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湿地保护区与湿地公园空间分布差异

以等降水线、地表径流和干湿度地区为参考因子,讨论中国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空间分布差异。利用Arc GIS软件,分析中国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密度分布相关性,计算两者重叠和互补性;通过基尼系数和综合密度等指数,在八大经济区域尺度上,比较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在年降水量为600~800 mm的区域,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数量最多;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都趋向河流分布,湿地保护区距离河流更近;半湿润区湿地保护区数量和面积都最大,湿地公园面积都很小。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平均核密度为0.49×10-4个/km2和0.45×10-4个/km2,二者的分布密度不相关(r=0.31)。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空间的最邻近距离指数都小于1,呈现聚集分布。在区域尺度上,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基尼系数分别为0.93和0.98,各经济区域之间综合密度分布差异较大。湿地保护区主要分布在有重要湿地资源的中国东北、东南和西南等地区,在湿地保护生态系统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湿地公园多分布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更贴近人类生活,有效补充了湿地保护区的不足。     

基于SolVES模型的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评估

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是泾渭生态湿地体系和西安市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西安市城市化建设的加速,该湿地公园的规划和设计日益商业化,直接影响了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的发挥。采用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Sol VES)模型中的社会价值模块和价值制图模块,利用2016年10~12月的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公园的道路、水体、其它类型湿地空间数据,对该公园的美学、生物多样性、生命可持续和未来价值进行了量化,分析了各种价值的价值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这4种社会价值的价值指数与道路、水体、其它类型湿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该湿地公园的社会价值点集中分布在观鸟塔、科普馆、渚洲环碧、蒹葭南湖和蒹葭北湖区域;美学、生物多样性、生命可持续和未来价值的价值指数依次减小;随着与道路、水体、其它类型湿地距离的增加,美学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价值指数有减小的趋势,随着与道路距离的增大,生命可持续价值和未来价值的价值指数略有增大趋势,随着与湿地距离的增大,生命可持续价值的价值指数有减小趋势,随着与水体距离的增加,未来价值的价值指数有减小趋势,随着与其它类型湿地距离的增加,未来价值的价值指数有增大趋势;游客对于易接近和易观察区域有更深刻的游憩体验;游憩动机对公园游览点的选择起决定作用,观鸟组的游客关注点多为视野广阔的鸟类栖息区域,而湿地游览组的游客则更青睐于园区动植物分布较集中的区域。维护该湿地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均衡配置游憩资源,对于该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社会价值的发挥具有促进意义。     

曹妃甸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支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条件价值法和随机效应logit模型对曹妃甸湿地生态系统支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应用距离衰减模型对支持服务价值的空间演化和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曹妃甸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支持服务的构成要素中,湿地植被恢复对支持服务保护行为选择的影响效应最高,其次为湿地面积恢复影响效应,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效应最低;根据随机效应logit模型得到的2个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支持服务保护方案每年可分别产生人均44.54元和46.57元的经济价值,该价值作为支持服务的“源价值”会随着与曹妃甸滨海湿地之间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呈现出逐渐衰减的变化;不同空间范围下支持服务价值的衰减过程存在显著差异,空间范围越小,价值的衰减速率越快;支持服务价值依据衰减过程构建经济管辖范围,经济管辖范围与行政区边界不重合,同一行政区内的支持服务价值仍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湿地公园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湿地公园兼具湿地保护与旅游文化功能及价值,我国于2004年开始建设湿地公园,截止2018年,我国湿地公园数量达到1 912个。利用核密度、最近邻指数、地理集中度等计量地理学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全国湿地公园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研究;采用综合密度指数和基尼系数比较各省市湿地公园的差异;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和种群分布理论研究全国湿地公园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湿地公园空间分布呈"东密西疏"特征,86.9%的湿地公园分布于"胡焕庸线"东南侧,全国湿地公园最近邻指数NNI为0.459 4,空间呈聚集分布。18个省市湿地公园的空间分布类型为聚集分布,13个省市呈现离散或随机分布;经济总量、公路密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和湿地率成为影响各省市湿地公园分布类型的主要因素。     

中国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现状及其趋势分析

将湿地纳入城市公园系统建设城市湿地公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湿地保护管理方式。通过GIS 10.0和聚集度指数等对我国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现状、地理分布格局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我国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已有57处,基本涵盖了主要的湿地类型,并以河流、湖泊和人工湿地为主。66.67%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地级市,而一、二线城市仍较少,但县级市(县城)较多。我国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在地理空间上呈高度聚集分布,聚集度指数高达0.59;主要位于经济发展最快的山东、江苏和浙江等东部沿海省区,以及长江、黄河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城市湿地公园建设的高密度热点区域为长三角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此外,城市湿地公园建设速度比较缓慢,但已由东部逐渐向中西部城市扩张,并集中在主要城市群。     

长江流域湿地自然保护区分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为了加强长江流域湿地的保护,更好地维持长江流域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利用空间信息技术,分析长江流域的湿地自然保护区数量、密度和距离上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自然保护区级别及其主管部门的组成结构差异,研究长江流域各子流域内湿地自然保护区分布格局.依据长江流域各省人均湿地拥有率指数和相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等参数,对长江流域各省潜在的湿地保护压力与保护能力进行评估.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调查,探讨了长江流域湿地自然保护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长江流域内湿地自然保护区分布不均、自然保护区之间发展不协调、土地权属无保障和自然保护区分类与管理混乱等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湿地保护建议.     

赛博空间地理分布研究

如何界定虚拟的赛博空间与地理实际(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文章首先运用Lorenz曲线和吉尼系数研究了中国互联网地区域名的时空分布,然后运用指数定律对中国互联网地区域名数量、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人口数量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赛博空间分布是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反映,与地区人口分布联系不大。这证实了赛博空间与经济活动的紧密相关性。研究中还发现,赛博空间仍然处于高速增长期;最后给出了中国互联网增长的速度,以及到达成熟稳定时期所需的时间。     

中国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国际重要湿地的空间结构分析

基于国家林业局网站和谷歌地球网站等,获取中国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和国际重要湿地等相关数据,从地理学的区域、空间等维度进行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空间结构分析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1在区域分布上,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主要分布于海拔500 m以下的东部季风区,尤其主要在长江、黄河流域周边分布;从中国特殊的三大经济带发展来看,湿地自然保护区因自然条件按中、西、东顺序依次减少,呈"山"字型地域分布结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因位于城市而受经济发展因素影响,呈东、中、西"阶梯状"分布。2在空间结构上,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在全国及各省市区域内都呈凝聚型分布,其主要集中分布于长三角地区以及湘鄂交界处、山东中部和黑龙江、吉林交界处。     

主题公园旅游地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隆欢乐世界为例

基于百度指数,以长隆欢乐世界为例,利用季节性集中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分析主题公园网络关注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运用相关分析法,分析主题公园网络关注度度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长隆欢乐世界网络关注度季节差异明显,呈现三峰三谷波动.(2)长隆欢乐世界网络关注度空间上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地区。(3)影响长隆欢乐世界网络关注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公共假期、品牌知名度、空间距离、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网民数量、人口数量和人口统计特征。     

国家湿地公园旅游环境容量问题与调控——以杭州西溪湿地为例

国家湿地公园的旅游环境容量问题多来源于园区内部属性和游客行为之间的差异,国家湿地公园面积大、生态系统独特,园区空间布局、管理制度、主题商品与设施建设、服务方面的不合理、不完善导致了局部时段性的超载现象,宜采取以游客行为为导向的容量调控模式(TBCC),从加强园区自身建设和管理入手调控游客空间流动,从内部提升视角解决容量超载问题,实现游客体验、环境保护、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湿地公园建设目标。     

1990年以来4个时期四川省湿地的面积、景见旨数及其变化

以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Landsat TM/ETM+/OLI影像为数据源,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研究了4个时期四川省湿地的面积、景观指数及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与1990年相比,2015年四川省的湿地总面积减少了29 744.84 hm^2,其中,沼泽湿地面积减少了63 619.19 hm^2,河流湿地面积减少了27 742.60 hm^2;人工湿地面积增加了63 249.19 hm^2;四川省的湿地主要分布在川西北高原湿地区,最主要的湿地类型是沼泽湿地。随着时间的推移,4个时期四川省的湿地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和香农多样性指数在波动增大,而最大斑块指数在波动减小,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变化不大;四川省的湿地向斑块破碎化、形状规则化和类型多样化方向发展。     

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使用者行为特征及其满意度研究

以湖南省长沙市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从公园使用者的角度,根据环境行为学理论、场所理论和环境心理学理论,研究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使用者的状况和该公园满足使用者各种需求的程度,分析使用者的使用偏好、行为特征和其与公园环境的互动关系,评价该公园使用者的满意度,指出了该公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洋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男性与女性使用者在活动空间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男性使用者的活动空间范围更广;该公园的使用者以年龄为19～30岁的人居多;该公园使用者的行为以休闲类和观赏类行为为主;每天10∶00至11∶00和15∶00至17∶30,该公园使用者的人数较多;在8个调查日中,2021年2月21日(周日),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使用者的人流量最多;至少有58%的公园使用者在半个月以内来公园1次;该公园的使用者主要乘坐公交车和私家车来到公园;洋湖国家湿地公园使用者对该公园的整体美观性、公园面积和自然野趣性满意度很高,其对该公园的植物郁闭度、水文连通度、设施维护、健身娱乐设施、出入口和水环境质量很不满意;洋湖湿地公园在交通、种植的植物、活动空间和类型、基础设施方面存在问题。     

浙江松阴溪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湿地公园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评估湿地公园建设成效,以浙西南典型的山溪性河流湿地—松阴溪湿地公园为例,开展了湿地公园建设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结果表明:浙江松阴溪湿地公园建设前(2016年)、建设后(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分别为51403.57万元和60834.59万元。湿地公园不同生态系统总价值及单位面积价值均表现为:湿地>森林>农田。湿地公园生态服务价值量由高至低排序依次为:调节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湿地公园建设以来单位面积价值增加18.3%,增幅明显。洪水调蓄、气候调节是湿地公园主导的生态系统服务,也是其建设前后生态系统服务增加的主要贡献因素。     

珠江三角洲湿地公园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空间分析平台上,采用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研究珠江三角洲湿地公园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湿地公园空间分析提供新方法。研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湿地公园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各市湿地公园发展不均衡;珠江三角洲湿地公园的整体空间分布格局呈西北—东南走向,其标准差椭圆中心偏离珠江三角洲全部湿地椭圆中心,偏东北方向,湿地公园的整体分布表现为集聚分布,但是,集聚程度并不高;在市域尺度上,东莞市成为珠江三角洲湿地公园空间分布的高密度热点区,深圳市、珠海市和中山市则为中密度次热点区,其它市级城市中的湿地公园在空间上分布较均匀;珠江三角洲湿地公园空间分布是以自然资源为空间载体,以人口、经济与政策等为驱动因素。     

基于GIS的上海中心城区公园避难可达性研究

绿地公园对于城市防灾减灾发挥着重要应急避难作用,其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城市综合减灾效益。基于空间可达性理论和防灾避难要求,采用2SFCA模型和ArcGIS集成技术,定量研究上海中心城区公园的应急避难服务与居民避难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结果表明:当避难可达距离d0为500~2 000 m时,公园避难可达性呈现"中心地区弱、边缘地区强"的趋势;当d0为1 500 m时,现有城市公园避难服务范围达最大,服务人口比重达22.9%;城市公园空间布局及规模与人口分布格局不匹配是影响避难可达性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适当增设学校、广场等作为避难空间以及合理设置公园的避难服务半径和规划专门的避难道路等有利于改善上海中心城区居民避难的可达性。     

城市湿地公园景观健康空间差异研究——以杭州西溪湿地公园为例

景观健康研究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新研究方向,两者区别在于研究尺度的选择。景观健康的标准体现在景观能否可持续发展。作为城市湿地的西溪湿地公园,其可持续性表现在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因此,本文从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两方面建立景观健康评价模型,运用GIS 技术使其空间化,揭示景观健康的空间差异性。结果显示：(1) 西溪湿地公园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空间分异明显,社会经济可持续性较好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边界区域,占整个公园面积的2.18%,而生态保护可持续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内部,约占39.50%;(2) 公园景观健康较好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内部区域,占公园面积的25.06%;较差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周边区域,以公园南边界附近分布面积较大;(3) 景观健康状态与景观要素的功能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息息相关。     

基于居民休闲出行的沈阳市公园绿地与居住地的匹配性研究

以沈阳市居民周末及节假日到公园绿地进行休闲活动的出行特征为基础，借助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人均绿地区位熵、不一致指数分别测度居民到公园绿地的可达性、资源分配公平性以及与居住的空间匹配性，综合探讨公园绿地配置的合理性，有助于完善公园绿地功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表明：(1)沈阳市居民到公园绿地进行休闲活动的平均出行距离具有圈层递增的态势，居民到公园绿地多呈现就近出行的特征；(2)可达性高的公园绿地在三环内呈东西分布，可达性低的公园绿地分布在三环内南北方向以及环路周边，公园绿地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3)城市中部南北方向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不公平，居住与公园绿地功能存在空间不匹配现象，中部居住地内可适当建设公园绿地，以保证居民的公园休闲活动需求。     

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及其居民感知 ——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空气污染监测与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广州中心城区33个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居民对空气污染感知。主要结论为：1）各区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风险及其空间格局分布差异较大,低暴露风险公园所占比例较小。2）空气质量指数（AQI）、PM_1.0和PM₁₀与社区公园面积呈显著负相关;AQI、PM_1.0、PM₁₀和PM_2.5与斑块形状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二氧化碳（CO₂）与离城市主干道距离呈显著负相关,但社区公园1 km缓冲区范围内城市道路密度与其空气污染关系不大。3）超过1/3的居民对社区公园空气污染程度的主观感知优于客观测度的空气污染水平。4）可替代活动空间以及社区公园可达性影响居民空气污染暴露风险。由于社区公园面积规模较小,对空气污染减缓作用有限,未来应尽可能规划面积规模较大、可达性较高、形状更饱满且远离交通主干道的社区公园。     

基于生态导向的四川省交通国土空间承载力评价

基于生态导向的交通国土空间开发能减轻交通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运用三维魔方模型,构建基于生态导向的评价体系,对四川省交通国土空间承载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四川省各市(州)交通国土空间承载力差异明显,具有层级结构,高承载力地区主要分布于东部盆地,中低承载力地区主要分布于西部山地和中部自然灾害频发区。2)1级极低交通国土空间承载力土地面积为98 088.33 km²,占比20.18%,多分布在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和水源保护地(一、二级生态禁止建设区),交通选址应尽量避开;2级低交通国土空间承载力土地面积为97 024.92 km²,占比19.96%,交通建设时应注意整体抗灾设计;3级中度交通国土空间承载力土地面积为97 260.50 km²,占比20.01%,所分布地区地势较高且土地利用类型多为草地,交通建设路线密度不宜太高;4级较高、5级高交通国土空间承载力土地面积分别为98 077.80 km²、95 687.75 km²,占比分别为20.17%...     

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差异对交通网络效率的影响

以交通网络出行迂回作为交通网络效率分析的切入点,选取形状指数、紧凑度作为空间形态分析指标,对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布局进行类型划分,并挖掘各城市交通网络效率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剖析中国各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布局与交通网络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① 5种类型城市交通效率高低分布差异明显,紧凑圆形城市边缘区交通网络效率较低,而非紧凑带形交通效率低的区域多分布于城市核心区,紧凑方形城市交通网络效率高地区分布较为集中,而非紧凑方形交通效率低的地区分布较为分散,紧凑带形城市面积越小则交通效率越高。② 就城市空间布局与交通网络效率影响关系而言,随着城市形状指数的增大,城市交通迂回值未进一步增大,说明城市形态布局接近圆形均匀分布时,其城市交通网络效率较高;随着城市紧凑度值的增加,城市交通迂回程度值亦不断增加,说明城市形态布局程度越紧密,反而其交通网络效率越低,当城市形态布局紧密程度适中时,交通网络效率水平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