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共生空间的类型识别及其特征分析

以ZG市公共空间盗窃、入室盗窃、寻衅滋事、接触诈骗、抢劫抢夺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K均值聚类法识别不同类型的犯罪共生空间;并通过决策树模型分析了不同犯罪共生空间的特征。结果表明,ZG市犯罪共生空间可划分为4种类型：① 无犯罪类型共生区;② 公共空间盗窃和接触诈骗犯罪共生区;③ 所有类型犯罪共生区;④ 入室盗窃、寻衅滋事和抢劫抢夺犯罪共生区。城市中各异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犯罪机会,而且各类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之间存在着条件交互性作用。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的联合防控策略和实现有限警力的合理布控并且提高执法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     

地理学视角下犯罪者行为研究进展

犯罪地理学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关注犯罪现象的格局、过程与机理,沿着“揭示问题、服务安全、解决问题”的思路,去破解复杂的社会难题,并在公共安全和犯罪防控领域贡献力量。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从犯罪出行、犯罪空间决策、重复犯罪三大研究主题出发,综述了国内外犯罪者行为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国外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如：①犯罪出行方面发现了就近掠夺和外出犯罪的空间模式;不同犯罪类型的出行距离存在显著差异;以及犯罪出行距离受犯罪者个体特征、地理特征、犯罪收益和情感因素的影响。②犯罪空间决策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犯罪者空间意识的影响。③重复犯罪存在时空聚集性和时空临近性。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理论与经验引介,犯罪时空分布、形成机理与空间防控,以及犯罪模拟与预测方面,而地理学视角下犯罪者行为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有许多空白亟需填补。总体而言,在犯罪者研究领域,仍存在以下3点不足：①在犯罪出行方面,综合的视角不多;②在犯罪空间决策方面,尚未涉及犯罪空间决策的时间差异及形成机制;③在重复犯罪方面,尚未考虑过去的犯罪活动和经验。最后,论文从视角、内容、方法及应用上提出未来的研究重点：注重综合性视角的实证分析;开展针对犯罪团伙的研究;合理利用大数据分析犯罪者行为的规律、过程和机理,避免导致推理错误;注重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满足国家社会治安的重大需求,并提升犯罪地理学的学科价值。     

武汉市传销犯罪点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建成环境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传销犯罪数据及与城市建成环境相关的POI数据,以传销高发城市武汉市为例,采用最近邻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和地理探测器对武汉市2012—2019年传销犯罪点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建成环境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武汉市传销犯罪在空间上集聚分布,呈现"市中心聚集"和"多中心"的特点,形成了东西湖区、黄陂...     

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空间结构及其影响机制——以城市110警情为例

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是城市公共安全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规律和特点。本文基于2006-2011年北京市110警情治安数据,结合GIS的空间密度分析方法,刻画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的空间格局,并进一步探讨其空间分异机制。研究发现:①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状况明显改善,犯罪空间形成小集聚多分散的演化特征,形成了多个警情高发的集聚区;②北京公共安全空间变化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和差异性,形成西北—东南的极化现象。③不同的犯罪类型其空间分布特征也不同,不同的犯罪类型都存在明显的、各具特色的空间分异特征。④从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空间分异机制来看,经济功能区、人居环境、交通、流动人口和居民居住环境安全感等要素差异会引发不同的犯罪类型和形成不同的犯罪集聚区。本研究可为首都社会治安防控的空间管理策略和城市公共安全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进展与启示

城市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关系是城市系统人地关系在健康领域的一种现实表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乎城市公共健康的发展与管理水平,是健康地理学新近研究热点。论文基于地理学空间视角,从空间组织、空间格局、空间功能3个维度论述了国内外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国外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① 理论与方法上,社会生态理论应用最为广泛,不断被修正和拓展。而基于移动-活动行为理论的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关系研究日益成为新视角。同时,一些复杂计量回归模型、空间回归模型得到较多应用。② 实证研究上,重点关注城市建成环境空间组织、空间格局、空间功能一系列特性对不同人群身体活动水平、类型的影响。空间组织上主要集中在交通组织、绿地网络等组织类型,以及可达性、连通性等空间联系的影响研究。空间格局上强调能级差异下建成环境要素集聚多寡,空间外部几何形态表征、指示对身体活动产生的相应影响研究。空间功能上多探究混合性、单一功能构成和主客观功能品质的影响研究。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体育学等领域,尚处于初步介绍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少量实证研究阶段,缺少基于本土的理论提升及典型案例研究。最后,论文从理论、方法、实证上探讨地理学视角下未来研究重点：基于“天人合一”理念的理论提升;基于多源数据融合和时空计量的研究新方法;基于虚实交互空间和本土语境下的实证研究。     

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及社会解组的调节作用——兼论街道眼理论与防卫空间理论的适用性

为揭示街道眼与防卫空间理论的分歧源头和适用条件,论文以北京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整合法律文书、定位服务、街景图像、兴趣点等多源大数据,将犯罪机会与社会生态理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以及社会解组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密度、功能混合度、路网密度、沿街通透性等可渗透性特征与盗窃密度整体呈现正向关联。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社会生态分异而变化,随着居住不稳定性、途经人员流动性、就业人员流动性、人口异质性、社会经济弱势地位等社会解组程度的加深,可渗透性环境的犯罪引致作用将不断放大,防卫空间理论更具适用性。而在社会结构稳定的社区中,街道眼能够发挥自然监控作用,街道眼理论的解释力更强,现实生活中该类社区仍属少数,盲目采用新城市主义设计方法恐会加剧安全风险。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影响机制研究

采用城市POI、手机信令数据及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以深圳市为例,构建城市活力度量指标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特征。构建“5D”指标体系度量城市建成环境,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深圳市城市综合活力显示出“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综合活力最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活力。2）城市综合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均受到建成环境的显著影响。高POI密度、高建筑密度、高平均建筑层数和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城市活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居住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路网密度等交互作用对城市活力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4）在影响机制中,建筑密度、平均建筑层数为底层支撑因素,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为直接驱动因素,居住人口密度为诱发因素,距行政区中心距离、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地铁站点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为调节因素。     

加拿大爱得蒙顿市犯罪问题的地理研究*

运用GIS技术和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加拿大爱得蒙顿市各类犯罪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发现：城市犯罪分布的空间差异异常明显,城市内部存在少数极端的犯罪高发区;犯罪的空间分布遵循距离衰减规律,表现为距城市中心越近的地区犯罪发生密度越高,距城市中心越远的地区犯罪密度越低;犯罪发生密度与居住人口密度成正相关,即居住人口密度越高,越容易诱发犯罪,但不同类型的犯罪与居住人口密度的关联程度不一样;不同用地性质的区域犯罪发生密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各类用地中,商业区为城市犯罪的高发区。     

兰州市蔬菜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蔬菜市场是城市地理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布局是落实城市“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环节。选取兰州市主城区蔬菜市场为研究对象,采用2020年兰州市蔬菜市场POI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借助核密度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两步移动搜索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地理学视角利用大数据分析兰州市蔬菜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蔬菜市场的空间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特征,综合性大型超市在兰州市主城区的分布较其他类型更加均衡且分散,大中型农贸市场及蔬菜零售店的分布较为集聚。（2）蔬菜市场在数量规模上呈现出“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综合性大型超市呈斑块状分布,大中型农贸市场整体呈岛状分布、多中心格局,蔬菜零售店的空间分布形态呈斑点状分布。（3）蔬菜市场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聚类趋势。（4）兰州市蔬菜市场的可达性整体较好,安宁区、西固区的部分街道可达性偏低。（5）兰州市蔬菜市场空间分布以多因子交互影响为主,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口因素、交通因素等。最后,指出蔬菜市场空间分布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在加强兰州市蔬菜市场空间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等方面提供参考。     

不同收入群体的城市安全感地图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随着人们需求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提升,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日益重要。同时,作为环境感知的一种,安全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尊重并满足不同群体的感知需求。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居住社区的安全感问题,针对居住区以外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因此,本文基于在广州市采集的114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获取被调查者对中心城区最担心被偷及被抢（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分别按高、中、低3个收入群体汇聚形成安全感地图,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讨论环境因素对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格局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1)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在3个群体的感知中均为高风险区;(2) 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感知空间与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较显著;(3)对3个群体的安全感均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土地利用多样性与道路交叉口密度;(4)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     

Fear,crime, and space: The case of Viçosa,Brazil

Crime is both a factual and perceptual component of the urban landscape, seemingly both a societal pathology and the consequence of economic disparity between social groups. Crime has a spatial structure that can be revealed by mapping. Urban crime has a spatial multiplier effect that changes the values and perceptions of how people see urban space, and which jeopardiz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a city's inhabitants. In this research we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geography of actual criminal acts is echoed by peoples' perceptions of crime, what might be termed their “spaces of fear”. We ask how the fear of crime is associated with reported urban crime. Urban crime incidents have been increasing in Viçosa, Minas Gerais, Brazil. We assembled crime information about Viçosa from two sources: first, crime as reported to the police and second, crime as perceived by city residents and measured by surveys and interviews. Reported criminal acts reveal a clustered geography,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the Downtown area, where there is a concentration of urban wealth and potential victims are more numerous. Offenses against property were focused on Downtown, while offenses against the person were located mostly in peripheral areas. The widespread feeling of insecurity in the city's neighborhoods, reflecting the fear of becoming a victim of violence and crime, was common throughout the city. Results confirmed the conclusion of past studies showing that the fear of violence and crime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increasing numbers of criminal reports. Sites with higher incidence of crimes are not plac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fear. Rather than being geographically explainable “spaces of fea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ear of violence and crime appears to be unrelated in Viçosa, and neither is clustered or dispersed in any measurable way.     

功能区视角下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相关性——以H市市辖区为例

以H市市辖区为例,基于POI数据识别城市功能区,并结合NPP-VIIRS夜光遥感数据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数据,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从整体及不同功能区角度探讨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上,H市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形成“一主一副”的犯罪热点,且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存在空间异质性关系。2）大部分功能区在全局Moran’sΙ上表现为正相关。在局部LISA聚类上,只有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商业用地的高-高聚类多数分布在一环及二环以内,低-低聚类多数分布在城市外围及边缘地带,高-低聚类与低-高聚类则零散分布在二者之间的区域;居住用地的聚类情况呈现南北区域差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则由于报警地点与实际案发地点可能有所出入,因而结果可信度降低。     

中国犯罪地理研究述评

当前社会犯罪问题严峻,以空间为视角的犯罪地理研究因其独特的综合性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三大数据库中获得的期刊文献为基础,对中国犯罪地理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在对国内五大研究主题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犯罪地理学的发展动态。总体来看,在过去的25 年中,中国犯罪地理研究逐渐起步,发展趋势良好,已经吸引了来自地理学、法学与警务管理、城市规划、应用数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尽管研究焦点各有侧重,但始终注重对国外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引入,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分析、情境预防、CPTED、PGIS的诸多防控对策。在犯罪时空分布特征、犯罪发生诱因等方面,研究范围宽广,但研究深度有待加强。未来中国犯罪地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学界应充分重视城市犯罪与农村犯罪、犯罪与微观环境的互动关系、犯罪主体的行为空间等研究,并积极探索虚拟犯罪模拟新技术的应用。     

论城市犯罪的空间防控

犯罪是当代城市最大的社会问题,对犯罪实施有效的空间防控是解决城市犯罪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对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理论辨析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城市空间环境的形态布局、空间盲区的综合治理和空间地域的防控管理等犯罪空间防控的主要实施途径。     

接触型与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稳定性对比及其联合防控——以盗窃和电信网络诈骗为例

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风险地形建模的毒品犯罪风险评估和警务预测

犯罪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研究犯罪问题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以及产生犯罪的社会、地理、生态、环境等因素。风险地形建模是美国学者研发的空间风险评估和警务预测技术,已在全球六大洲45个国家和美国35个州得到了独立测试和验证,被广泛应用于警务预测、国土安全、交通事故、公共医疗、儿童虐待、环境污染、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在毒品、纵火、爆炸、强奸、抢劫、盗窃等犯罪研究领域更是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文运用犯罪热点分析和风险地形建模,以长三角地区N市毒品犯罪为研究对象,对该市2015年毒品犯罪的危险因子、空间盲区、风险地形进行分析,探索毒品犯罪的生成机理和演化规律,并对2016年毒品犯罪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N市毒品犯罪呈现明显的犯罪热点和冷点;出租屋、酒店、车站、ATM机、停车场、娱乐场所、城市快速路、网吧是N市毒品犯罪的风险性因素。风险地形建模能较好地预测毒品犯罪。公安机关禁毒部门应据此进行严密管控,逐步限制、消除犯罪产生地、犯罪吸引地、犯罪促进地的生存土壤和条件。     

贵州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拐卖儿童犯罪作为一种影响恶劣的社会现象,已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侧重宏观分析,当前亟须聚焦犯罪热区作精细解析。本文以中国拐卖犯罪主要源区贵州省为研究区,采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计量等方法,揭示被拐儿童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拐卖儿童犯罪的多维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6岁男童为核心受害对象,拐卖导致的儿童迁移以城乡间交叉流动为主。② 犯罪在1944—2018年间呈“中段高发、首尾低发”态势,空间上集中于贵州西北半壁,尤以贵阳为最,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人员流动频繁的开放型空间。③ 犯罪路径以“黔入东部”和“川滇入黔”为主,以省内跨市流动为辅。④ 犯罪主要受人口自然变动、生育政策、流动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