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对东北城市网络结构的空间影响

借鉴复杂网络理论,以铁路列车时刻表为基础数据,探讨高速铁路的开通对东北地区铁路网络结构和城市网络结构的空间影响。结果表明：① 高铁强化了东北地区铁路网络的小世界、无标度等网络特征,各网络节点在可达性和辐射能力方面受到4种不同形式的影响;② 高铁强化了沈阳和哈尔滨的主-副双核心铁路网络结构,使得拓扑网络的离散程度大幅降低,长春、大连等城市的网络联系中心性显著提升;③ 铁路交通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区域间不平衡性增强,吉林省成为东北铁路客运联系强度最高的地区;④ 大连市拥有特殊的门户城市特征,即对外联通能力强,但未形成足够吸引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人才流动网络结构演化

基于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加权有向网络模型,对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人才流动网络结构演化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规模迅速扩大,人才流动的数量和路径在迅速增加。②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呈“由中向西,自南到北”的空间格局特征,中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西流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北流向中国内地。③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分化为独联体社团、中国东盟社团、西亚北非社团、中东欧社团、南亚社团等5个社团。④ 中国内地和俄罗斯处于沿线人才流动网络的核心位置,东南亚、西亚和东欧部分国家处于边缘地带。     

泛长三角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演化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视角构建城市资源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探讨2000-2017年泛长三角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时空演化特征及城镇化的门槛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① 泛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呈逐年递增趋势,以“快速-中速-慢速”的节奏持续走高; ② 各城市资源环境压力均不同程度由低压力向高压力类型演替,并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 ③ 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及人口密度存在显著门槛效应,消费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对资源环境压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能源强度降低和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有利于减轻资源环境压力,而环境规制和能源消费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基于无尺度网络的中国城市医疗网络分析

根据城市统计中存在大量属性数据的特点,基于无尺度网络方法,根据2002~2014年中国城市医疗统计数据变化的相似性来建立城市之间的联系,得到中国城市医疗软件网络和硬件网络。在对两个网络对比和测试分析后得到：① 中国城市医疗网络是由20%高度城市代表的具有圈层聚类结构的无尺度复杂网络。② 中国城市医疗硬件网络比软件网络复杂和稳定。③ 中国城市医疗网络的结构和功能主要由强关系城市决定,弱关系城市对网络没有实质影响。可见,以无尺度网络方法来分析城市网络可以发现很多隐藏的问题。     

中国城市居民C2C网络消费的空间特征分析 ——兼论技术扩散与效率假说的适用性

以中国286个地级城市C2C（Consumer to Consumer,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网购指数为基础,尝试从宏观尺度分析中国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特征,并对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等级式空间分异规律。② 年轻人口比例、收入水平以及实体商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城市交通可达性对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③ 技术扩散假说和效率假说对中国城市居民网络消费水平的空间特征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发达城市居民的网络消费水平更高,这表明技术扩散假说在中国更具解释力。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研究

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3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信息数据,借助Ucinet、ArcGIS、Stata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特征、结构、演化、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知名高校和大型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重要的科学知识源和技术知识源,也是创新合作优先连接主体,与美国跨国公司、西欧中小企业是创新网络科技知识源的特点不同;② 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模式,创新网络结构的“小世界网络”特征越来越明显;③ 本市、境外是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地理邻近有助于隐性知识交流,在国内合作创新网络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邻近是促成境外合作创新的重要基础,进一步验证了Bathelt等学者倡导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假说;④ 提高网络地位、占据结构洞位置能够提升主体创新绩效;⑤ 创新网络内部作用机理的地域差异明显,网络结构根植性对发达地区创新一般有负面影响,地理邻近对发达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地理邻近却有利于欠发达中西部地区创新主体间的隐性知识交流,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因而,应引入“网络资本”来分析网络主体的创新绩效,弥补中心地理论中基于规模等级分析主体创新能力的传统做法。     

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网络评价及其生态修复建议

以广东省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源地,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析潜在生态廊道,通过增加河流与高速公路廊道形成综合生态网络（CEN）,并利用α指数、β指数、γ指数和成本比对CEN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由潜在生态廊道构成的基础生态网络（BEN）,α、β、γ指数分别为0.54、2.02和0.70,说明其能使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结构复杂化并形成有效链路;将河流廊道加入BEN形成河流生态网络,其结构更加完善,但因河流本身是两岸基质连通阻力较大的因素,其α、β、γ指数均比基础生态网络有所降低,分别只有0.33、1.64和0.55;由自然保护区、潜在生态廊道、河流廊道、道路廊道、生态节点组成的综合生态网络,α、β、γ指数分别达到0.68、2.34和0.79,说明道路生态廊道的加入,可以弥补河流生态网络的弱点,使网络形成良好回路,对生态网络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在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背景下,建议建设、修复生态廊道47条、生态节点52个,以改善自然保护区孤岛化,促进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物种交流,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为广东省的生态修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核心框架。     

春运人口流动透视的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

基于春运人口流动大数据,选取对外联系度、优势流、城市位序-规模分析等方法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 城市网络层级结构中蕴藏着位序-规模规律,但与理想的帕累托分布有所区别,城市规模彼此差异相对较小;② 空间距离与城市等级在城市网络联系中发挥支配性作用,保证了城市网络的层级性与有序性;③ 中国城市网络核心联系呈现“两横三纵”特征,该特征与铁路大动脉的空间分布高度吻合;④ 东部地区城市网络联系更加密切,而西北、西南地区则相对稀疏,基本上以“胡焕庸线”为界,而“兰新线”是突破这一限制的潜在力量;⑤ 中国东北地区未形成明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联系形成带状网络;⑥ 华北与华南地区的“灯下黑”现象值得警惕,缓解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是核心城市功能的对外疏散,加强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系;⑦ 带状区域发展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流行模式和中坚力量。总体上看,针对于揭示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春运人口流动数据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是城市与人口研究领域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重要数据源。     

东北地区旅游经济影响因素时空特征研究

从中观层面以东北地区41个市域为分析单元,选择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2004、2009和2015年截面数据,采用ESDA法分析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运用OLS和GWR模型分析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因子、消费因子、投资因子之间的关系,以此挖掘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的时空结构信息。结果表明：① 旅游经济发展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相关性逐渐增大;② OLS回归结果表明,旅游产业因子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强度最大,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始终起基础性决定作用,其次为消费因子和投资因子,后两者差别不大;③ GWR回归结果显示,模型3 a拟合优度均比OLS有所提高,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但分布规律不同;旅游产业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经历了西南部-中南部-东北部转移,向外围圈层递减;消费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由东北部向东南部转移,向外围逐渐递减;投资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则由东北部-中南部-东北部转移,向外围逐渐递减。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子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长江经济带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其时空格局,通过地理探测器筛选其主导驱动因子,基于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模型揭示主导驱动因子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各年份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呈显著空间正相关,但集聚程度逐年下降;②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空间分异格局基本稳定;③ 地理探测器剔除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两个初选因子;④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驱动因子作用力由大到小依次为环境风险、人地压力、排放强度、信息化水平、经济水平、产业结构;⑤ 各驱动因子存在特征不同的空间异质性,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全球COVID-19疫苗开发流通与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

本文利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OVID-19疫苗,简称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捐赠和接种数据,借助GIS等技术方法,在明晰全球新冠疫苗开发与流通格局的基础上,探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全球新冠疫苗开发格局呈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形成以西欧、北美和亚洲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美国、中国和英国等是新冠疫苗的主要开发国。② 全球新冠疫苗订购网络主要遵循定向扩展和不定向扩展两种扩展模式,订购联系总体上表现出早期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内部,随后逐步向外部亚非拉国家扩展的特点。③ 全球新冠疫苗捐赠网络以中国和美国为双核,美国主要向东南亚、南亚和拉美等美国传统势力范围或战略地位重要国家进行捐赠,中国主要向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进行捐赠。整体上新冠疫苗捐赠主要受捐赠双方联系密切程度、关系友好程度和捐赠国的国家战略需求及国际义务履行需要等因素综合影响,但不同捐赠国侧重点有所不同。④ 受全球新冠疫苗的开发、订购和捐赠格局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进程领先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但差异性正逐步缩小,中国的疫苗接种由相对较高水平区跃升至相对高水平区,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解析

论文基于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1988—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并引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粮食贸易的引力模型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全球粮食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呈快速上升态势,贸易增速年际波动较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多元化,但仍以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主。②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局部核心节点存在极化现象,但整体贸易网络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国家尺度,粮食贸易网络结构由“东西轴线”转向“多点放射”,逐渐从极化转向多元;其中,粮食出口网络核心节点不断增加,但区域粮食出口网络仍受几个核心国家主导;进口网络的集中特征逐渐弱化且更加均衡。③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价格差异水平、语言邻近性、空间物理距离、社会治理水平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该研究能丰富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升对全球粮食贸易的科学认知,并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能源竞合关系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     

全球城市知识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在科技全球化时代,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日益频繁,成为当代知识生产的重要特征.然而,鲜有从知识流动的视角开展全球城市体系的研究.基于2017年的高被引论文合作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地刻画了全球城际科研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拓扑结构呈现出以北美、欧洲和亚太城市的三极格局,...     

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全球城市是世界投资网络的管理和控制中心。加强对外投资网络建设有助于上海落实2035年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论文挖掘A股上市公司年报合并财务报表等信息,基于城市尺度建立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数据库(2005、2010、2017年),利用位序-规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集中于西欧、北美、东南亚、东亚等地,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吸引的上海上市公司子公司增加了155家。② 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呈现出先向国外中心城市等级扩散,再向其周边城市邻近扩散的态势。③ 上海对外投资的上市公司主要来自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其中制造业投资网络覆盖的国外城市最多。2005—2017年,上海制造业领域的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涉及的国外城市数量增长了102个。④ 社会邻近性、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等级、离岸金融中心以及方便旗国、海港对上海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网络的演变具有正向的影响。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结构及其演变特征

跨境并购是跨国公司实现全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利用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本文通过构建1997—2017年的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分析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拓扑特征及结构演变,主要结论如下：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境并购波动发展,网络拓扑指标呈现阶段性,其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跨境并购发展的重要转折点。②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服从无标度分布;并购方的“富人俱乐部”现象比被并购方更为明显,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减弱。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式结构,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北美与西欧双核主导向“全球三极”主导模式演变,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逐渐发展成为第三大核心。④ 世界各国（地区）在全球跨境并购网络中表现不一,可划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以及核心国家（地区）、活跃国家（地区）和潜力国家（地区）。⑤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参与跨境并购的活跃度较低。     

中国跨国城际技术通道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专利转移是国家和地区获取外部技术的重要通道,也是刻画技术流供求关系最直接的方式。基于全球—地方视角,本文建构了技术转移的跨国—国内城际双通道理论框架,融合社会网络、GIS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尝试刻画中国城市跨国城际技术通道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跨国城际技术通道网络的空间异质性显著但随时间逐渐减弱。② 跨国城际技术通道加速东移,从北美和西欧（以美国纽约湾区和硅谷地区技术创新中心、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等为核心）快速向东亚（以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和东南亚（以新加坡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扩展,中国对美国和西欧的专利技术依赖性明显减弱。③ 以北京、上海、深圳—中国香港、台北—新竹为核心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台湾北部四大创新集群成为中国跨国城际技术流的集散地和全球性技术创新枢纽。中国香港凭借跨国公司及分支机构云集及离岸金融低税收优势,技术中介作用不断增强并成为技术转移的首位城市,而中国台湾的核心作用不断减弱。④ 国内通道的规模、强度以及城际紧密度有利于跨国城际技术引进通道的扩展;此外,地方经济实力对跨国联系通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技术实力和对外经济联系程度则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疫情冲击下全球跨境电商物流韧性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新冠疫情给全球化进程带来巨大冲击,流动性被切断是其中重要原因,尤以物流延滞造成的物资短缺影响最为严重。作为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物流时效性和格局在疫情冲击下发生了重要变化。通过对全球疫情及跨境电商物流大数据的挖掘、计算和分析,从韧性角度对物流时效的时空异质性展开研究,分析物流受冲击变化的特征,以及韧性空间格局、阶段差异和时间过程,并结合定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物流时效性呈现“衰减波”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抵抗力阶段、恢复力阶段,以及韧性提升;北美、西欧的物流韧性相对较低,东亚及其邻近的中亚、中东欧、西亚、北非区域则相对较高,尤其是抵抗力阶段差异明显;全球物流恢复力指数普遍高于抵抗力指数,北美、西欧、大洋洲部分样本恢复力较弱;时间过程上可分为3个时期,并呈现出一定的空间传导现象：前6个月急速下降、艰难抵抗后平稳恢复,第7至第11个月整体向好、局部震荡,第12至第13个月全球小幅波动后较快恢复;影响物流韧性时空异质性的因素较为综合,其中物流网络关系、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相对显著。     

全球手机贸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运用Pajek、Ucinet、Gephi等软件,构建全球手机产业贸易网络,探究2001-2016年全球手机产业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过程。根据研究发现全球手机贸易网络呈现稠密化发展趋势,网络整体遵循“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结构内部不断演化和重组;全球手机贸易网络呈现由双核主导向多核演变,空间格局上形成由欧美日发达国家向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趋势;全球手机贸易网络的四大子群网络板块特征明显,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逻辑发生了变化,不对称相互依存替代军事实力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在此背景下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以经济实力改写世界政治版图。本文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以此构建中国经济权力评价模型,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经济权力的空间演变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明显呈现由过度集中于东亚、西欧和北美的三极格局向更加均衡格局转变,但全球对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依然集中在低纬度的亚非拉地区;②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高敏感区呈现出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推进的趋势,而高脆弱区域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转变的趋势;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已由周边扩展至全球,并向发达世界渗透,而同时期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却呈现收缩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