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计算——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以上海市为例全面了探讨城市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贸易对城市产业与最终消费部门碳排放及其减排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2007年上海市各部门的国内贸易隐含碳总量为68.97 MtCO₂,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42.31%;而其国际贸易隐含碳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为44.39和25.93 MtCO₂,分别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27.23%和15.91%。与此同时,2007年上海市最终消费的国内贸易隐含碳总量为13.63 MtCO₂,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8.36%;而其国际贸易隐含碳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为4.58和0.59 MtCO₂,分别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2.81%和0.36%。此外,上海市的国际与国内贸易隐含碳流入量和流出量等均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而在国内贸易中上海市贸易隐含碳的流入与流出上,流入上海的贸易隐含碳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河北、浙江、湖北、江苏和河南,接受流出上海的贸易隐含碳量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浙江、广东、江苏、河北和安徽。     

基于消费责任制的碳排放核算及全球环境压力

因区域间贸易而转移的碳排放对于全球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碳排放核算及其减排责任划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和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本文核算了全球39个主要国家基于消费责任制的碳排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全球环境压力的影响因素问题。研究发现：首先,从以净流出为主的中国和俄罗斯来看,尽管贸易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但随之会产生严重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而对于美国和欧盟等地区来说,这些国家或者地区通过全球贸易规避了大量的碳减排责任。此外,在全球贸易中,区域净流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越小,基于消费责任制核算的区域碳排放量就越大,故而在全球减排目标分配中承担的减排任务也需相应地增加。全球贸易隐含碳排放净流出量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亚洲和东欧等地,而净流出量最小的地区主要是以西欧和北美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为主。其次,就基于消费责任制核算下的全球环境压力而言,人口因素和富裕程度是导致全球环境压力不断增加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及逐渐提高清洁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推动全球节能减排、缓解全球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     

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研究

基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地区间投入产出表,从区域间产业转移和贸易的角度,对京津冀地区间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隐含的碳排放转移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量呈上升趋势,且天津与河北在制造业上的相对优势导致其单位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强度要远高于北京单位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强度。北京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天津碳排放转移的50%以上由间接贸易贡献,天津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北京的碳排放转移则多由直接贸易贡献。     

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空间网络及其隐含碳排放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区域间经济往来密切,其中蕴含着产业链的分工和隐含碳排放的流动,从而影响区域的功能协同和碳排放责任明晰。论文采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借助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了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地区间产业联系及其隐含碳排放流动关系,并分析了隐含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和地区,以期为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和“双碳”目标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存在有分工、缺协同、产业空间联系和隐含碳流动对重工业依赖性较强的特征。建筑领域产业链和机械设备制造产业链等重工业产业链是地区间产业联系的主要路径。(2)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生产环节薄弱。核心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产出占比始终高于中游,制造业至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网络联系薄弱。(3)从隐含碳排放的空间格局看,北京和河北分别是京津冀地区流入和流出隐含碳排放最多的省份,天津隐含碳排放流出量占地区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最高。在此基础上,论文从深化产业链空间融合、率先开展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间隐含污染转移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中的隐含资源和隐含污染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对中国区域间隐含污染转移的研究较为欠缺。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对隐含污染转移现象进行剖析,从地理学角度探讨了污染转移的模式;然后,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构建区域间隐含污染转移的评估模型;选取SO₂、COD、固体废弃物及重金属四种典型工业污染物,评估2007 年中国各区域本地最终使用中的隐含污染,及区域间隐含污染转移量,揭示我国隐含污染转移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整体上是隐含污染的输出地区,国内隐含污染转移主要是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向城市化率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实际上是东部地区通过区域间贸易将自身的污染排放负担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最后基于隐含污染转移格局,对区域污染物减排政策的制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京津冀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数据、2015年12月13日-25日百度迁徙数据及地理空间数据等多源数据,从人口分布格局与流动格局两个角度,探讨近年京津冀地区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2000-2010年,京津冀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由自然地理条件与交通区位因素影响下的人口疏密特征、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下的京津圈层特征,河北则缺少发育成熟的区域次级中心,京津冀地区人口普遍增加,且以人口显著增加为主要特征;② 人口普查的长时段迁移数据分析发现,京津冀人口流动活力增强,人口流入格局更为集聚;百度迁徙的短时段数据分析发现,北京是人口流入和流出的高热城市,天津是人口流出的较热城市,北京、天津、廊坊三地之间人口流动最为活跃,且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间人口流动较为活跃;③ 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特征、城镇发展水平、基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乡村化指数、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地理交通区位和地形起伏特征,是京津冀县域常住人口长时段内集散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短时段人口流动方向与数量还受节假日与季节的叠加影响。从城市功能、场强、网络及其演化的综合视角,更有助于深化人口集疏变化的地理研究。     

区域分部门贸易的隐含碳排放——以北京为例

碳排放增多带来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问题,碳减排责任的划分是各国争论的焦点,而国际贸易造成的"碳泄露"问题更是不可忽视。中国的碳减排责任最终要落实到省市区域尺度上,区域间贸易引起的"碳泄露"同样值得考虑。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法,分别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对北京各部门碳排放进行分析,并估算各部门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北京是一个碳排放净流入区域。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北京的碳排放总量分别是142.79 Mt和116.80 Mt。输出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为28.15 Mt,包括区域间调出和国际出口。输出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输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为54.15 Mt,包括区域间调入和国际进口。输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是建筑业。     

基于SBM-DEA模型湖南省碳排放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部湖南省为研究区域,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与Malmquist指数对2010~2016年湖南省14个市（州）碳排放效率和环境效率进行测度和空间差异分析,结果发现：① 从时间序列演化特征来看,除长沙市、常德市外,湖南省大部分市（州）的碳排放效率和环境效率偏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较大,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挥不足,部分地区在2010~2016年间的碳排放效率有所提高,但均低于10%的增长水平;② 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湖南省14市（州）的效率水平差异显著,表现为碳排放效率由中部地区逐步向边缘地区进行转移和提升,而环境效率的波动性较大,整体呈现出“分散-集聚-分散”的趋势。五大能源区域中湘东地区的效率水平较高,其次为湘北地区,湘南地区与湘西地区表现为空间互补型区域,湘中地区的效率水平提升则相对滞后;③ 从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二、三产业的作用效果不显著,生态环境、工业产业集聚和对外依存度对碳排放效率具有负向作用,技术进步则表现出积极的正向影响。最后,提出结合现有的政策引导和技术水平发展,充分发挥好各地区经济规模效应,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快速流动,推动技术进步成为节能减排的主要驱动等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研究

随着全球各区域的连通性不断增强,碳流动以及碳泄漏在全球碳减排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全球产业跨境转移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高碳行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这些国家进口成品用于自身最终消费。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本文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分析了生产碳及消费碳强度在全球的空间分布,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责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碳强度大都高于消费碳强度,且两者的差值大多高于“一带一路”区域外发达地区。全球95%以上的隐含碳净流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消费所引发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直接碳排放占比约为30%。考虑到跨国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承受了较大的碳排放压力。从消费者责任着手衡量各国家/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碳排放责任,并以包容性全球化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气候治理体系构建,可为长期难以达成协议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提供有效思路。     

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厘清贸易保护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既有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主要从供给视角出发,认为出口产品路径演化过程呈现依赖技术知识溢出的特征,忽略了需求视角的影响。基于中国海关库2002—2016年的数据,以中国出口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演化路径为研究对象,本文将供需视角纳入同一解释框架,补充需求视角下的外部市场关联以及需求市场的贸易壁垒措施作为外部力量,试图探究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如何作用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同时,中国出口目的地结构也在不断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拓展。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是出口拓展的主力区域,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是出口拓展的主要产品类型。② 中国出口市场的拓展进程呈现出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包括供给视角下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的路径依赖与需求视角下基于目的地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其中后者被长期忽视,但在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③ 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可有效地削弱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和外部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采用投资、区域合作等方式绕开贸易壁垒,实现出口产品与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与碳排放跨境转移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终要落实到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尤其是通过国际商品贸易转移的碳排放是在国家间分配排放配额时必须考虑的指标。基于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国际钢铁产品贸易中处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低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钢铁产品多为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强度大的初级产品。由于我国进出口钢铁产品在附加价值和能源消耗强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大量CO₂排放责任向中国净转移。我国学者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谈判、国际规则的制订中,从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层面合理界定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力争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确保中国的经济贸易利益。     

中国省区间贸易隐含PM2.5的测算及其空间转移特征

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共同而又有区别”的污染治理政策是实现区域联防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而随着省际贸易加强,难免导致污染物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本文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30省区间省际贸易隐含PM_2.5进行核算。结果表明,省际贸易隐含PM_2.5约占总PM_2.5排放的1/3,经济危机使得省际贸易隐含PM_2.5量变小,但贸易隐含PM_2.5在以生产计算的PM_2.5排放中的作用在增大。东部省区的省际调出贸易隐含PM_2.5主要由最终消费部分导致,而中、西、东北省区则主要为中间投入部分导致,在控制贸易隐含排放时,需对不同调出类型省区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省际调入贸易隐含PM_2.5主要由中间投入过程贸易隐含PM_2.5构成,越来越多的产品在不同省区间共同生产完成,区域联合治污显得尤为必要。东北、西部、中部省区由固定资本形成导致的省际贸易隐含PM_2.5比例要高于东部省区,可见政策导向也是造成贸易隐含排放的原因之一。需重点控制省际贸易隐含PM_2.5排放量较高建筑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除河北、山东外,东部省区均为省际贸易隐含PM_2.5净调入省份,中、西部、东北省区中则多为省际贸易隐含PM_2.5净调出省份。经济危机使得省际间净贸易隐含PM_2.5的转移量变小,但并未改变其转移趋势。净调入省区需相应的补偿净调出省区,或对其进行技术转移。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利用可比净出口指数、贸易集中度指数、Hilbert曲线、时空多元模式可视化、岭回归等方法,对1992—202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化进行分析,并解释其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结论认为：① 1992—202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体格局发生了转变,表现为对国际进口的依赖显著增强,猪肉、牛肉、玉米、高粱、油菜籽等众多农产品由出口转变为进口状态。快速增长的进口直接增加了国内食物的供应,提升了粮食安全水平。② 农产品进口呈现产品结构和空间结构双集中的叠加效应,这种效应使得重点农产品进口极易受美国、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贸易政策变化的不利影响;在出口方面,农产品集中度较小,随着与“一带一路”等地区国家贸易的发展,地理集中度也显著降低。较低的集中度有利于稳定出口的经济效益,保障出口部门农业生产的稳定性。③ 中国农业生产出现部分进口产品生产规模压缩的趋势,加上高度集中的进口结构,将使得国内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保障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更加脆弱。建议在坚持贸易开放的同时,优化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结构,引导形成合理的农业种植格局。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调整与中国香港贸易地理结构演变

以1997年中国香港回归为时间节点,从总贸易和高技术产品贸易两个维度,区分短期和长期效应,研究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对中国香港贸易地理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管制政策在短期抑制了中国香港从美国的进口贸易增长,阻碍了香港对内地的高技术输出贸易;在长期致使中国香港对美国高新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对其他未对港设限国家的技术依赖明显增强。中国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地理集中度明显增强。美国在中国香港的贸易地理地位呈现大幅下滑。内地在香港的贸易地理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Tracking embodied carbon flow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riven rapid growth of cross-border trade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eading to increasing inter- country embodied carbon flows. Multi-region input-output (MRIO)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embodied carbon flows between major world regions, including seven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R),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inten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embodied carbon flows are virtually all from BR region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95% of world net embodied carbon exports coming from BR regions.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induce about 30%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most BR reg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bear a high proportion of consume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arbon emitted in the latter. For this reason,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from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a production- based perspective is more equitable,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given a louder v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p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an inclusiv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