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武汉城市圈为典型案例区开展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实证研究。首先基于县域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和补充调查数据,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功能角度遴选出表征国土空间不同主题要素的24个指标因子,构建基于"要素—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从评价单元开始对10类空间二级功能进行比例关系表达,并通过BP神经网络方法评价三生功能承载力;最后引入双约束聚类法划定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区,并匹配相应的调控政策。研究表明:基于统一的功能分类和指标体系实现功能比例表达在不同尺度间传递;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可划分为3个一级综合功能区和7个二级综合功能区。研究成果可为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提供参考。     

武汉城市圈经济空间关联研究

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城市流强度模型,对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经济空间联系呈现一种"单核向心模式",即武汉是整个城市圈空间联系的引力中心和辐射源,圈中城市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外围8个城市与中心城市武汉之间的联系;2有"点轴扩散"的分布特征,即城市圈经济空间联系的密集区,主要集聚在沿江沿线分布的4座城市(仙桃、武汉、鄂州、黄石)之间。据此,提出优化武汉城市圈经济空间联系的对策建议。     

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空间分形研究

基于统计学和分形理论,对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的城镇规模级别分布维数、空间关联维数、空间集聚维数等分形维进行计算与分析。3项指标的相关系数都较高,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空间自组织现象明显,存在空间分形结构和分形特征;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具有规模分布较均衡、城市分布交通指向性明显、城市空间关联较弱、城镇体系内各城市向中心城市高度集聚等基本规律与特征。针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相关的优化调控措施。     

山坝分区视角下的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协调演化特征

开展国土空间功能协调分析是国土空间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根据山坝分区,基于“三生功能”视角,从各功能的影响因素出发,构建了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1995、2000、2010、2015年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进而探讨其在山坝分区下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协调度总体呈“黔中丘原区(坝区)高—环黔山区带(山区)低,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时间维度上坝区功能协调发展水平较山区快,且耦合协调度向高度协调发展;(2)国土空间功能两两耦合协调之中“生产—生活”山坝分异显著,且坝区协调类型两级分化严重;山区与坝区的生产、生态功能矛盾突出,表现出山区、坝区生产、生态空间博弈过程中2015年生态功能处于弱势地位;“生活—生态”功能协调较其它两组耦合协调水平低,但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且山坝差距逐渐缩小。未来应基于贵州省国土空间功能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发展规律,设计差异化的山坝优化路径,引导国土空间功能均衡、有序发展。     

基于CiteSpace的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研究进展

利用CiteSpace文献可视化软件和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分析1979—2020年CNKI期刊数据库中国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研究的662篇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其研究动态和发展脉络。结果发现：1）国土空间用途分区成果不断涌现,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总体可划分为土地用途分区（1992—2006年）、自然生态空间用途分区（2007—2017年）和国土空间用途分区（2018年至今）3个阶段,发文作者之间合作密切,形成具有规模的科研集群,“土地利用”这一关键词具有0.28的高中心性。2）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研究政策导向性强,内容不断深化。分区理论、分区体系不断优化;研究方法从定性或定量转变为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分区管制研究大多集中于现存问题发现、国外经验启示和分区实践研究3个方面。针对已有研究内容较为传统,科学验证研究不深,理论总结升华不够,以及对多学科融合和大数据的运用不足等问题,提出未来研究重点应包括：开展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相关理论研究,深化生态空间、海洋空间与乡村建设空间用途分区研究,结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构建需求拓宽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研究视角,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方法与技术的创新应用等4个方面。     

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国土空间评价分区研究

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是国土规划的核心任务,合理的区划方案是国土开发利用的基础。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结合河南省国土资源属性的多功能性,从社会、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入手建立国土多功能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模糊聚类分析法将河南省18个地级市分成4种类型区,并采用熵权法对各类型区进行功能评价。结果表明：重点发展功能区的各项功能评价值均居于首位;农业发展功能区的农业生产功能价值最高,其余各项功能相对较弱;综合发展区功能区的各项功能均不突出;生态优先功能区的经济、社会和资源功能受生态环境功能的影响最明显。通过对比分析,验证了构建的指标评价体系和分区方法基本可行,表明区划方案可对省级国土规划的编制和国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基于“双评价”集成的国土空间地域功能优化分区

“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构建国土空间的基本战略格局、实施功能分区的科学基础,为主体功能区降尺度传导、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国土开发强度管制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参数。以地域功能理论为基础,从人地关系演化出发,探索“双评价”的理论内涵,建立“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学逻辑,指出“双评价”集成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时所形成的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为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最优方案。以福建省、六盘水市为案例,将人类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转化为用地需求参数,通过降尺度的参数分解与测算,结合上位规划及政府与专家系统研判,确定总量控制、结构化控制、空间结构或战略格局控制等目标参数,并在“双评价”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指标、参数及阈值,逐步进行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着重考虑相邻区域功能冲突与协调、差异化的主体功能定位、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以及海陆统筹等区域特征,不断校核与优化。从数据的可获取性、数据集满足理论模型及评估方法的适应程度、可使用的分析方法及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尺度效应等方面,探讨功能分区方案不确定性及其解决途径,增强优化结果的鲁棒性,以此作为“三区三线”划定等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     

武汉城市圈空间演变的社会经济机制分析

城市化是城市圈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域空间演变的主要原动力。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构建城市圈空间演变的动力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PSS12.0软件,通过回归分析,以城市化变量表征城市圈空间演变过程,分析武汉城市圈空间演变的相关动力机制,得出城市圈空间演变表现为动态螺旋跳跃式上升曲线,是城市化、工业化、服务产业化、信息化、运输化等经济社会要素相互作用、共同耦合的结果,同时,各影响因子在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城市圈空间发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主导因子表现为工业化(1949—1965年)—第三产业化(1966—1979年)—市场化与制度化(1980—1989年)—多因素(1990—2008年)推动作用的变化过程。     

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农业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与建设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法等分析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圈层分布格局较为明显;2）其总体上属于集聚型分布,但不同区域的农业旅游目的地分布类型差异显著;3）其在空间分布形态上呈“片状与点状”并存的格局,不同区域的农业旅游目的地分布格局差异较大;4）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受城市等级、交通、河流以及区域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为明显,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对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影响的差异性较大,高速公路对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的作用突出。最后,结合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对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的生态转型与空间优化

借鉴生态学原理,视区域产业部门为种群,产业结构为群落,提出区域产业生态的概念体系;借鉴生态位方法,构建基于区域的市场生态位和基于区位的空间生态位,揭示区域不同产业种群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空间分布;据此,对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生态演化与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区域产业生态演化经历了形成、强化、退化和调整4个阶段。十一五期间,钢铁、石油等传统重化型行业市场生态位偏大,汽车、光电子等先进制造业偏小;空间生态位总体较为平均,黄冈、孝感和咸宁等周边城市初步形成适宜多种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基础。建设区域创新环境、培育区域创新文化,有助于区域产业发展的生态转型;构建复合集群网络、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有利于区域产业发展的空间优化。     

武汉城市圈城乡关联度分析

城乡关系是以流为载体的社会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了城市与乡村区域的动态演变过程,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子;城乡关联是城市与乡村地域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对区域发展具有制约性影响,探讨城乡关联度对促进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武汉城市圈城乡关联度,从产业转移与产业链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一体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武汉城市圈城乡关联与协调发展的主要对策。     

长江流域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综合评价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国土开发格局优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基础,开展长江 流域国土空间综合评价,可以加强和深化对流域国土空间合理开发的科学认知,指导流域治 理与可持续发展实践。根据“3步骤4原则”首次界定长江流域覆盖的县级行政区域范围,从 长江流域实际出发,采用Delphi与AHP方法,构建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以724个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的长江流域综合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结合专业知识与 GIS 空间聚类方法进行单因子分级评价,运用动态加权求和法建立测度模型开展综合评价,构 建耦合差系数模型进行人口-经济空间耦合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全流域开发约束总体水 平较高,高值区 (V~VIII级) 主要分布在上中游地区。开发强度和开发潜力的空间集中度高, 区域发展差异呈继续扩大态势。综合评价分级高值区土地面积比重为22.95%,表明适宜开发 区域仅占少部分流域国土面积;人口-GDP耦合差系数 (D值) 为8.70,流域人口与经济空间 耦合度较低;上中下游开发适宜性存在显著差异,适宜性高值区主要包括长江三角洲、合肥 与皖江沿线地区、武汉城市圈、荆州-宜昌长江沿线地区、襄阳-南阳地区、长株潭城市 群、南昌-九江-新余地区、成渝城市群、贵阳-安顺地区、昆明市及大部分地级城市。     

基于适应性循环模型的重庆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

明确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是有序实施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的前提与基础。重庆市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突出。本文以重庆市为例,探讨基于适应性循环模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诊断国土空间系统潜力、连通度和韧性3维属性的时空演变趋势,识别县域单元所处适应性循环阶段,划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并明确基于分区的生态修复策略。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重庆市国土空间系统3维属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当前各县域单元大多处于重组阶段、开发阶段和协调开发阶段,少部分处于保护阶段,尚未进入释放阶段。② 重庆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包含4个大区和9个亚区。总体而言,生态修复区应关注建成区的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加强环境综合改良与治理力度;生态提升区应逐步提高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标准,优化各类生态要素的协调度,提升综合生态效益;生态控制区应限制国土空间开发强度,降低人类活动干扰的负面影响;生态保育区应优化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加强生态保护区管理与生态问题治理。     

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分析与重组

运用区位熵方法分析武汉城市圈"1 8"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结合偏离份额分析法揭示出:城市圈已经形成以主导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一体化态势,但产业经济基础城际差异明显,形成一定圈层分异,内圈层鄂-黄-孝城市群产业经济发展较快,基本处于工业化初中期的较高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相对外圈层(其它5个城市)更有竞争力,核心城市武汉表现最为明显,处于"一极集聚"的产业格局,空间极化明显;产业结构以二产为主体,工业化构成城市圈整体的产业经济基础,一产局部占重要战略地位,整体竞争优势不明显,二、三产向"质量型"发展,具备较强劲产业升级拉动力.针对城际主导产业关联性不强、产业链群未能充分发育、区域产业经济一体化程度较弱的结构性问题,提出武汉城市圈"一核三圈三带四链"的产业格局优化重组战略.     

武汉城市圈创新体系的空间分析——基于区域规划的视角

区域创新体系是一种多主体、多机制、多空间层次的复杂系统,其空间结构是以产业集群为基本节点的多重空间组织网络.武汉城市圈的创新资源总量丰富、特色鲜明,但空间组织路径不畅、网络节点关联松散,致使区域创新能力空间失衡.区域创新体系空间优化的参考路径之一是构建基于市场联系的产业集群网络,通过武汉市的辐射带动,促进区域创新的空间均衡发展,提升城市圈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基于空间句法的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通达性演化分析

将空间句法理论与GIS相结合,基于1989~2010年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数据,定量分析城乡道路网发育的空间通达性演化规律:1 1989~2010年,城乡道路网拓扑连接位序-规模结构日益发育典型,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结构,高等级、高控制力的高通达性轴线发育水平较低,导致整个网络伺服效率和应对"拥堵"能力的低下;2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生长发育具有时空惯性,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和"等级圈层"复合结构;并生成两条带状城乡交通走廊和多个不同等级有序融合的"轴-辐"网络体系;3城乡道路网这种通达性等级空间格局与圈域城镇体系、交通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高速公路为代表的高等级路网发育水平,表现出复杂的共轭协调关系,表现出周期性和螺旋式的空间嬗变,是城乡道路网自组织生长机制支配,以及路网扩张和细分两种内力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     

武汉城市圈城市区位与可达性分析

武汉1+8 城市圈担负着“中部崛起”的重任,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空间格局 角度,结合最新的行政区划、基础地理数据库及其统计资料,利用GIS 空间分析方法,对武汉城市圈内部各城市区 位和交通可达性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与全省其他县市相比,目前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具有明显区位优势。 在圈内8 个地级市当中,孝感市具有最高的区位指标,而潜江、仙桃、天门等三个省直辖市区位指标较低。城市圈各 城市出行时距沿高速公路与国道以及各级道路呈放射状延伸。城市圈内城市间基本实现2 小时可达。武汉和孝感 市拥有最高的出行时距增长速率,天门、黄石和咸宁市出行时距增长速率较低,迫切需要加强其周边交通网络基础 设施的建设。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的空间结构复杂性

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区,借助ArcGIS9.3、Pajek2.7和SPSS16.0等软件,从节点重要性、可达性、集聚性3个方面定量揭示了复杂城乡道路网的空间异质性:①高度节点重要性呈幂律分布,表现出无标度性,低度节点重要性则基本呈钟型泊松分布,呈现一定的随机性,导致整个圈域节点的重要性分布曲线既不遵循钟型泊松分布也不遵循幂律分布,出现"涌现"性;节点度值空间分布较均匀,呈现点状特征和弱集聚性,具有明显间断性和跳跃性,表现出一定的"中心-边缘"和"等级圈层"的复合结构;②节点的可达性主要由网络平均路径长度、紧密度和介数指标表达,其中道路网平均路径长度较大,节点交通联系呈线状组织,遵循距离衰减律,成等级圈层分异,但受快速干道影响明显,空间收敛减慢,发生"摄动"变形,形成两条以南北京珠高速和东西宜黄高速为轴的城市交通走廊;节点的紧密度系数较随机网络小,但高紧密度节点在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呈现出一定的"中心-边缘"空间格局;节点的介数指标相对较高,呈现指数分布,空间分布较均匀,但仍呈现出一定的"等级圈层"分异;③网络的集聚性空间差异显著,形成多个大型网络社团,网络的聚类系数近似为零,局部呈现耦合性质,高聚类系数节点集聚成"半月形"展布,低聚类系数节点分布较为离散。     

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

城镇化实践中的城乡文化建设失衡已引起世人关注,城乡文化整合已成为文化地理学关注的新领域。在简析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的时空格局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城乡文化整合度的概念,并通过解析城乡文化整合时间维、城乡文化易感知人群、城乡文化信息流以及城乡文化最短传播路径,构建了城乡文化整合时空测度模型。综合运用熵权法、因子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从县（市）域尺度上,探究了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1980-2010年）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和时空发展模式。研究表明：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发展模式,即萌芽阶段的斑块式发展、形成阶段的波状式发展、聚散阶段的廊道式发展以及兴盛阶段的网络化发展,基本符合“点—轴”式区域社会经济扩展规律;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路网空间关联作用越强,城乡文化要素交流强度越大,城乡文化整合空间结构就更趋于完善的基本规律;城乡文化的空间结构发育程度还符合“核心区>受容区”的圈层分异规律。     

功能分区视角下的西安市发展空间分异

有效的功能分区是城市系统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本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系统 聚类分析方法, 在功能分区视角下将西安市九个辖区分为核心区、雁塔区、未央区、长安区、 灞桥区及临潼-阎良区六个功能区域。中心商务区主导下核心区商贸流通业发达,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与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区主导下雁塔区技术经济与文化产业特色鲜明, 经济技术开 发区主导下未央区工业经济特征明显, 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开发区与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强 化长安区科教文化发展方向, 浐灞生态区彰显灞桥区生态经济发展特色, 生态农业区、阎良 飞机城加快临潼、阎良两区传统农业发展转型。功能分区及发展空间分异是城市化与经济发 展、历史基础与路径依赖、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本底化与特色化等基础因子以及新经济与 开发区建设、宏观调控与政策导向等新型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 基础因子起缓慢影响与逐渐 推进的辅助作用, 新型因子起突变影响与直接推动的主导作用。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城市, 合理组织城市, 提供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