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认知反馈视角下北京郊区居民活动空间研究

行为转向与社会转向下个体行为模式分析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微观视角,然而以往研究关注行为决策与空间的关系,忽视了空间对人心理与认知层面的反馈作用。“神经转向”强调了人的心智与空间的关系,运用神经机制探究人的感知、情感、行为与空间的相互作用。论文在神经转向的背景下,结合行为主义研究范式,构建“认知—决策—反馈”的“人—行为—空间”闭环分析框架,在空间—行为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人脑的环境感知、经验学习、综合决策能力在重构认知与重塑偏好中的作用,并进一步从行为主体、空间行为的角度分析“空间—人”反馈过程。论文以北京市望京地区为例,采用深度访谈和活动日志分析方法对典型案例日常活动进行解读,结果表明,该框架能较好地解释个体短期行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空间图谱、空间偏好和行为决策在个体与空间互动中的中间作用。     

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论争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经济地理学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视角,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区位、空间与地方来进行,并以分析它们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中经济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而走向理论建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     

现代性语境下地方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以拉萨“藏漂”群体为例

现代性体验是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现代性以工具理性与社会进步作为终极价值取向,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规划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期实现持续的增长、稳定的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然而,现代化过程在赋予人类更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与压抑。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现代性的束缚,在那些似乎存在于现代性过程之外的、"落后"的地方重新寻找原真性的生存体验。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以长期留居在西藏拉萨的汉族"藏漂"群体为对象,探讨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如何实现对现代性的"逃离"。"藏漂"群体的身份认同,其本质是对西藏的地方性的建构。这一过程包含两个维度,即对西藏的地方性的想象与表征,以及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体验。一方面,"藏漂"通过一系列的表征与话语,将西藏想象为一个与内地在社会文化秩序上截然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体现了"藏漂"群体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展演,对文化身份同样起到重要的正反馈作用。研究认为:"藏漂"对现代性的体验,反映了现代社会内在的矛盾,而"藏漂"对地方性的建构与体验,对理解"他者"与"我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与居民幸福感——对江郎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主客互动理论,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山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遗产地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回答拥有地方性知识能否促进当地居民获得幸福感及如何促进幸福感获取的问题。研究表明,知识越丰富的旅游地居民越容易获得生活、工作、心理与人际等方面的幸福感,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对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且证明了主客互动能够在地方性知识与幸福感之间搭建桥梁,发挥中介的作用。文章在理论上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在居民幸福感形成中的作用,且从主客互动的视角解释了地方性知识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理;实践上,强调培养地方性知识和提高主客互动质量在提升遗产地居民幸福感中的重要性。     

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家园遗产演化与地方重构

作为地方家园的物质载体,建筑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呈现出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价值溢出,也因其现代性实践而凝聚了当地人心态秩序的变迁,重现了物的象征性沟通的性征,并随着实践场域的嬗变,呈现出物质价值与身份的重塑。传统吊脚楼形制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实践的场所主要分布在武陵山区,承载着物质、制度与精神多层次的地方意义。本文从物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时间—空间—地方”三元辩证的研究框架,动态地考察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家园遗产与文化主体的互动过程及社会秩序嬗变：(1)“物”的在场是其民间保留和时代传承的历史回应,承载着家屋文化与地方记忆;(2)“物”的式微与脱域是在现代性渗透下宏观力量与个体行为的博弈与融合,也是地方主体性的消解、协商与重构;(3)“物”的出场则意味着家园被置于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价值体系,让民族建筑的空间价值外溢,从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参与到旅游语境的交互中。更进一步,本文试图从地方性的视角探讨家园遗产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秩序重塑逻辑：(1)空间赋能：景观基因焕发空间价值的生产面向;(2)秩序重塑：社会动力激活空间价值的生活面向;(3)地方知识：多元主体共育空间价值的生态面向...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研究

在全球-地方频繁互动的今天,跨国/跨地方逐渐成为超高速流动的社会现实,移民与流入流出地的多元互动模糊了国与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边界,在目的地不断重塑社会结构和空间,在物质和符号维度赋予了地方不同的意义。族裔社区不仅仅反映了不同的移民群体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在空间上的互动,也将对多元化族裔空间的关注转移到社区、空间、领土政治甚至流动地缘想象,同时也将族裔社区空间纳入一个关系性的视角下。而传统上地缘政治视角对移民和族裔空间的关注相对有限。因此,本专栏主要讨论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具体而言,专栏首先回顾了地缘政治研究及其对流动性的关注和移民研究中的地缘政治面向,其次通过8篇文章讨论了不同尺度下多元的跨境移民及族裔社区营造与建构的相关研究,希冀从理论、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方面对现有知识进行补充,也尝试通过探索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需求服务。     

从技术中心主义到人本主义：智慧城市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5G网络、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的兴起,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潜力的参与式治理,引导高效的技术研发与运用,实现城市“以地方现实为基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智慧化转型,已成为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的重要与前沿议题。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智慧城市研究,为地理学者介入这一领域提供了理论工具。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将智慧城市视作由数字技术构成的物理空间集合,人本主义强调特定情境下的技术、社会(人文治理)与空间的互动。该视角呼吁对多方行动者参与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与治理决策的合作互动开展微观研究,以揭示智慧城市的共建过程与地方性驱动机制。论文梳理了国内外人本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认为该视角下的研究仍然沿袭“技术中心”或采用与之对立的“知识中心”立场,而缺少技术—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理解城市智慧化转型。论文提出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即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共生性、围绕技术研发的社会关系互动复杂性、技术研发与关系互动的语境化分析。探讨以上议题有助于理解智慧城市如何作为一个复杂地域系统,在人与技术的持续互动中发生转型,也可为未来中国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务川龙潭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地方性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空间治理的社区实践与正当性建构——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传统村落保护为例

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的传统村落保护为例,通过叙事研究展示了地方特性对空间治理实践的影响,探讨了空间治理正当性建构的困难及可能的解决思路。研究认为：① 空间治理的宏观意义与被治理社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政策和行政的正当性危机。② 不同政策措施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有不同作用,对抗性措施必然引发正当性危机,调和性措施往往难以有效建立正当性,共赢性措施是最佳之选,但其对于正当性的调节效果受限于外部条件,各种政策措施在地方特性的影响下均面临失效风险。③ 空间治理正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正确把握地方性政治互动方式,理解正当性在地方特性作用下得以建立或趋于消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情境适当调用对抗性政策措施、调和性政策措施和共赢性政策措施,从而建立良好的意义沟通和平等协商机制,使正当性得以长久维系。     

旅游地民居景观形态演变中的旅游地方化建构——基于地方口述史的哈尼蘑菇房案例

以云南元阳箐口哈尼蘑菇房民居为案例,运用地方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阐释哈尼蘑菇房形态衍化的旅游地方化建构机制。研究表明:1)哈尼蘑菇房形态演变过程中存在土木蘑菇房、砖混平房和旅游景观房3阶段地方性表征差异;2)旅游地方化是当旅游地的地方性受到弱化威胁时,地方风格重构的过程,资源、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多行动主体发挥着功能、机制、意象和知识建构作用,主体之间的作用力影响旅游地民居形态衍化方向;3)在旅游地方化过程中需处理好人居环境诉求与旅游地方化建构之间的和谐一致性,规避由于旅游化带来的超越地方性。     

尺度转换视角下易武斗茶会的构建与变迁

选取易武斗茶会为研究案例,以尺度转换为理论分析工具,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法,深入分析易武斗茶会的发展历程并展示推动其发展演变的多元社会主体的不同行动与实践。研究发现：① 易武斗茶会的演变过程中存在2种尺度转换的方式,一种是为迎合普洱茶市场细分而进行的尺度下推,另一种是根据地方发展需求而进行的尺度上推。② 易武斗茶会尺度转换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茶企的支持、茶农的配合以及茶客的偏好下共同驱动的。③ 多元主体的行动在推动易武斗茶会尺度转换的过程中满足了各自群体的利益诉求,地方依凭茶叶经济实现了本土发展。从节事的角度对中国茶文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为茶村如何通过地方性节事活动实现本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案例借鉴。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拉萨八廓街地方性的游客认同建构

地方性作为地方群体的主观创作,其结构随认同群体的差异而发生变化。为了初步探索地方性认同的组成结构,选择拉萨八廓街为案例地,从游客视角出发,通过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对拉萨八廓街的地方性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性游客认同探索性理论模型包括识觉空间、生活空间和主体空间3个主范畴以及自然独特性、人文独特性、自我效能、环境可管理性、一致性、依恋和自我尊重等7个副范畴;研究所开发的地方性游客认同量表包含7个维度共计23个问项,量表整体结构良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鉴别度;游客对拉萨八廓街地方性认同整体持积极态度,其中,识觉空间平均分最高,生活空间次之,而以主体空间得分最低;依据5种不同的理论结构设计成的5种竞争模型,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模型选择,并通过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对所选模型加以验证,认为模型5是地方性游客认同的最佳模型,同时证明了探索性模型建构的正确性。此外,文章还对拉萨八廓街地方性的游客认同这一概念使用的理论渊源及其与重点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概念模型建构的深化进行了讨论。     

个体-家庭地方认同迭代的生命历程空间叙事

在现代性构建和人的城镇化社会进程推动下,地方认同在发生转换和迭代的变化。与静态视角下地方认同的断面研究不同,论文基于生命历程和家的流动性的动态研究视角,以具有70 a时间跨度的个体-家庭为研究主体,对其地方认同随时空迁移的变化和社会意义进行了生活史式的跟踪解读。研究发现：在城乡迁移过程中,随着时空的转移和生活经历的层累,个体-家庭的地方认同发生了转换、迭代的动态变化。① 这一动态变化与家的流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流动中个体与家庭成员在不同生活区域的地方性产生了地方阻力与地方推力,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地方认同发生了迭代变化;② 社会环境与社会场景、家庭角色、文化适应与个体行为调整是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认同迭代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家庭类型变化和代际差异会影响到地方认同迭代发生的幅度。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与地方建构

酒吧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的代表,近年来迅速地在中国城市中扩散。欧美世界的酒吧与地方秩序、社会问题联系紧密,第三世界的酒吧经常被西方学者作为西方的文化飞地,地方权力集中的代表。运用克里斯威尔的“不得其所”为概念框架,以中国沿海城市宁波的一条酒吧街老外滩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观察中外消费者的不同消费行为及空间选择,探讨中国酒吧街的权力结构,试图找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语境的地方权力建构路径。所得结论如下：①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现象表现为：中外消费者在选择酒吧上是空间分离的,而且在中国消费者存在的酒吧并不欢迎外国消费者,这一现象建构了酒吧街的地方性;② 参与老外滩地方性建构的主要力量是中外消费者,其中中国消费者在建构地方性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不再将酒吧街作为外国人消费的场所,也排斥不属于自己群体的其他人;③ 与西方研究多认为第三世界酒吧是西方的“文化飞地”,消费者通常是西方人或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地精英,其他本地人被隔绝在外不同,宁波老外滩的酒吧呈现出一种中国消费者“反隔离”西方消费者的现象。     

定性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

定性地理信息系统(定性GIS)是西方人文地理学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集成了定性和空间元素,更全面地阐明空间背景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这种多元要素的整合,可以表达人们生活空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展示生活路径的三维可视化细节,实现可视化社会空间过程。本文试图梳理西方定性GIS的方法论并探讨其在基于情感表达的个体数据采集分析、基于混合方法的可视化活动空间研究以及基于多重互动视角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定性GIS包含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多重含义,使得研究者可以从多个有利位置观察问题并参与其中,有助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理论创新,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可探索空间。最后,从学科建设、方法论拓展、研究成果表达和研究议题选择等方面对中国开展同类研究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