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重心与社会经济重心的演变对比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空间结构重心计算方法,选取河南省18个行政区的相关数据,对河南省2003—2013年环境污染重心与社会经济重心的空间分布、移动规律和相互影响进行分析。分别计算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3个环境污染重心,年末总人口、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个社会经济重心,从移动距离、移动方向、移动路径、斜率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等多个角度阐述河南省环境污染重心、社会经济重心的动态变化与空间联系。结果表明:经济重心的移动与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关;经济重心与各项污染重心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大;固体废弃物、废气与废水向经济重心两侧移动,总体呈"个"字型态发展;经济重心所在区位基本不变而且将会保持。     

基于融入-隔离双向对比的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厦泉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取福厦泉城市群,构建融入-隔离对比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但融入与隔离并存,且以融入为主。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流迁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宏观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了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研究认为应促进流动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实现流动人口从主观“愿意”到客观“能够”的社会融合。     

珠三角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生活满意度期望——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主题,较高的社会融入水平已成为流动人口获得生活满意度的根本。基于珠三角流动人口问卷调研数据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会融入各维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效应,进一步分析社会融入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实现"生活满意度期望",即感受到本地生活满意度高于老家的路径机制。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社会融入可分为经济融入和非经济融入两部分,但经济融入的基础作用不凸显;个体、家庭与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各维度存在较大影响差异;社会融入影响"生活满意度期望"可归纳为"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期望"的直接影响路径和"非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期望"的间接影响路径;提高流动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入水平,不仅要关注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问题,还应注重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邻里关系建设,以形成良性的城市更新与和谐的社区环境。     

社会隔离与城市居民遭受犯罪侵害的相关性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已有文献对社会隔离和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但主要聚焦于种族或族群之间的社会隔离,对个体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不足。文章以1 148份在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居住3 a以上居民的问卷为数据基础,构建了社会联系、邻里联系、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相结合的社会隔离指标体系,在控制个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隔离与暴力侵害、入室盗窃、社区内扒窃和社区外扒窃四大犯罪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整体上,社会隔离与居民遭受犯罪侵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部分指标和特定犯罪类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其中,1）与暴力侵害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仅有意见建议（负相关）;2）与入室盗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社区情感（正相关）和社区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3）与社区内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邻里是否相互串门（正相关）、邻里是否相互借东西（负相关）和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正相关）;4）与社区外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是否失业（负相关）、邻里关系和谐程度（正相关）、意见建议（负相关）和居民对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总的来看,不同衡量维度的社会隔离与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居民对犯罪的警惕程度有关,从而导致其对居民遭受犯罪侵害概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随受侵害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融入 ——以浙江金华市区为例

以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基于2016年金华市区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辅以访谈数据,探讨其社会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此类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融入主要涉及子女教育、经济适应和心理融入3个维度,社会融入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子女教育融入度最高,其次是经济适应,而心理融入度最低,且各维度内部差异较大。子女教育融入度虽高,但也存在难以进入公办学校的困境,缺乏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政策层面虽降低了对流动人口的准入门槛,但在执行中由于资源有限、供需不匹配和宣传不到位等原因,福利制度仍以本地居民为主,流动家庭难以平等享受福利保障,造成严重的本外差异,心理融入度低。个人层面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经济层面的职业和收入,教育层面的学校类型和教育支出等对社会融入均有显著影响。综合来看,与个体流动相比,子女随迁的家庭化迁移对流入地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能否较好地提升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其融入城市的首要考量,其次是经济和心理层面因素。     

社会记忆的旅游开发分析——以淮南煤炭记忆为例

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思维观念的转变,使得新形式的记忆承载物突破单一教育功能的限制,旅游开始介入社会记忆领域。运用社会记忆理论,使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8.0,对淮南煤炭记忆进行探析,指出淮南煤炭记忆实质上分为两部分,一是煤炭记忆之苦,二是忆苦思甜。最后,探讨了旅游和淮南煤炭记忆的关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来建构煤炭记忆纪念物,包括加强煤炭记忆的档案建设、建设大型矿山公园、市井生活再塑造、多种业态并存。     

基于情景分析的西北农村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以榆中县中连川乡为例

人地系统及其脆弱性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脆弱性研究对象逐渐由生态系统转变到人地耦合系统即社会-生态系统,由于该耦合系统具有多尺度扰动和多利益主体并存的特点,且易受不确定性的干扰,目前关于系统脆弱性评价方法难以解释系统的不确定性。选择榆中县中连川乡作为研究区域,尝试将社会与生态环境信息结合起来进行脆弱性研究。首先运用情景分析方法,确定当地社会-生态系统未来的情景变化的关键驱动力为干旱气候和政府决策,筛选出在两者组合下系统未来情景概率较高的3种情景S₁（干旱减缓,有政策支持）,S₂（干旱缓解,无政策支持）和S₃（干旱加剧,有政策支持）。通过实地调查,对多利益主体（农户、管理者和科研工作者）进行情景访谈,对不同利益主体对不同情景的可接受程度进行测度,结合社会-生态矩阵分析,得到不同利益主体对系统未来的可接受程度,以此判断利益主体在未来变化情景下的脆弱度。结果显示,在S₁情景下,当地农民和管理者的脆弱性较低;在S₂和S₃情景下,当地农民和管理者的可接受度是负向的,表明其脆弱性增加,干旱加剧是影响当地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干旱带来的消极影响。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态度,提出未来当地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ESDA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实证,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ESDA方法应用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等指标和方法,从全局和局部两个层面研究了城市社会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各主因子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呈现趋同集聚,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和居住条件因子的相关性明显强于其他因子,相近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条件的社会群体在空间上的集聚对形成城市社会空间的作用更为显著;各主因子都存在不同于全局的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存在显著的"热点"和"冷点"地区,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和居住条件因子呈现出更为明显的"热点"和"冷点",具有显著的"同质集聚、异质隔离"特征。相关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典型案例选择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石化产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效应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产业部门贡献率和改进的投入产出系数,以中国市场地型石化大省——江苏省为例,测算石化产业发展对区域社会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和综合带动程度。江苏省石化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特别是石油化工业,是江苏省工业经济的支柱之一;但石化产业对区域就业和职工收入增长的贡献则略小;作为上游基础产业,石化产业特别是石油炼制业对江苏省经济发展的供给推动力位居前列,但需求拉动力总体不强,仅有石油化工业中的合成材料制造部门兼具较大的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力;石化产业对江苏省就业和职工收入增长的综合带动作用较弱,特别是需求拉动力不足。进而提出未来江苏省石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黄河经济带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 ——与长江经济带的比较分析

以黄河经济带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和信息双重联系,应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经济带城市关联网络,从网络整体、凝聚子群及个体特征3个维度考察网络结构,使用QAP回归分析探究城市关联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以长江经济带为横向参考,评估黄河经济带空间结构及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黄河经济带关联网络连通性良好,城市关联密切且稳定,具备构建经济带的可行性;城市关联强度分布较不均衡,表现出明显的"西疏东密"空间格局;初步形成了以西安、郑州、济南等为中心的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在中心性、接近性和中介性方面均表现出"极化"效应。回归分析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劳动力数量、城市规模和科技投入水平对城市在网络中地位有显著的影响。     

试论印度尼西亚华人对该国经济国际化的贡献

文章简要剖析了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华人经济发展的因素及其过程;指出后民族化时期产生的华人企业集团为印尼实现工业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阐明华人广泛的对外社会联系,世界性华商组织的成立,以及世界华商电脑网络的开通,使印尼华人为推动该国经济走向世界起着不可缺少的纽带作用。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跨国经营尤其是投资国际化中,华人大企业集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论文强调华人经济是印尼民族经济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印     

印度尼西亚华人对该国社会经济进步的贡献

本文简要剖析了在荷兰殖民统治、经济民族化以及后民族化等各时时期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华人经济的发展;论述了华人族群为当地社会进步及经济繁荣所作重大贡献。论文阐明华人自成为印尼公民,就已认同当地;强调华人经济是当地民族经济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指出赋予印尼华人族群少数民族资格及民族平等权益,尊重和保护印尼华人合法地位对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Macro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FTA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from a Thai perspective

Cross‐border automobile production and trade is still subject to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 in developed as well as developing political economic spaces. Although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re within this industrial sector are significantly underpinned by political economies at national scales, macro‐scale regulation increasingly influences how and where lead firms operate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Within this changing contex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recent regulatory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Drawing 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Thai industry, and how macroregional automobile production networks are established,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this free trade policy for component as well as vehicle trade.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居住空间视角下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呼和浩特为例

居住融合是社会群体混合分布程度的表现,对认识城市内部民族融合结构和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典型多民族聚居城市呼和浩特市为例,基于2000-2015年人口统计数据,采用融合指数法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分析居住融合在城市、市辖区和街区三个尺度的演变过程,并运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城市居民的个体属性方面考察对居住融合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城市内部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混居程度持续加深,居住空间视角下的民族融合程度逐渐强化;居住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集中在汉族长期居住的玉泉区,随着时间推移,融合程度最高区域快速向整个市区扩散,居住融合空间向均匀化方向发展;城市中心区域存在三个点状分布的教育型和生活型民族聚居街区,但两类街区融合指数在考察期内上升趋势显著;个体属性中的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家庭、户籍、职业等要素对呼和浩特城市内部民族间居住融合具有显著影响。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

边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但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弹性的,因而孕育了丰富的“流动”,成为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重要场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响的典型群体,他们在原本生活区域被分隔的情况下,从未间断过跨境流动。总体来看,跨境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是多元复杂的。本文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共同促成了花山节的文化传承,维系了跨境民族的亲缘关系。这样的跨界流动亦强化了边界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差异的感知,从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     

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以三亚回族为例

旅游作为一种族际交流的方式,它对族群认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目的地,但是在这种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族群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会被格外强调,从而影响社区居民的族群认同。本文选择一个不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社区,即海南三亚回族社区来作为案例地,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文献法等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案例地社区旅游发展前后的对比研究,发现参与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业、旅游餐饮业等旅游相关行业使当地居民的族群认同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体现在宗教意识得以强化、传统习俗发生改变、旅游与传统产业的职业认同有所分化等三个方面。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近百余年来规模最大,至今已超过3000万人。中国海外移民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概要回顾了近代中国各类型海外移民的历史,分析了海外移民的世界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原因。在揭示海外移民为当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作出重要贡献基础上,对华人族群民族意识、文化属性、传统华人社会结构、双重认同、不同地域华人族群特色以及海外移民不同程度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类型等进行了研究。文章强调,当前对不同地域华人族群所居地位和作用,应加深理解,在振兴中华进程中,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族群能力的发挥。     

地理学视角下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研究

学界对旅游安全事故成因的分析主要借鉴安全管理学,旅游活动的地理时空特殊性未受到充分重视,已有相关研究偏宏观定量测度,深度案例研究较少。从旅游场地特征、惯常非足迹环境和流动性三个因素入手,对2009—2019年共84起赴泰游客安全事故进行时空场景特征解析,为旅游安全事故防控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补充解释。研究发现：第一,旅游安全事故的类型与危害程度受到目的地客观地理环境特征的高度影响,而并非是单纯的管理问题。泰国夏季多暴雨的气候特征与多山地的地形特征显著影响了涉水旅游活动以及水陆交通活动,导致船艇交通事故、山区车祸与沙滩溺亡事故高发。第二,旅游目的地中存在的惯常非足迹环境场所容易触发安全事故,如：公路、沙滩泳场、酒店、便利店等。由于中泰社会与文化差异较大,惯常非足迹环境容易导致游客产生风险认知偏差,进而提高了行为决策的出错率,从而增加了安全风险。第三,空间流动性越高的场所,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越高,如交通道路和海域航线等地。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地理环境复杂性对旅游安全管理与主体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