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个体与社区双层影响机制

小汽车出行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别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建成环境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社区建成环境及社区类型间存在关系,考虑三者如何共同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构建包含个体层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层建成环境与社区类型的多层Logit模型对工作日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其所居住社区建成环境同时对小汽车出行的选择起作用,且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与社区类型紧密相关,出行方式差异有76.32%是由社区因素的差异造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方面,更高的文化水平、更高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非集体单位性质和家庭存在更多未成年孩子的居民工作日小汽车使用率较高;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提高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商业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密度会降低社区居民工作日出行使用小汽车的可能,而社区周边更高的POI密度则会增多居民对小汽车的使用。两类因素关系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市场力量对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影响的增强,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会倾向选择同一类型社区,而相同类型社区拥有相似的建成环境。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并为通过对相同类型社区多层因素的调节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结构,进而缓解交通问题提供了借鉴。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性别差异视角下上海郊区居民工作日活动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时空间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关注城市空间利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对构建性别友好型城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郊区就业岗位和生活设施不足的情况下，郊区女性的日常活动面临更强的时空制约。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从活动地点的空间分布、数量、时间分配3个维度刻画郊区居民的工作日活动空间多维特征与性别差异，分析郊区社区建成环境对男性和女性活动空间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1)男性与女性的活动地点数量基本相似，但相较于男性，女性在工作日以家内活动为主导、活动空间范围更小且不同地点用时均衡度更低；(2)社区内活动设施、公共交通可达性、主观社区环境评价与女性居民工作日活动空间的相关性更显著。论文提出，性别友好的城市规划需要关注不同群体的行为模式，重视公共交通与生活设施配套，提升居民的社区环境感知。     

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通勤出行碳排放是城市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不同地理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差异,且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对广州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之后,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差异是由社区间的建成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中,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而且,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比工作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显著。对建成环境进行规划干预应更多着眼于居民所居住的社区以及与居民日常出行活动联系紧密的社区15分钟步行生活圈。虽然实证案例社区的选取可能存在局限性,但研究结论可为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居民出行行为转变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低碳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的影响——以开封市248个居住区为例

居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其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核算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通过POI抓取、空间句法、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开封市主城区成规模的248个居住区的建成环境特征,借助核密度和GWR等方法剖析居住区尺度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城市内部居民出行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居住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问题突出,外圈层快速扩张区域应作为城市碳减排工作的关键区域;② 居住区尺度能较好地揭示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路网设计、建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等因素对各类出行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差异较大,作用强度亦存在不同方向上的空间渐进规律;③ 根据出行碳排放结构及其对应的建成环境指标可识别出外层高密度欠通达低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高,内层低密度高通达高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低。研究结果可为居住区空间重构和城市碳排放的分区规划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广州城市道路网的社会分异——基于轨迹大数据的出行分布性别差异

社会空间分异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基于居住地和活动地的分异现象,缺乏对道路网社会空间分异的关注。本文以广州市中心区域为例,结合日常活动空间理论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手机轨迹大数据,研究不同性别群体日常出行的城市道路网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基于性别差异的城市道路网社会隔离指数高于居住地、低于就业地,在14:00—15:00时段达到峰值;不同性别群体在路网中的分布总体呈现不均衡的集聚特点,其中女性集聚程度更高;不同性别群体的出行分布和分异受到路网周边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物流运输业就业密度的提高、小学数量的增多或道路等级的提高都会显著提高男性相对出行量,而社会服务业就业密度的提高、菜市场数量或公交站点数量的增多以及到市中心距离的减少都会显著提高女性相对出行量,这些与个体家庭和职业分工的性别差异有一定的关系。本文通过理论假设和实证分析,验证了家庭和职业的分工决策是影响道路网出行分布性别分异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解释社会空间分异的重要理论视角。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和挖掘基于城市道路网的社会分异现象及其影响机制,并为完善道路网络及周围设施的布局与建设提供借鉴。     

生命周期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但这种影响对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来说是否存在差异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广州市居民划分为无子阶段、满巢阶段Ⅰ、满巢阶段Ⅱ、空巢期四个阶段,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研究建成环境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休闲体力活动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各阶段居民散步、中等强度、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的频率和时间差异显著,但休闲体力活动水平无明显差异。（2）由于各阶段居民生活方式和休闲行为不同,建成环境对其休闲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各阶段居民都受到康体设施密度的正向影响。此外,无子阶段居民偏好多样化且中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因此受POI密度和交叉口密度正向影响较大。满巢阶段Ⅰ与满巢阶段Ⅱ的居民受到家庭束缚较大,受建成环境影响较小。空巢期居民偏好于散步,受土地利用多样性的正向影响较大,土地利用多样性高的地区,空巢期居民出门活动的几率更高。考虑到各阶段人群特征及需求差异,应采取差异化的建成环境改善措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供给。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中心城区共享单车出行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为例

移动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面渗透融入社会生活,导致高度压缩的时间、空间和距离,重塑了城市居民行为活动模式。共享单车作为"互联网+共享"的新型出行方式改善了居民的出行方式。但既有成果对共享单车的研究尚不充分。使用摩拜单车1周的骑行数据,剖析广州中心城区共享单车出行轨迹的时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进一步探究建成环境的功能密度因素对共享单车出行的影响及程度。研究发现,共享单车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出行均具有明显的早晚高峰特征。公共交通站点POI密度、功能混合度、机动车道密度等因素的边际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不稳定性。研究能为共享单车企业提升运营水平和政府优化慢行交通环境提供参考。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中心城区共享单车出行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移动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面渗透融入社会生活,导致高度压缩的时间、空间和距离,重塑了城市居民行为活动模式。共享单车作为“互联网+共享”的新型出行方式改善了居民的出行方式。但既有成果对共享单车的研究尚不充分。使用摩拜单车1周的骑行数据,剖析广州中心城区共享单车出行轨迹的时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进一步探究建成环境的功能密度因素对共享单车出行的影响及程度。研究发现,共享单车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出行均具有明显的早晚高峰特征。公共交通站点POI密度、功能混合度、机动车道密度等因素的边际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不稳定性。研究能为共享单车企业提升运营水平和政府优化慢行交通环境提供参考。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广州城市社区居民出行行为

基于行为主义的视角,从微观的社区层面研究城市居民的出行行为。选取广州市的3 个城 市社区作为案例,以218 个样本数据库为基础,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分别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 型,拟合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其中居民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重点分析居民属性、居住 区位与居民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等出行偏好之间的关系。居民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 模型则模拟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结果显示：居民之间由于自身属性不同在出行选择和出行偏 好上存在差异,居民出行行为中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是根本,出行目的是关键,居民出行行为可 以概括为“属性决定目的,目的影响行动”。此外,居民的出行行为有其复杂的作用机制和决策 路径,居民的出行决策过程可以解读为性别决策子系统、年龄决策子系统、收入决策子系统和居 住区位决策子系统等4 个决策子系统,各子系统中路径作用的不同使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对居 民出行决策产生多重多向的效应,在复合系统的影响下城市社区居民表现出差异化的出行 行为。     

基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消费空间性别关系建构——以西安“世纪金花”购物中心为例

近年来,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转向身体、身份认同和象征空间等微观地理,消费空间的性别研究成为关注热点。文章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借助对典型消费空间的实证调查,考察空间性别化特征以及性别因素决定下的空间之权力隐喻关系,总结了人—地互动模式中的性别建构特征。研究发现,消费空间为女性提供了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见证了女性空间权的觉醒与实践,但女性仍受男性规训与控制;现代女性在消费空间中的行为延续了传统的角色定位,公共空间参与度并未显著改变她们的性别角色和在家务上的性别化分工;消费空间再现和建构的性别关系、性别地位是一种典型的隐形歧视,女性处于实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因此,空间和性别不可分割且互为构成,两性在消费空间中的表现实质上是性别权力关系的投射,折射出这一地理空间中两性的宰控关系。     

西安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步行交通公平研究

基于西安市公租房、商品房、传统街坊不同类型的社区,采集居民日常活动出行的调查问卷数据以及社区周边设施网络数据,构建可达性公平指数,评价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步行交通公平。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步行出行可达性与其月平均出行频率基本匹配,在社区基础型、街道满足型和城市提升型3类出行活动中,步行交通可达性越好的社区,其居民该类型活动月平均出行频率越高,说明居民出行频率和可达性的相关性较强,反映了居民活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建成环境的制约;(2)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日常步行出行存在交通不公平,公租房社区公平程度最低,商品房社区次之,传统街坊社区公平程度最高,在社区基础型、街道满足型和城市提升型出行活动中,传统街坊社区交通公平程度均为最高,公租房社区则为最低且公平差距最为明显;(3)社区区位、社区建成时长与居民收入共同影响社区居民交通公平,社区地理位置越优越,步行交通越趋于公平,步行交通公平程度随着社区建成时间的增长而提高,收入水平在区位条件的作用下对居民交通公平具有一定影响。     

基于日常购物行为的广州社区居住-商业空间匹配关系

结合城市转型的宏观背景,通过与居民生存需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日常购物行为来解读社区尺度的居住-商业空间关系,对社区商业服务设施的合理配建具有现实意义。利用入户问卷和商业设施POI数据,以日常购物出行距离来衡量广州社区的居住-商业空间关系,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验证制度及结构性因素、社区周边商业设施供给、居民购物目的地选择偏好和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四大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与住房制度变革、郊区化、业态变迁等制度-空间-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结果表明,广州社区居住-商业空间的匹配关系总体良好,1 500 m是评价这种关系的重要阈值,但郊区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四大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郊区的空间不匹配,并据此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建议。     

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多尺度步行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9年广州18个社区1 470份问卷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尺度步行环境（包括步行适宜性和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居民出行态度与偏好会影响通勤行为,但对居民肥胖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在考虑了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出行态度偏好后,居住地步行环境对居民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具有显著的负向总体效应。步行环境对居民BMI的影响具有尺度效应,社区尺度的步行适宜性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尺度的绿度、路网密度、地铁站密度和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等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均对居民BMI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日常活动视角下居民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以广州为例

中国城市化转型背景下,居民的公共健康成为城市地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越来越多研究关注健康的性别差异,但基于日常活动视角分析居民健康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的性别差异研究较为缺乏。因此,作者尝试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不同性别群体居民属性、建成环境、日常活动对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全职男性、全职女性与非全职女性的自评健康存在显著差异,得分依次降低;健康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日常活动受到更多约束,其健康更大程度受所住社区周边建成环境和日常活动的影响;女性亚群体之间的健康及影响路径也存在差异;在考虑居民健康性别差异的同时,需要重视就业状况对健康的影响。日常活动视角能揭示居民属性和建成环境对健康影响的路径,有助于理解居民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本文拓宽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对转型背景下改善建成环境,减少日常活动约束,关注健康的性别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大数据的上海中心城区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关系分析

运用大众点评数据、出租车到达数据与文化设施POI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在街区和街道层面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结构特征,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活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浦西优于浦东的总体特征;②街区和街道尺度影响城市活力的建成环境因素存在差异;③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人口密度对经济活力具有正面影响,过高的人口密度可能不利于社会和文化活力发展;增加POI密度、路网密度和POI混合度有利于城市活力的提升;建筑层数和建筑密度的增加会降低街区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但会提升街区的经济活力;交通可达性有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     

职住建成环境对郊区居民通勤方式的影响

郊区化带来的职住空间分离与机动化出行问题受到了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界的广泛关注。汽车依赖已经成为大城市郊区空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何减少汽车通勤比例、鼓励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化通勤,已经成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城市兴趣点数据（POI）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通过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周边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的影响,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长距离通勤对通勤方式产生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提升居住地的地铁站可达性、土地混合利用程度,控制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设施密度等措施有利于减少汽车出行,而建成环境特征差异对通勤方式的影响要大于对通勤距离的影响。通勤距离对通勤方式选择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对于步行和自行车通勤的影响最为明显。社区环境的提升应从增加设施多样性和公共交通可达性,营造良好的步行、骑行环境等方面来促进居民的绿色通勤行为。     

上海市民高档服装购物出行的交通方式特征

利用上海市民消费行为问卷调查资料,研究高档服装购物出行交通方式的结构特征、时空间特征以及居民属性和交通方式的相关性.居民高档服装购物出行总体上以公共交通方式为主,同时存在地区差异;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时间敏感程度较低,出行的时空间范围较广;各交通方式出行在空间上存在3个圈层结构;出行方式选择受到居民性别、年龄、收入、家庭结构的影响.     

西宁市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时空活动差异研究

以手机信令数据为数据源,研究西宁市居民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空活动差异及POI设施空间分布对居民活动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1)西宁市为单中心空间结构,居民在工作日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区域,而在休息日的分布较分散;2)在休息日,商业和交通设施对居民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居住用地在早上对居民活动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下午影响强度减弱),工业用地和公共用地在大部分时段对居民活动强度产生消极影响;3)在工作日,商业设施对居民活动的影响明显减弱,居住用地仅在晚上和凌晨对居民活动产生积极影响,而白天大部分时段出现消极影响,工业用地和公共用地在白天大部分时段会促进居民停留。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工作日和休息日居民在城市空间的时空活动差异及影响机制,可为城市出行空间和基础设施规划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