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居民国内出游力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主成份分析法,对影响居民国内出游力的新因子作了分析。得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能力、区域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外向性、行业从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活力是影响国内居民出游力的主因子。通讯条件、外资企业职工收入、进出口与外资利用额、科研、金融以及文化娱乐等行业在内的各行业人员规模与结构等成为新时期居民国内出游力的影响因素。利用聚类分析法将中国居民国内出游力划分为5个层次。通过对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文章最后对因子分析过程和具体方法的选择做了与文章内容相关的总结。     

广东省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地区差异分析

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广东省居民的潜在国内出游力作了地区差异分析，得出对居民潜在出游力影响最大的3个因子，验证了吴必虎等提出的结论，同时还提出了户均人口和农业人口百分比对潜在出游力的影响。根据21个地级市的因子总得分进行聚类分析，得出广东省内居民潜在出游力强弱的5个不同级别的地区，指出了目前广东省居民潜在出游力最强的地区，这对于各旅游目的地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在广东地区进行促销宣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的空间分异格局

基于城市不仅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是目前中国主要的旅游客流产生地,以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中的39个城市为空间单元,选取18项指标,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潜在出游力进行主成分和聚类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的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实力、城市规模辐射、城市规模集聚、城市人口素质等是影响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的四个主要因子;②中国城市居民潜在出游力的空间分异格局为“四、三、二、四”,即39个城市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存在北京、上海、广深三个极点,沿海与内陆两大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空间分异带,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四大游客流产地;③经过与城市居民的实际出游力进行相关分析,模型得到了充分验证。城市居民整体出游力空间分异格局的研究对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各地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亚健康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出游行为及偏好研究

以湖南省长沙市居民为调查对象,用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方式获得基础数据,通过对不同健康状况人群属性结构的比较分析,结合相关研究,把人群分为健康人群、生理亚健康人群、心理亚健康人群和双重亚健康人群四大类,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频度分析四类人群的旅游休闲消费特征和偏好。研究表明,四类人群在出游频率、出游花费、信息渠道选择、出游方式、出游时间、住宿选择和旅游功能偏好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基于人格特质的城市居民出游行为偏好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基于人格特质这一视角,结合旅游消费者购买决策程序理论,探讨和研究城市居民的出游行为偏好。首先,运用5因素人格特质量表测量了武汉市居民的人格特质,在此基础上运用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将潜在旅游者细分成不同人格特质类型的人群,其次,运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等方法具体分析了不同人格类型的武汉市居民在出游行为偏好上的差异性,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基于人格特质这一心理变量,可以把武汉市居民细分成外向随和型、严谨含蓄型、开放时尚型3种不同人格类型的人群;不同人格类型的潜在旅游消费者在出游行为偏好上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高速铁路对城市居民出游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近年来,新兴的高速铁路交通对我国居民的出游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449份问卷调查资料,研究高铁开通后南京城市居民的出游行为变化及其对高铁旅游响应的群体性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高速铁路对城市居民的出游时间、出游方式、出游距离、出游地点、出游频率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根据对高铁旅游响应程度的差异,可将受访者划分为高铁旅游积极者、中立者和消极者3个群体,南京城市居民对高铁旅游的响应程度总体偏向积极;(3)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中,文化程度、职业和月收入是影响人们对高铁旅游响应程度的主要因素,本科及以上学历、企事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文教科技人员、月收入在5 000元以上的群体,是高铁旅游首先要争取的目标市场。     

基于GIS的长沙市商品住宅价格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GIS技术,以长沙市2011年6月在售的265个商品住宅样点为对象,运用ArcGIS地统计分析模块对样本点进行正态性分布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继而运用Kriging得出长沙市住宅价格空间格局图,利用IDW空间插值法得出等值线分布图。研究结果表明:长沙市住宅价格呈现出一个中心和两个次中心的布局特征,多中心发展趋势明显;价格等值线变化幅度空间差异较大,由中心向外围递减速度不一致,说明区域住宅价格差异较大。分析发现,地价成本、交通条件、城市发展战略和居住环境是影响住宅价格的主要因素。     

基于户籍比较的特大城市住宅价格时空分异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为揭示中国特大城市住房市场中,不同购房群体在住房价格空间特征上的差异,论文对购房人群的户籍归属地进行划分,以“本地—外来”的视角分别刻画了长沙本地与外来(长沙户籍与非长沙户籍)2类购房者房价格局的时空演进。采取动态空间滞后特征模型(STAR-Hedonic)分析了区位、景观、邻里等因素对2类购房者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沙外来购房者房价梯度下降更快,空间更平滑。(2)长沙房价空间一江两岸双中心的总体格局逐步成型。传统CBD五一广场对城市房价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对本地人房价梯度和价格弹性程度维持较高水平,副中心梅溪湖新城对外来人群房价的影响因子的提升幅度更大。(3)外来购房者对住宅品质和邻近配套有更高的支付倾向。(4)楼市的繁荣期和调控期,周边交易价格对2类购房者的影响程度不同。论文从功能需求、主观因素、政策区别和经济动机4个方面探究了2类购房者房价空间分异的成因。在“房住不炒”背景下,关注不同人群房价空间演进和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有助于特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的实施。     

基于多源数据的长沙市人居热环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城市人居热环境效应研究缺乏从自然—人文多维因子组合综合评价分析的现状,本文基于多源空间数据（Landsat 5、Landsat 8卫星影像数据、POI空间大数据、数字高程模型等）反演长沙市2000年、2009年和2016年城市地表温度格局,并快速获取与城市热环境密切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共12个影响因子。应用标准差椭圆、空间主成分分析（PCA）等方法多角度分析了城市人居热环境效应及影响因素的联动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0—2016年共16年间热岛面积共增加547 km²、地表最高温度差达到10.1 ℃。城市热岛区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如工商业集中和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区,并呈现出地表温度从城市中心向郊区逐渐降低的热岛的空间分布格局,出现多个高温中心点,如五一广场商圈、长沙县星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望城工业区、岳麓工业集中区、天心工业区等;② 2000—2016年热岛空间发展主轴保持在东北—西南方向,2000—2009年热岛重心向西南偏移了2.7 km,偏转角度为54.9°,2009—2016年热岛重心向东北偏移了4.8 km,偏转角度为60.9°。整体上,长沙市热环境空间格局的变化和城市的建设强度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关联;③ 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影响长沙城市热环境格局的因子为景观格局、城市建设强度、地形地貌3个主因子;④ 人文因素对于当前加剧热岛效应形成产生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自然因素的抑制作用,综合作用下地区将升温0.293 ℃。影响城市人居热环境的因素众多,多源数据有助于揭示城市热环境空间格局及演变规律,深化对城市热岛效应成因分析认知,明确人文和自然影响因素间相关关系和相关程度,以此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胶东地区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与影响因子的关系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研究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而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与影响因子关系是揭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的关键。胶东地区是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选取该地区作为土地利用变化与影响因子关系研究区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把胶东地区20世纪80年代和2000年的土地利用矢量数据相叠加,提取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的区域,统计出各变化类型的面积及其占总变化面积的比例,并构建出土地利用变化样本数据矩阵。把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与胶东地区的城镇位置、道路、DEM、人口密度、GDP和海岸线位置等数据进行叠加分析,提取出土地利用变化图斑的影响因子,构建出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子矩阵。在此基础上,应用典范对应分析方法(CCA)研究胶东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其影响因子的关系。结果显示,城镇化、建设用地扩展和耕地大量减少是该时期胶东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点。人口密度、到城镇距离、高程和到主要公路距离是决定胶东地区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其次为GDP和到海岸线距离。耕地转化为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点转化为城镇用地多分布在人口密度大、GDP高、到城镇距离近和到主要公路距离近的区域;耕地转化为农村居民点多分布在海拔低、到城镇距离较近和到主要公路距离较近的区域。     

长沙城市土地扩张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不同时期长沙市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通过对城市用地结构比例、扩张强度指数、人口弹性指数、经济弹性指数、紧凑度变化指数等指标的具体研究,从时间序列、空间形态、结构演变等方面对长沙市城市土地扩张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从自然地理环境、人口与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建设、规划与区域发展战略引导、体制与制度创新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土地扩张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长沙市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和强度逐步上升,整体上呈现出非理性向理性发展的趋势,扩张形态也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的外部空间扩展向外部空间扩展与内部填充相结合转变,由以圈层状、轴线状为主的连续扩展形态向以斑块状与组团状为主的非连续扩展形态转变的过程,总体而言,长沙市城市土地扩张是一个具有阶段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过程。无论是哪个阶段,城市土地的扩张均受到多重力量的影响,某一时期的城市土地扩张是多重速度、多重模式以及多重形态的有机叠合体,由于力与力之间的均衡与偏向性差异而导致了不同时期城市土地扩张主导特征的凸现,最后在各阶段性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现有城市土地边界和形态。     

长沙市城市居民宅基地转入意愿及影响因素

研究宅基地转入方的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宅基地流转制度提供参考。从需求的角度出发,构建城市居民宅基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以长沙市为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宅基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影响城市居民宅基地转入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宅基地形状、城市居民年龄、城市居民家庭住房使用年限、宅基地产权、宅基地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和宅基地基础设施状况。宅基地流转应以城中村和城郊村为试点范围,加快宅基地确权颁证,完善宅基地基础设施。     

海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把握海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以及影响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性,通过问卷调查,借助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海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11项公共因子,按其对海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自然吸引物、资源与环境维护、社会灾难、目的地可进入性与知名度、目的地经营管理、旅游服务设施、旅游发展保障因素、目的地组织及其相关政策、目的地基础设施、人文吸引物、物价水平。     

基于工业用地扩展的长沙城市空间演变与优化

以工业园区形式为主的工业用地扩展对城市空间演变产生着深刻影响。利用长沙市1949—2013年的城市用地资料,通过计算城市与工业的用地扩展强度指数、等距扩散缓冲强度峰值、重心轨迹、形状紧凑度与空间效率等城市空间衡量指标,分析工业用地扩展的时间特征,揭示工业用地扩展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由内向填充走向外向扩展、空间模式由单中心走向多中心、空间结构由圈层走向轴向、空间联系由松散走向紧凑等规律,并从总体规划层面提出相应的城市空间优化策略,引导工业用地的合理规划。     

天然湿地土壤产甲烷菌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进展

综合评述了天然湿地产甲烷菌种类、主要产甲烷途径的空间变异及其影响因子。温度不仅可以改变产甲烷菌群落结构和功能,也可影响产甲烷菌功能发挥,目前有关温度对湿地土壤甲烷产生的影响机制有待揭示。以乙酸为底物的产甲烷菌大多生存于维管束植物生长的湿地,H₂/CO₂还原则为苔藓泥炭沼泽甲烷产生的主要途径;在pH<4.7的偏酸性湿地中,自由态乙酸可以降低乙酸发酵型产甲烷菌活性,而氢营养型产甲烷菌和部分其他微生物可能具有自身的弥补机制。还提出今后中国沼泽湿地产甲烷菌和甲烷排放有待加强研究的主要内容。     

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拉萨为案例,对古城区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整体较高,居民对古城的情感性依恋要大于功能性依恋;但由于依赖类型、居住时间、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家"的归属感不同,原住居民的地方依恋水平要高于非原住居民;从地方因素来看,宗教信仰、环境状况、活动参与和社交关系是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影响因素是环境状况,而非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则是宗教信仰,这为提升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煤炭消费为主、总量增长迅速、结构演进缓慢、使用效率低下使得中国目前能源消费调控问题面临诸多困难。本文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和通径分析法确定了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子及各因子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按照影响程度依次为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人口总量、能源消费结构及能源利用效率,其中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扩大是直接推动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原因,而城市化水平和对外贸易规模则通过间接作用推动能源消费增长,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表面上看起来会引发能源消费增加,但是其间接影响都是负的,从而使得这两个因素整体上表现为减缓了能源消费增长。     

基于ESDA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的旅游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发现,中国省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聚集状态。进一步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空间滞后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表明,旅游总收入模型和国内收入模型的参数ρ显著为正,说明邻近区域之间旅游收入空间联系十分密切,且国内旅游的溢出效应大于总体旅游的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是总体旅游、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旅游上层设施、人力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在统计上十分显著,是总体旅游和国内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入境旅游模型则整体拟合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