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分析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特征

开展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研究，对于进一步吸引东南亚华人资本，正确引导华人资本的流向，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在探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与转移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区位选择模型，进而深入剖析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通过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影响因素、变化历程方面的分析，总结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总体特征和经验，并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出借鉴意见。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劳动力质量因素研究

利用1997-2006年我国分省区分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拟合混合数据模型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等变量后,劳动力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劳动力质量已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技能升级的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已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变为高质量劳动力,大力提高劳动力质量是吸引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措施。     

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国家,而其中民营企业是对美投资的突出力量。运用EXCEL和ARCGIS软件,定量分析了2000年至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州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灰色关联法,探讨了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因子,分析结论为:中国民营企业在美投资的空间格局呈现出集中于一点(五大湖地区)两带(太平洋沿岸和大西洋沿岸)的特征。投资动因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和技术创新导向性。各州的GDP、对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人口数、专利数量以及RD支出是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子。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自上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 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 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 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 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市场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以及在不同区位类型下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     

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

对港澳地区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转移做了上分析，表明了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趋向于沿海地区和与这这有特殊社会文化联系的区位，同时更有向中西部和北部转移的趋势，决定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投资空间模式和转移态势的因素是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率，劳动力因素，经济开放度，与沿海的经济距离等。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温州民营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0-2014年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微观层面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母国集聚效应和东道国产业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母国集聚效应(包括母国所有企业集聚、母国同行业集聚和母国其他行业集聚)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呈正相关,且同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同时,产业集聚效应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亦呈正相关。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1991年来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驱动机制

采用1991-2011 年台商大陆投资资料,分析在较长时间尺度上、随台海局势不断变化,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行为的转变,并从大陆整体层面及各经济区两个空间尺度进行驱动机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1 年起,台商在大陆地区投资规模（尤其是投资金额） 显著上升,累计金额呈“T”字型分布;TDI 在大陆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及明显的“核心—外围—边缘”梯度结构,投资热点及次热点均向北推移,热点最终停留于长三角地区。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由前期（1991-2000） 的地区电信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电力供应水平、高素质劳动力、政策环境、对外开放度,以及交通运输水平,转变为后期（2001-2011） 的前期台资累积量、对外开放水平、地区市场规模、高素质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区域政策环境、电力供应水平,以及产业集聚水平。具体至各经济区,其不同要素的发展水平对TDI的吸引程度不同,文化距离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     

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机理与效应的研究进展

全球跨境与本土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类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是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乃至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企业并购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产业地理集聚、全球生产网络(GPNs)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等议题。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而企业所在区域和行业属性,企业间地理、组织、认知临近性,地方间经济社会联系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②企业并购投资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地方商业与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企业并购研究的不足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6—2017年非洲52个国家FDI数据以及其经济、政治、资源等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FDI流入量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北非呈现下降趋势,西非和中非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东非的上升趋势相对稳定且强势,南部非洲地区波动变化显著,趋势不明显;随着非洲经济发展,五大区域中北非和西非的FDI流入量最多,呈现出“两强三弱”的区域分布格局。2）非洲FDI总体差异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年际变化呈现出“减—增—减”的波动;影响FDI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区域内部差异,西非、南部非洲和中非区域内部的差异尤为明显,其中西非内部差异贡献最大。3）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整体上对非洲FDI影响有限,但局部对西非影响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非、南非的外资流入起着积极作用,而对西非起着抑制作用;对外开放度对西非起着消极影响;聚集效应对西非、中非、北非的作用有限。政治制度因素整体上对非洲外资具有显著的作用,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作用有限。资源禀赋因素总体上是外企对非洲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局部对北非和东非影响不大。基础设施因素总体上对非洲大陆FDI的流入量影响不大,但对南部非洲地区除外。     

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近年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日益转向亚洲,并向我国集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日益深刻。本文在分析大量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转移和在我国直接投资的特点与趋势,重点分析了日本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