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分析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0-2014年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微观层面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母国集聚效应和东道国产业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母国集聚效应(包括母国所有企业集聚、母国同行业集聚和母国其他行业集聚)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呈正相关,且同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同时,产业集聚效应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亦呈正相关。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集聚效应与区位成本的动态影响

基于2000年~2014年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面板数据,探讨其在大陆投资的空间格局及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的投资自2002年迅速增长,逐步由东南沿海向内陆的中西部扩散。探讨了集聚效应、区位成本、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集聚效应是影响投资的最主要因素,且影响力不断增强。台商尤为偏好外部市场规模大、台资基础强的地区;随着对投资环境的熟悉,区位成本的影响力在增强,劳动力成本成为台商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环境规制带来的治污成本对投资存在负面效应;地区技术水平在一定阶段内对投资决策存在影响,但影响逐步下降。这些反映了台商投资大陆偏好的动态变化。     

日企对华投资动机与地方区位要素禀赋耦合关系研判

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国内外区位条件与企业战略和投资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与区位选择的基础理论,初步判断了近期日本对外投资动机的结构特征,对比日企在华投资的主要动机及其演化趋势,并引介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从我国整体要素环境的时序演化和主要省份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两个层面,讨论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我国显示要素禀赋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此探究日企在华投资动机与我国区位因素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判别不同省市能否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吸引相应体量的日资企业入驻。研究发现：①日本对外投资动机持续转型调整,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和市场开拓,仍是日资企业在各地区入驻的首位动机,而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指向型的OFDI,则让位于架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实现在地内部化并强化区域一体化功能的资本输出。②日本对华投资动机向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产品设计研发、区域一体化功能提升等方面升级调整,投资动机结构开始向发达国家的结构类型靠拢。日企在中国内部投资动机结构的层级性特征,响应各省市的现实体量和职能结构,投资动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呈现由多元化向单一性的过渡。③我国传统生产要素对日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逐渐弱化,价值链顶端环节的要素禀赋对日资的引致作用愈发明显;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各省市显示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程度各异,据此将中国15个日资集聚的主要省市划分为拮据协调、拮据勉强协调、拮据濒临失调、拮据失调、低水平耦合失调五种类型,以期为各省市充分发挥显示要素禀赋,多渠道拓展对外开放路径提供参考。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通过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影响因素、变化历程方面的分析，总结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总体特征和经验，并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出借鉴意见。     

市场潜力、空间溢出与制造业集聚

为深入分析国内外市场潜力对于中国制造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影响,首先引入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国内外市场潜力对于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而结合跨省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域国内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进行经验论证。参数估计结果很好地证实了省域内的国内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以及省域间的国内市场潜力和国外市场潜力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程度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促进作用,劳动生产率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促进作用和正向溢出效应,实际工资水平对制造业集聚的直接和间接阻滞（负溢出）作用。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0-1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文章最后指明了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劳动力质量因素研究

利用1997-2006年我国分省区分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拟合混合数据模型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等变量后,劳动力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劳动力质量已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技能升级的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已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变为高质量劳动力,大力提高劳动力质量是吸引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措施。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特征

开展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研究，对于进一步吸引东南亚华人资本，正确引导华人资本的流向，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在探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与转移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区位选择模型，进而深入剖析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并解释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00强总部主要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以及长江、黄河沿线区域,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的重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总部控制能力。影响企业总部区位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市场容量、国内外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具有较强解释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凭借此方面区位优势吸引着企业总部进一步集聚。     

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省市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研究

研发投资的空间集聚有利于溢出知识、节约成本、降低风险、共享资源。以中国省市为空间样本,采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集聚分析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在溢出空间性等集聚内生因素作用下,中国省域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投资集聚现象;在形成空间集聚的各因素中,除市场规模、人才资源等需求和供给因素外,集聚因素本身也有重要影响。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兰州市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

作为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都市型工业,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熵、热点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对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整体分布呈“一心两翼”的空间集聚特征,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企业数量和密度相差不大,但随着空间尺度的缩小,区县尺度上的差异较为明显,街道尺度上的差异则更为显著。(2)从各行业来看,食品加工和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在市域各个圈层均有热点集聚区分布,服装制造、工艺旅游用品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在中心城区集聚,而包装印刷和化妆洗涤用品制造业则主要在近郊区和远郊区集聚。(3)都市型工业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主要受到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和郊区化的影响,技术创新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4)从各行业来看,空间距离、历史区位、基础设施等对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食品加工、包装印刷、室内装饰用品和工艺旅游用品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影响较为显著,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化妆洗涤用品、电子信息制造业则更加关注政策规划和技术创新因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带省区和沿长江流域省区的“Ｔ”型轴线上,９０年代以来呈现由南向北以及沿长江向中西部地带转移的趋势。从传统因素、集聚因素、风险因素三方面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形成及其演变的原因,并得到一系列结论与启示。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因素研究

针对近年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历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综合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投资重心演变,并结合2007-2015年投资东道国国际面板数据运用OLS方法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投资分布极不平衡,以亚洲为主,重点流入避税地,整体投资重心沿北纬23°西移,投资来源地主要为珠三角地区;（2）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行业、方式等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民营企业是投资主体,重点投资第三产业,跨国并购活跃;（3）东道国市场、科技水平、资源丰裕度是影响广东省投资的主要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成本和集聚因素的相关性不显著。     

中国外商直接外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沿地带省区和沿长江流域省区的“Ｔ”型轴线上,９０年代以来呈现由南向北以及沿长江向中西部地带转移的趋势。从传统因素、集聚因素、风险因素三方面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形成以及演变的原因,并得到一系列结论与启示。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与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e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资料与数据,并结合企业调查,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 接投资的发展过程以及主要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集中、时空推移、技术含量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等特征及形成机制。基本结论为：第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高度集中,但随时间推移,从沿海向内陆、从大城市向周围地区转移,集中程度减弱;第二,技术含量逐步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对华直接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