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以大连市为例

以土地利用中居住小区及房屋调查数据为基础、居住小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GIS技术和泰尔指数模型,对大连市居住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先应用GIS技术对居住小区容积率进行计算,其次将居住小区容积率划分为7个等级并对居住小区进行容积率分级,应用GIS软件生成空间分布图和等值线图,然后应用泰尔指数计算居住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测度指数,最后分析其形成原因。结果表明:1大连市居住小区容积率呈不同等级整体破碎、相同等级小范围集聚、邻近等级穿插结合的空间分布特征。2大连市居住小区容积率整体分异测度指数不高,极低和极高容积率等级的居住小区差异测度最大;全市四大区域中,中山区差异测度最大,甘井子区差异测度最小,四大区域的内部差异测度远远大于各区域之间的差异测度,是大连市居住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的显著特点。3居住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不同区位和房屋属性所形成的住宅类型指向、城市空间地貌对居住小区建设的制约、城市居住用地规划标准的宏观导向、城市地价对容积率的作用。     

广东省旅游住宿业碳排放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统计年鉴数据,利用脱钩理论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东省2000~2015年旅游住宿业碳排放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广东省旅游住宿业的碳排放耗能整体上逐渐优化,旅游住宿业碳排放与旅游收入总体上呈相对脱钩状态。(2)广东省各地市的住宿业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时序特征:2000~2002年随机分布;2003~2012年呈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的聚集中心(如HH聚集中心,LL聚集中心)在空间上发生了明显的位移;2013~2015年又呈随机分布特征。     

基于格网尺度的新城区可持续空间形态要素测度研究——以宁波鄞州新城区为例

基于城市形态学,提出良好的街道可达性、适宜的建设强度与建筑形态、足够的功能混合度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形态基础,以宁波市鄞州新城区为例,通过空间句法、空间矩阵、混合功能指标测度其城市空间形态要素,结果表明：1）鄞州新城区街道网络整体协同能力较强,建筑形态以中层板式及围合式、低层围合式、高层板式为主,单一功能用地占主导地位,完全混合用地仅占1.73%;2）鄞州新城区空间活力中值区占比最高,通过密度-形态关联性分析,其在多层高覆盖率的形态区间被屏蔽;3）功能混合、可达性、建筑强度及形态之间重合度较高,高容积率（>2.2）单元格中有64.54%聚集在可达性高值区,双功能、多功能混合单元有50.25%、85.71%聚集在可达性高值区,混合单元有公共设施用地时混合功能-可达性关联的效应更明显。     

基于土地开发强度的长春市城市空间效率分异研究

以地块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为基础数据,从土地开发强度这一微观视角出发,针对长春市建成区圈层式快速发展的现实,运用替代原理和竞租理论分析长春市中心城区1 460个地块的土地开发强度的分布特征,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的低效地块和“超效”地块进行判断,总结分异特征和原因。研究发现：长春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分布不符合替代原理,地块容积率的分布总体呈现“高-低-高”的环状分布特征;长春市城市空间结构组织总体上符合竞租理论,公共服务设施对传统竞租函数及其空间结构组织模式具有很大的影响;长春市在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低效与“超效”并存;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是低效地块和“超效”地块的主要用地类型,以商业、居住、娱乐、休闲、办公为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建设或许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矛盾。     

城市住宅小区容积率时空分异研究——以大连市内四区为例

以大连市内四区为例,将城镇地籍调查数据与互联网房产数据相结合作为基础数据,通过ArcGIS软件生成住宅小区点数据的空间分布图,对大连市住宅小区容积率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利用锡尔指数计算住宅小区容积率的空间差异量化测度指数,最后阐述住宅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的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2~2016年大连市住宅小区的数量在持续发展时期最多,平均容积率展现出波动上涨的趋势。② 区：大尺度包括冷炳荣住宅小区容积率整体上呈现出不均匀性和破碎性,局部又呈现出混乱性和复杂性,东部地区小区容积率分异比西部大。③ 中山区空间差异量化测度指数最高为0.831,甘井子区最低为0.125,西岗区与四区整体格局最为相近。极低等级容积率空间分异指数最高,容积率分异指数由两极向中间递减。大连市住宅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区域内,其对研究区容积率空间分异影响较大。④ 住宅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下垫面性质对住宅小区建设的限制、区位的优良性对住宅类型的指向、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的导向、极差地租与容积率的相关性、小区建设成本对容积率的影响。     

兰州城市建筑的空间分布

利用高精度卫星影象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采用GIS手段、景观生态学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利用建筑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等指标分别研究了兰州市各区、功能区、各组团、各圈层现状建筑的空间分布与组合,以及城市资产、土地强度的空间变化规律。结果表明：住宅、工业、商务三类建筑是兰州市建筑的绝对核心类型,空间分布均衡而广泛,且工业建筑向外围迁移过程中存在全域分散化特征：兰州市各区建筑用途复杂程度、多样性和均匀性由中心到外围大致逐步降低,优势度逐渐增加,组团分布特征显著而强烈;建筑更新具有明显的全域化和快速推进特征;建筑用途空间组合、建筑容积率由中心到外围的空间波动性较为显著：建筑用途多样性、建筑容积率等指标高或低的“插花”分布现象相当显著;住宅、工业建筑更新与空间分化是城市建筑更新、建筑用途空间分化与组合及其变迁的核心动力因素,单位制模式的影响依旧强烈和深刻。     

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化与空间转型发展态势

基于城市层面三次产业的产值数据,应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全面分析了 2003-2016年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转型发展态势.研究发现,2003-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空间中心均向内陆方向移动,且第二产业空间移动距离最大;第一产业空间离散化发展,空间聚集度减小;第二产业正在加快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空间集中化聚集发展,空...     

林地景观点格局的样带梯度分布与空间聚集特征——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为例

从点格局角度研究林地及其不同类型景观格局的空间分布特征,以探求空间异质性在林地景观中的连续变化和分布趋势.选取点格局密度和RipleyK函数,建立重庆库区生态屏障区不同样带和1997-2005年间林地景观的点格局数据库,以此分析林地及其3种不同类型景观的样带梯度分布和空间聚集特征变化.结果表明:①研究区林地景观点格局的样带梯度分布在整体上表现出空间极不均衡特征,中心点上游林地景观点格局密度呈“双峰”梯度空间分布特征,下游呈“阶梯”梯度空间分布特征;②在各级空间尺度和时间变化上,屏障区林地景观格局都表现出局部空间聚集分布,与1997年相比,2005年林地分布范围在扩张,且空间分布均匀程度在提高,而空间聚集分布的特征在减弱;③有林地景观空间聚集特征与整体林地景观接近一致,有林地的基质优势在减弱.灌木林地分布在空间上比有林地更为集聚,在时间上聚集程度也在加强.疏林地由于在空间上扩张速度快致使其空间聚集发生减弱,空间分散性更大.     

松花江流域(哈尔滨段)景观格局脆弱性变化及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通过景观格局敏感性、适应性及人口压力指数构建景观格局脆弱性指数,以松花江流域(哈尔滨段)为研究对象,在完成研究区域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三期景观类型提取的基础上,借助地统计学理论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2005-2015年区域景观格局脆弱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景观格局脆弱度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脆弱度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分别0.4761、0.3978和0.4671,表现为较强的正相关,Z-Score值分别为50.21、41.96和49.26,呈聚类模式的空间分布;2)景观脆弱度高-高聚集分布由中东偏南区域向中西部转移,低-低聚集分布区域未发生较大变化,但逐渐表现为深度聚集状态;3)三期景观格局脆弱性空间相关性主要受结构性因素影响,但自2010年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影响程度加深。     

西安市城市景观的正负生态系统服务测算及空间格局

综合测评城市景观的复合（正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评价不同城市景观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贡献,对优化、调控在城市化影响下的景观转换和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基于研究区的TM遥感影像和Erdas、ArcGIS 10.1软件对西安市建成区2013年城市景观的复合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测算和空间分析。结果表明：① 西安城市景观产生的负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远高于正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净生态系统服务达-12.71×10⁸元;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自然景观向半人工景观、人工景观的转变,导致景观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急剧下降,负向生态系统服务占主导,87.81%的土地复合生态系统服务为负值,仅有12.19%的土地复合生态系统服务为正值,以建筑用地为主体的城市景观体系必然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下降。② 西安市城市景观的总正向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整体呈现为研究区中心值低于四周,沿行道绿地、公园绿地等景观形成格网状、斑块状分布的高值区;总负向生态系统服务整体上呈现中心值高于四周,高值区较集聚,自然景观和半人工景观是维系城市正向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景观类型。③ 城市景观的空间分布基本上决定了复合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大格局,西安市各城市景观类型的空间组合与镶嵌状况,使得生态系统服务正负值呈斑块状、棋盘状交错分布的格局。愈向城市外围,复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越高;城中林地、绿地和水域分布的地方是复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网状高值区。     

大连市中山区城市建筑垂直特征对城市热环境效应的影响

以大连市中山区的遥感和建筑数据为基础,利用单窗算法和相关分析方法,研究2007年、2017年研究区的地表温度空间分异特征,以及地表温度与建筑高度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2007年、2017年研究区最低温度由22.497℃增长到29.015℃,最高温度由36.091℃增长到43.213℃。研究区北部、解放路和中南路沿线、青泥洼-天津街商贸集聚区附近温度明显增高。 2007年、2017年,研究区区域内建筑都有所增高,中山区北部和青泥洼-天津街商贸集聚区附近建筑明显增高,研究区建筑有向南蔓延的趋势。 2007年、2017年,地表温度与建筑高度呈现低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346、0.331。     

武汉市城市空间集聚要素的分布特征与模式

不同城市要素的集聚现象具有不同的空间模式,定量化研究城市要素集聚模式的差异和联系对于理解城市发展机理、合理制定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为例,获取不透水表面、商业服务业网点（POI）、人口、容积率、城市道路等城市要素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法识别城市主次中心,从城市要素的分布形态、集聚程度、集聚模式等来研究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研究发现,武汉市呈现“一主七副”的多中心结构,各城市要素从城市中心向外呈反S型的圈层递减。采用集聚度指数衡量城市要素的集聚水平,结果显示商业POI、人口密度的集聚程度最大,其次是容积率、道路密度、不透水表面占比。高度集聚的商业POI、人口密度呈现出点状模式与带状模式相结合的分布模式,中度集聚的道路密度、容积率呈现点状模式、环状模式与轴状模式相结合的分布模式,低度集聚的不透水表面密度主要表现为环状模式。城市中心的吸引、立体空间开发等促进了城市要素的向心集聚,交通干线、稀缺景观资源的廊道效应等重塑了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形态。     

广州市中心城区餐饮店空间分异与机制差异研究——基于传统店与外卖店的对比

O2O模式（Online to Offline）使餐饮店经营模式与空间分布发生巨大变化,餐饮店空间分布现象与机制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将餐饮店分为仅提供堂食服务的传统店和同时提供堂食与餐饮配送服务的外卖店,利用核密度、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半变异函数、标准差椭圆、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广州市中心城区传统店与外卖店的空间分异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2020年传统店主要集聚于自荔湾区多宝街道东至天河区石牌街道;外卖店呈多中心分布,以天河区天河南街道、冼村街道、海珠区江南中街道和赤岗街道为核心;二者在越秀区中部、天河区西南部、车陂街道、海珠区西北部等有多处高高集聚区。② 两种餐饮店空间分异较明显,易受随机性因子影响;外卖店较少分布在越秀区和荔湾区,整体分布范围较小,仅有很弱的空间自相关性,更多呈零散分布特征。③ 餐饮店空间分布受人口密度和餐饮店集聚的正作用;但受教育程度、路网密度、邻近高等院校、公交站、商圈等因素能提高外卖店比例,外卖店有更高店铺付租能力,更邻近地铁站和低经济密度地区,传统店则与其相反。     

芜湖市城市游憩商业区的形成及其空间结构分析

近年来,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的游憩功能愈来愈重要。城市游憩商业区（RBD）作为一种新的功能区,成为本地居民和外地旅游者进行旅游、休闲、娱乐、购物等活动的重要场所。建立了城市RBD的识别模型,据此界定芜湖市RBD的范围,分析了该RBD形成过程及空间结构,并探讨了其形成要素。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GIS空间分析技术为空间形态的精准判别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高分辨率Google Earth影像提取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密度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采用GIS空间分析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2,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且形成了交错式、零散式和集中式3种分布模式。②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需加强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③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与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2000―2010年广州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测度

基于广州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常住人口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单中心密度模型和多中心密度模型分析法对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广州人口空间动态变化表现为“内圈层（近郊区）快速增长、外圈层慢速增长、核心圈层（核心区）和外圈低速增长”,核心圈层的人口继续增长并向四周扩散,表明广州人口变动的郊区化现象明显,已呈现多中心特征,由200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2个次中心（白云区的新景街和海珠区的凤阳街）”演变至201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4个次中心（白云区的同德街、海珠区的凤阳街、天河区的棠下街和沙河街）”,次中心的人口集聚功能逐渐增强,对城市人口分布影响逐渐增大。     

城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和美团网评分数据,分析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结果显示:(1)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整体呈现核心-边缘格局,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和虹口区的交界处形成了核心集聚分布区。(2)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分布与高人口密度区、高房价地区、交通网络发达区、住宅小区、写字楼和购物中心等空间分布保持较高的契合度。(3)人口密度、地铁距离、小区距离、写字楼距离、连锁情况和房价水平等6个变量是影响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人口密度影响最大,房价水平和写字楼距离其次,地铁距离、小区距离和连锁情况最小,房价水平为负向影响,其余为正向影响。分析影响机理,以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身休闲需求,优化城市商业空间,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助力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目标。     

基于高层建筑布局的长沙市整体空间形象塑造

高层建筑的出现标志着城市空间与景观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也给人们带来一系列新的城市问题。以长沙市为例,分析了长沙高层建筑对城市整体空间形象的影响,从城市空间形态、总规层面与控规层面不同视角对高层建筑布局结构优化进行探讨。建构长沙"山、水、洲、城"整体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为"两圈、两带、一点、五廊",并通过城市整体景观视廊的设立、城市眺望系统的形成、城市两带天际线的塑造等思路来构建长沙"山、水、洲、城"城市整体空间形象,为城市规划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环杭州湾城市群土地利用的空间冲突与复杂性

土地利用的空间冲突与复杂性研究可为土地利用空间管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以环杭州湾城市群1990年、2000年、2008年和2013年四期遥感影像为例,分析土地利用系统复杂性、脆弱性及动态性,计算空间冲突综合指数。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等级表现为一般冲突>中度冲突>轻度冲突>重度冲突;空间冲突的空间格局呈现团状、块状及带状聚集模式分布,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冲突的空间自相关性减弱,并具有明显的边缘效应。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表现为均衡→打破原有均衡→出现空间自相关→出现空间趋势→形成空间自组织的演变规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从多核心向单核心模式发展,区域发展水平较高且发展趋于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