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中县域乡村集市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

论文以地处陇中黄土丘陵区的秦安县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运用GIS手段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了陇中县域乡村集市的发展演变过程、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近百年来秦安县乡村集市经历了“相对活跃”“曲折发展”“蓬勃发展”和“逐渐衰落”4个发展阶段,传统乡村集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呈现明显弱化趋势;(2)秦安县乡村集市的辐射半径约5～8 km,随着县域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集市辐射范围逐渐扩大,空间结构不断优化;(3)乡村人口数量、农村公路里程、各类机动车数量与集市贸易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邮政业务对集市贸易的影响在中、高分位点出现了明显的分化;(4)乡村集市的发展演变受到自然条件和诸多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多种因素共同驱动乡村集市发展演变。     

东北地区乡村性评价及时空分异

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并采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② 县域乡村性指数呈现南低北高,逐步极化的空间格局,且与其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呈现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县域乡村性趋于空间集聚,且随时间推移,低值和低值、高值和高值县域的空间集聚增强;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在空间上均呈现“北上”发展态势,温和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南下”的发展态势。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了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     

广东省乡村类型划分及乡村性评价的时空变化

为认识广东省乡村类型及乡村发展程度,依据产业的 GDP 比重划分广东省乡村发展类型,构建广东省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广东省内 67 个县级区域在 2001、2005、2009 及 2013 年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乡村性强度,分析得出了近 10 a 广东省乡村发展的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型乡村面积在各年份中所占比例均最大,农业主导型乡村面积在逐年减少,工业主导型乡村呈波动变化状态,商旅服务型乡村则发展较平稳;2）广东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下降,从 2001 年的 0.60 下降至 2013 年的 0.34,均值最低的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最高的为农业主导型乡村,变化最大的是均衡发展型乡村;3）广东省乡村性强度可划分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 5 个等级,近 10 a 中,弱与较弱等级乡村面积在大幅增加,中等强度的乡村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较强等级乡村则大幅减少,而强等级的乡村则逐渐消失;4）各类型乡村的乡村性强度变化有所差异,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的强度变化均为稳步下降,商旅服务型的强度则经历了稳定阶段后再下降,均衡发展型的强度下降变化较大。     

不同地貌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以江西省为例

在构建衡量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P-S-R模式指标体系基础上,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借助GIS空间分析软件,利用ESDA等方法,对江西省各地貌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针对各地貌区制约耕地集约利用因素,分别提出了今后耕地利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结果表明:两时段基于综合度的Global Moran’s I分别为0.16和0.30,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呈空间正相关,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在地域上呈现出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与区域差异性,且有不断加强趋势。总体上平原区的集约水平高于丘陵与山区的,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较高;各研究实体Local Moran’s I及Grid图,反映了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在局域空间上的均质性,即水平高、低区域各自集聚;LISA显著集聚四种类型中,正空间自相关的"H-H"、"L-L"占主体部分,时段Ⅰ二者约占总数的73.33%,时段Ⅱ则提高到80.95%。其中,"H-H"关联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北部平原区、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而赣东北、西北及南部的丘陵山区则表现出明显的"L-L"关联特征;平原、丘陵、山区三大地貌区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因素各异。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在梳理乡村性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微观尺度乡村性评价方法,并对江苏省金坛市分村域土地利用指数、人口聚落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城乡联系指数以及乡村性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市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联系特征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彼此差异明显;乡村性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显著的西部山丘地区高、东部城市周边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乡村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乡村发展的3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特色发展型、城乡融合型。     

苏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基于苏南地区土地变更调查数据,通过空间分析方法,对苏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市域和县域两个层面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驱动力,初步构建了驱动力机制。结果表明:苏南地区乡村聚落分布整体较为集聚,苏锡常地区村庄密度较高,宁镇地区呈稀疏化分布,村庄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规模面积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县域单元乡村聚落用地总体较低。在此基础上提炼总结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因子,包括政府调控、城镇化、工业化和交通发展等,并基于社会发展角度构建了驱动力机制。     

基于土地利用角度的镇域乡村性时空变化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为例

通过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的镇域乡村性评价体系,对广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26个镇域在2000年和2010年的乡村性变化特点进行探究。10 a间番禺区乡村性指数明显低于从化区,两区的乡村性指数均在下降,从化区下降幅度较番禺区大,镇域间的乡村性指数差异番禺区在逐渐缩小,而从化区则逐年加剧;2000年番禺区以较弱级别的乡村性为主,2010年则以弱等级为主,而从化区的乡村性等级下降明显,2000年仅有强和较强等级,2010年强等级消失,较弱等级出现;高程、二三产业比值、道路面积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是影响乡村性指数变化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基于土地利用角度开展镇域乡村性评价切实可行。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以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方略作为“一揽子工程”,为贫困乡村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驱动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加速重构。在对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内涵、特征及过程与机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同时,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实践加以实证,发现：①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是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多维、全面、快速重构过程;② 在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过程中,行政势能、精英下沉、市场链接驱动,要素整合、动力激发、规划引导、能力培育、制度保障机制协同,推动贫困乡村由“低水平贫困均衡”走向“良性发展均衡”;③ 精准扶贫以来,十八洞村经历了经济系统从“二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形态由纯粹的熟人社会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混合的半熟人社会转变;空间形态从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但与生态空间隔离的两大传统农业区组团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十八洞村的实践为理解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是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最本质的体现。     

空港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变及驱动机制——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空港经济区范围进行界定,并借助GIS 技术,综合圈层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区内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空港经济区范围逐渐扩大,由初期单向扩张转变为多方位扩张;圈层分化特征明显,临空指向度分析显示,随着临空指向由强而弱,企业集聚空间自机场中心向外围推移,行业分析显示,主要行业如航空运输业、运输代理业、道路运输业由内而外依次布局,而零售业作为基础服务行业,规模与各圈层企业规模高度耦合;企业热点区由点状向轴线演变,“南重北轻、东强西弱”格局形成。机场规模、机场区功能分区、机场区管制和临空指向等构成虹桥空港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内生动力,而集聚经济、可达性和城区方位构成外在动力。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相似文献   

基于空间界面视角的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新时期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新一轮剧烈的转型重构过程,而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和外向性特征显著,其发展动力也变得更加多元,因此采用更加综合和系统的空间界面视角探索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村域经济数据以及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集成乡村性指数评价、游动分割窗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界面的位置和影响范围进行定量识别与判断,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巩义市空间界面主要分为自然界面、人文界面两大类,其中自然界面又分为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由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组成。②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空间界面具有的多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其中,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     

农村居民点动态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

选取宜兴市为研究区,在GIS和RS技术的支撑下,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规模变化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对引起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呈下降趋势,变化速度逐年减慢,主要新增来源是农用地,主要转移去向是城镇建设用地;2在地形平坦、距离水源和农用地较近的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密集;3经济发展、人口减少、交通改善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西北干旱区水资源约束城市化进程的定量辨识——以甘肃省武威、张掖市为例

加快西北干旱区的城市化进程,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主要取决于驱动力和制动力的大小。通过西北干旱区典型绿洲城市武威和张掖的城市化水平、用水总量、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用水效益、人均用水水平等变化过程的定量分析和比较,发现水资源对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的约束作用,水资源约束力是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城市化水平与水资源利用关系对数约束模型的推导与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用水总量之间拟合方程的相关系数,可作为定量识别西北干旱区水资源约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指标。根据实际拟合结果,水资源对武威市城市化进程的约束强度为0.937,属于极强约束类型;对张掖市的约束强度为0.438,属于较强约束类型。     

甘肃省武威市绿洲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及其整治方略

以甘肃省武威市为例，从绿洲生诚系统熵变的角度，试图建立满足因子量化要求和适于综合评价属性的绿洲生态环境评价和调控方法，按照系统稳定度熵值的大小，对绿洲生态环境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根据各评价指标对系统稳定度的贡献，依次提出了绿洲生态环境的整治方略，以期对绿洲生态环境恢复和重建奠定科学基础。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苏南地区农村发展进程及其动力机制——以苏州市为例

苏南模式是以乡镇企业兴起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农村区域发展的成功典型,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深入分析苏南模式演进中农村发展历程和特征,对于认识农村区域发展规律,探讨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苏州市为例,深入分析了苏州农村发展进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978-2006年,苏州市GDP呈指数增长,年均递增14.4%,第一产业比重由28.1%降为1.9%,第三产业比重由16.2%升为32.7%,农村农业劳动力比重由75.5%降为16.8%,城乡收入比由1.27扩大到2.0(但远小于全国平均值);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就业人口增加,极大地推动了苏州农村城镇化进程。1989-2006年的17年间,苏州市城镇用地增加了4.7倍;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创新,构成苏州市农村发展的四大主导驱动力。     

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利用转换的人文驱动机制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随着区域土地利用研究的日益深入,区域土地利用的转化及其驱动机制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国内外区域土地利用转化的研究表明,人文因素是区域土地利用转化主导驱动力的观点已得到共识,但其驱动机制及其驱动力的传导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搜索和实地调研,揭示了90年代以来温州市土地利用转化的基本特征。指出土地利用转化的关键性人文因素主要是政策驱动力、经济驱动力与城镇化发展驱动力,这三种驱动力共同存在,相互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各自的主导传导机制。为此国家在实施区域土地利用宏观调控时,应当因地制宜,更加关注主导人文驱动力在具体区域环境下的重要程度及其结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