画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及演化。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空间分异的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平稳增长,空间分异明显。东北地区地缘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呈现以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市、新疆地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云南广西地区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为增长极核的空间极化格局。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意愿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等因素对边境地缘经济影响显著。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以中国政策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复杂地缘环境下,差异化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启示。     

PM2.5污染对中国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基于34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切实治理影响人口健康的环境问题,建设健康人居环境。论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05年和2015年各省级行政单元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资料,论文使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空间回归方法,揭示城市PM_2.5的平均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PM_2.5—人口死亡率关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明显的异质性,高死亡率地区早期集聚分布于西南地区,2005年后在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呈现逐渐集聚分布态势。低死亡率地区长期集中分布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两市。② 人口死亡率的分布存在空间关联性,高—高类型地区早期集中分布于西南地区,后期向东扩展;低—低类型地区主要分布于北疆、内蒙古西部和广东省及其周边地区。③ 城市PM_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邻近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中国城市PM_2.5浓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存在学历差异和城乡差异,地区高学历人群集聚可降低PM_2.5的健康风险,城镇化发展进程缓慢则会加重PM_2.5的健康风险。研究旨在为防范空气污染暴露导致的健康风险、建设健康人居环境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