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缘网络对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 ——基于浙江浦江农户样本实证

基于“亲缘网络”这一农村基本人际关系要素,探讨家人亲戚构成的亲缘关系网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感知创业风险、创业警觉在上述影响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基于浙江浦江240户农户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① 亲缘网络三维度（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网络认知）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感知创业风险在亲缘网络关系、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创业警觉在亲缘网络关系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亲缘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利用好亲缘关系要素有助于更好地激发农民自主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     

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板块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1996~2016年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影响。研究表明：① 交通路网建设带来城市可达性提升,其地理过程、格局呈现围绕“四大都市区”轴带放射状“Π型”演变特征。② 交通网络效应下,新增景区密集分布于邻近中心城市主要对外交通要道两侧,耦合于可达性时空演变,且“板块”旅游地域结构特征显著。③ 空间计量结果发现,交通区位、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因素不同程度影响地域旅游经济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网络关联及收敛性检验

基于1992~201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并基于空间网络权重,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进行收敛检验,研究发现：①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复杂化与全域性的发展趋势,但网络的整体紧密程度不够。② 山东、河南和江苏在空间关联网络中既扮演中心行动者的角色,又在网络中发挥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③ 四大板块内部及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关系,板块Ⅲ在四大板块中发挥核心带动作用。④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全域性收敛现象,与基于传统空间权重的模型相比,空间网络权重下模型的收敛速度加快;资本积累是影响收敛的重要因素。此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收敛趋势。     

京津冀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研究

利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采用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核心边缘指数,对2013和2016年的京津冀雄地区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分析发现：① 旅游经济联系度和联系量提高显著,旅游经济联系有均质化趋势。② 网络结构呈现北部和南部相对稀疏,中东部相对密集的非均质格局。③ 雄安新区是旅游网络空间的战略节点,该区将促进京津冀旅游均质化发展。④ 具有一定的核心-边缘区结构,北京和天津为核心区;邢台和雄安为边缘地区;其他区域为中间区。石家庄和邯郸将成为除京津之外的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心。京津冀雄逐步从“两核独大”网络格局向“两核带动,多点发展”转变,区域整体网络化初步形成。     

中国省域信息流、资金流强度的空间差异——以2015年京东手机交易为例

以京东七大物流中心及其覆盖范围划分省市群。将抓取得到的京东商城2015年手机交易记录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相结合,研究影响信息流和资金流（简称“双流”）强度的可能因素,重点分析省域层面“双流”强度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信息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已取代地理距离,成为影响“双流”强度的主要因素;② 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为“双流”核心区;③ 网络资金流量分层现象明显,呈“金字塔”形分布;④ 各省市群之间的空间联系存在差异,北京、上海、广东所在省市群的空间联系明显高于其它省市群;⑤ 各省市群内部成员发展不平衡,中心省市对“双流”贡献力最大。     

电子商务背景下县域物流的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纵深拓展,电子商务随之发展壮大,县域物流的空间结构也加速演进,研究基于空间联系视角,通过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刻画了浙江省县域物流空间联系特征及其网络结构,得出以下结论：① 空间联系网络的“核心-边缘”格局清晰,最大引力线核心区域结构较为稳定,边缘区的竞争演进仍在继续,而且空间联系格局层级性较为明显,浙北、浙东及浙中的网络复杂度稳步提升;② 物流空间联系势能的空间分布呈现从南到北逐渐集聚的趋势,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拟合度较高;③ 物流网络多中心性格局演化呈稳定均衡化发展,在电子商务发展影响下,逐渐形成以杭州市辖区、宁波市辖区、义乌市、温州市辖区等为主导的四大县域物流圈。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基于高速公路流的江苏省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演化特征

高速交通网络是城市网络发育的重要指示器。以江苏省2004~2012年的高速公路流数据为支撑,辅以路网为背景,借助社区发现模型对其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与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结论如下：① 城市网络的演化由稀疏到稠密,但“南密北疏”的宏观格局与松散化的空间结构未发生明显改变;② 不同年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可视为由多个“城市社区”组成,并凸显一体化效应、行政区效应、袭夺与被袭夺效应等区域效应;③ 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空间关联特征可分别概括为“一体化、多层次”“由均一到分化”和“破碎化、分散化”的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一个涵盖城镇化中早期、中期和中后期的“破碎化、分散化网络-逐步分化的多层级网络-多中心、多层级网络”三阶段的城市网络演化模型。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春运人口流动透视的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

基于春运人口流动大数据,选取对外联系度、优势流、城市位序-规模分析等方法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 城市网络层级结构中蕴藏着位序-规模规律,但与理想的帕累托分布有所区别,城市规模彼此差异相对较小;② 空间距离与城市等级在城市网络联系中发挥支配性作用,保证了城市网络的层级性与有序性;③ 中国城市网络核心联系呈现“两横三纵”特征,该特征与铁路大动脉的空间分布高度吻合;④ 东部地区城市网络联系更加密切,而西北、西南地区则相对稀疏,基本上以“胡焕庸线”为界,而“兰新线”是突破这一限制的潜在力量;⑤ 中国东北地区未形成明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联系形成带状网络;⑥ 华北与华南地区的“灯下黑”现象值得警惕,缓解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是核心城市功能的对外疏散,加强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系;⑦ 带状区域发展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流行模式和中坚力量。总体上看,针对于揭示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春运人口流动数据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是城市与人口研究领域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重要数据源。     

道路网络中心性对餐饮业空间布局的影响——以青岛市主城区为例

基于道路网络数据和兴趣点（POI）数据,以青岛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分析道路网络中心性及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全局和局部回归模型探究道路网络中心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介中心性高值区集中于城市主干道,邻近中心性呈现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环状分布特征,特征向量中心性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多核心结构;② 青岛市餐饮业呈现出块状聚集、区域差异明显的空间分布格局,中餐厅、西餐厅和休闲餐饮具备多中心结构特征;③ 道路网络中心性指标与餐饮业的核密度值具有较高的空间相似性,高-高与低-低聚集区构成了主要的空间关联模式;④ 青岛市餐饮业分布受到道路网络中心性的显著影响,其中,中介中心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程度较低,邻近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的影响程度较高。从局部来看,道路网络中心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对不同类型餐饮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交通网络和旅游资源禀赋的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研究具有一定欠缺性。借鉴Shih研究成果,基于旅游者行走游线和旅游流量,分析社会网络理论的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3个指标作为衡量区域旅游进出通道和中心性、可进入性和旅游集散中心的意义,将目的地划分为区域旅游核心区、缓冲区和边缘区,并对区域旅游分工和设施配备要求提供理论指导。旅游核心区应配备旅游中心、信息中心和口岸交通设施,旅游缓冲区应加强旅游景区建设,旅游边缘区在加强景区建设的同时还应强化宣传工作。探讨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措施,并对福建进行实证研究。     

都市区国内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

以上海都市区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GIS空间分析方法与技术,基于游客发表旅游行程攻略数据,从节点和网络2个层面分析上海都市区内部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旅游节点具有明显的等级分层结构特征,知名度较高的明星景区在旅游流网络中占据重要核心地位,上海市旅游节点划分为集聚型、扩散型、均衡型、中介型4种类型;2）旅游流网络在空间上呈现以主城区黄浦区为核心的“单核放射状”,以西南松江、东南浦东新区、西北嘉定区为主流扩散方向的分布形态;3）旅游流网络总体上为联结低、扩散强、趋于均衡分布的散状格局,存在内部关联度高、外部关联度低的5个凝聚子群,网络核心—边缘区分层显著,核心区对边缘区的带动效应有限;4）旅游流与景点之间距离存在指数对应关系,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但各距离段内衰减程度差异明显,0~20 km内旅游流距离衰减规律最为显著。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化 ——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以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为时间截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工具,以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为标靶,研究其旅游经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并运用E-I派系指数探讨行政隶属关系对区域旅游经济网络的影响。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增强,但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恩施市、黔江区、武隆区和新化县等县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居于高值区;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区间差值敛缩态势显著,旅游经济联系日趋便利化,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趋于均衡;E-I派系结构表明受行政隶属关系影响,其核心区覆盖范围不断拓展,行政隶属关系对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负向影响趋于弱化,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重庆市4个子群(派系)间的旅游经济开放程度稳步提升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基于用户生成内容的成渝城市群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演化及机理研究

基于社交平台的旅游大数据能够反映旅游者出行过程中的移动轨迹,为旅游流研究提供丰富的数据来源和崭新的研究视角。对2011—2019年游客展现在穷游网上的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的网络游记进行抓取和整理,并结合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动态刻画旅游者的空间移动演变轨迹,识别演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旅游客流以成都和重庆为双核心的空间极化现象显著且具有持久性,旅游客流的重心向东南方向偏移且呈现长半轴缩短、短半轴增长的趋势。在旅游客流节点-轴线特征方面,点的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缩小;整体网络结构洞水平较低,效能值上升,约束值缩小;客流轴线指向由相对分散向相对集中转变,指向空间邻近城市的城市数量减少,指向核心城市和旅游资源禀赋较高的城市数量增加。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信息化水平两个因素对成渝城市群旅游客流空间格局的塑造和演化影响力值最大。     

海航航空网络空间复杂性及演化研究

随着民航业市场改革的推进,航空企业逐渐成为影响我国航空网络最为活跃的主体。海航航空是我国最大的股份制航空企业,其网络的空间结构和演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以海航航空为例,采用拓扑网络和复杂网络的相关指标,分析海航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海航航空网络仍处在不断的发展中,并逐渐呈现出小世界和无标度的特征;节点的中心性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介中心性位序-规模的变化速率要明显快于度中心性和邻近中心性;网络的中心性处于下降趋势,即网络内部节点的差异逐步减小;海航航空的枢纽选择从地方逐渐扩展到全国,并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西安和海口为核心的网络结构,而其他层级结构尚不明显。     

社会网络视角下黑龙江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获取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度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借助Ucinet6.0软件构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评价指标和模型,通过节点的中心度、结构洞和网络的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模型、角色划分来探讨空间结构特征,最终构建旅游地的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发展模式。结果表明：① 2007~2012年,黑龙江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呈现出西南部、东南部密集,北部、东北部稀疏的格局。网络密度、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增长,而重点城市的中间中心度与结构洞水平下降,更多节点在网络中占据较多的结构洞位置,发挥了相应的核心作用。网络空间结构逐渐由松散走向紧密状态,由不均衡趋于均衡。② 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并细分为4个角色群体以定位城市节点的地位及属性。③ 黑龙江省城市旅游地可划分为核心旅游地、重要旅游地、一般旅游地和边缘旅游地4个等级,网络空间呈现出“一核、两翼、三轴三圈”的发展模式。     

四川省航空旅游网络空间特征及其结构优化研究

运用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3个空间向量指标,分析四川省2006年和2020年航空旅游网络空间结构特征,评估四川省航空旅游网络空间结构特征的变化。研究发现,2020年四川省航空旅游网络连接性和完备性将有明显改善,但网络冗余度和制约度有恶化迹象。因此,提出四川省航空网络优化建议:1)除强化成都枢纽地位外,还应加强九寨等网络次级中心建设;2)加强旅游缓冲区与成都的航线联系,加大旅游目的地机场的关联度;3)旅游资源禀赋对于航空旅游网络空间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要解决机场边缘化问题,必须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形成互补效应,才能逐步发展成为缓冲区域甚至是进出口通道区域。     

Optimiz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life quality

Optimizing rural settlemen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pe with rural declin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life and attraction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life quality theory”. Based on the mechanisms gover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 space and life qualit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Three aspects are evaluated –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functions,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of spatial scale – with the objective of building an optimization mode and framework for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with high life quality.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following: (1) The settlement i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life quality, which is an essential settlement component, and these two aspects influence and improve each other. Therefore, reasonable rural settlement space is an important precondition for higher life quality. (2) The spatial function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that maintain livelihoods, develop industry, and upgrade life quality. Optimiz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life quality requires promoting the maintenance of livelihood,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plantation in quality improvement. (3)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optimiz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ne is promoting the organic concentration of living,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paces,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recreational, and services spaces, and the organic balance of living,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paces, so as to reasonably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spatial types in settlements. The other is forming a functional structure level of a “comprehensive village–featured village” and build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settlement modes connected by rural roads by relocating and adjusting the function of villages. These changes would require the destruction of underdeveloped villages, retaining normal villages, enlarging important villages, and constructing new villages. (4) As an ideal mode for optimizing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based on life quality, the Rural Road-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 (RROD model) should be built at a rational scale for unit settlement and distance between settlements, leading to a fully functional RROD system with rational structure, auxiliary facility, and well-organized distribution.     

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以云南丽江主城区为例

识别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特征,对于优化旅游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丽江主城区为案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公交网络拓扑模型,利用多种空间数据分析手段,探究其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旅游休闲业态格局各自的空间分布规律及二者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1）公交网络中心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十字型单核结构,市郊形成相对分散独立的块状结构,符合距离衰减规律。2）丽江主城区旅游休闲业态整体上形成块状聚集、南北轴向延伸、多中心集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以古镇景区为核心并带动周边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3）旅游休闲业态与公交网络中心性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受古镇旅游商业模式的影响,住宿与景点两类业态空间分布高度依赖古镇,设施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其与公交网络中心性耦合程度整体上要低于餐饮、购物、娱乐3类业态。4）局部空间耦合以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为主,古城及其周边是高—高聚集区的典型代表,该区域既是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枢纽区域,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资源配置的指向性。5）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空间耦合关系是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作用的结果,二者的相互作用规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子系统空间涌现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