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居民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结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居民购物出行空间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芜湖市居民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分析了居民购物出行空间等级结构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芜湖市居民购物出行的空间距离具有减小的趋势,变化幅度最大的是家用电器与服装衣饰类等高等级商品,从中心区与郊区来看,中心城区居民的出行距离变化不大,郊区居民的购物出行距离明显缩短,反映了城市商业空间格局的分散化趋向。② 芜湖市居民购买不同类型商品出行的空间等级层次分明,基本符合中心地理论中的等级关系,购物地点逐渐从高级中心地向相对较低级中心地转移;日常用品类商品购物地等级下降最为明显,由2001年的介于三、四级中心地下降到2011年的四、五级中心地之间,下降了1个空间等级,具有明显的就近居住地购买趋向。③ 从政府政策作用、零售商供给、居住主体偏好等三方面剖析了居民购物出行空间演变的驱动机制,认为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新业态的集聚与扩散、职住分离与居住-消费空间错位、交通条件的改善、居民购物需求偏好等因素影响着居民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结构演变。     

空港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变及驱动机制简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空港经济区范围进行界定,并借助GIS 技术,综合圈层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区内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空港经济区范围逐渐扩大,由初期单向扩张转变为多方位扩张;圈层分化特征明显,临空指向度分析显示,随着临空指向由强而弱,企业集聚空间自机场中心向外围推移,行业分析显示,主要行业如航空运输业、运输代理业、道路运输业由内而外依次布局,而零售业作为基础服务行业,规模与各圈层企业规模高度耦合;企业热点区由点状向轴线演变,“南重北轻、东强西弱”格局形成。机场规模、机场区功能分区、机场区管制和临空指向等构成虹桥空港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内生动力,而集聚经济、可达性和城区方位构成外在动力。     

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结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以天津市为例，通过大量问卷调查，总结出城市居民购物出行的空间圈层结构，为国际间相关问题的横向对比奠定了基础。在中地论的基础上，创建了系统描述和详细分析购物出行空间等级结构的新模式，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制度和方法。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总结出天津市三种不同收入阶层的购物出行空间等级结构类型，并对其进行了尝试性解释。     

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结构比较——以乌鲁木齐汉族与维吾尔族为例

基于对乌鲁木齐市居民的调查问卷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演绎比较分析了汉族与维吾尔族购物出行的空间等级结构。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分析比较了两个民族之间3种不同收入阶层的购物出行空间等级结构类型。通过分析比较发现汉族购物出行空间等级结构较维吾尔族扁平化,而维吾尔族购物出行空间等级结构较汉族有所拉伸。对各类商品购买出行的距离汉族较维吾尔族均远,维吾尔族对中间商品的购物出行的空间等级跨度较大。此结论为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商业网点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市居民网络消费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简

在互联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网上购物、团购等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消费方式得到极大发展,网络消费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消费选择的重要方式,网络消费市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居民社会阶层的差别及相应居住空间的分异,导致网络消费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并且对实体空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南京居民网络消费情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住房状况、交通方式以及移动网络使用等体现居民社会阶层状况的要素对居民网络消费选择的影响,进而分析居民网络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城市不同空间的网络消费构成和网络消费商品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空间网络消费对交通出行和实体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程度。     

汶川地震灾区滑坡空间特征变化分析简

“5.12”汶川大地震触发了大量滑坡,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结合震前和震后的滑坡编目数据,对滑坡与坡度、坡向、高程、岩土类型、道路、河流和断裂带等7个孕灾环境因素的空间分布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滑坡与孕灾环境因素的空间分布关系受地震的影响比较大。相比于震前,震后滑坡发生的优势坡度、优势岩土类型、优势距离缓冲区等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坡向、距道路距离、距河流距离等因素对滑坡有明显地趋势性影响。     

论人类活动的空间趋利行为简

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存在于空间中,并按照“趋利”的本质特性游离在空间中,形成一系列物质空间景观形态和作用关系表征的空间关联模式。如何看待行为与景观、行为与结构、行为与空间功能间的关系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我们所感知的客观世界是在空间逐利行为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综合体。为了保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是放任空间行为任其对空间结构的塑造,还是通过建构功效空间来约束空间行为？哪个更有利于人类生存空间所体现的安全、健康和发展福利的保持？人类文明走到现在,恐怕向后者的转向是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思考,从分析人类的空间创利、逐利和寻租等空间行为切入,阐释空间趋利的基本特征与形式,及其体现的空间福利效应;剖析了生态文明转向趋势下功效空间组织和空间行为约束的必要性和机制;探索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行为模式、范式,进而导出功效空间建构与组织的基本准则。     

清代西南地区森林空间格局网格化重建简

基于遥感土地利用数据和全球潜在植被数据,确定了中国西南地区土地垦殖前森林植被可能的分布范围,并通过量化地形（海拔、坡度）和气候生产潜力（光照、温度、水分）与农林地分布间的关系,构建了土地宜垦性评估模型和历史森林面积网格化分配模型,重建了清代西南地区5个时点、分辨率为10 km×10 km的森林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本文设计的森林空间格局网格化重建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其结果能较好地反映森林变迁历史过程的基本特征;②西南地区森林覆被率从雍正二年（1724年）的54.7%下降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27.8%,其减少地区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云南中南部以及贵州大部;③从网格占比的变化趋势看,1724-1911年,西南地区森林覆被率小于10%的网格占比上升了约31个百分点,而覆被率大于80%的网格占比则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简

运用因子分析、扩展的潜力模型、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五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了1990-2009年珠三角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趋于减弱;大多数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规律性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深—莞—惠都市区发展态势,低潜力县域进一步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分布区;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的转化,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在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有进一步扩大倾向。从县域潜力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上看,县域间相互作用、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交通运输条件、固定资本投入和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三峡水库下游弯曲河型演变规律调整及其驱动机制

大型水库的兴建深刻改变了下游水沙输移特点,进而导致河床演变规律显著调整,水库下游弯曲河型对水沙过程改变响应敏感,是水库下游河床演变、航道整治、河势控制等方面研究的关键区域。本文基于1996-2016年的实测水文、地形资料,对长江三峡水库下游弯曲河型的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开展研究,结果表明：① 三峡水库蓄水前,下荆江存在“凸淤凹冲”、“凸冲凹淤”两类弯曲河型,而三峡水库蓄水后均表现为“凸冲凹淤”的一致性规律;② 在水库拦沙作用的影响下,下荆江河段平滩河槽存在累积性冲刷现象,冲刷部位集中于枯水河槽与基本河槽之间的低滩,冲淤部位调整主要由变化的流量过程所驱动,上游河势、河道边界以及支流入汇等因素均有一定驱动作用;③ 在三峡水库蓄水后缺乏大洪水的情况下,凸岸水流挟沙力随流量增加逐渐增强,水流对凸岸冲蚀力度在平滩流量级附近（20000~25000 m3/s）达到最强,平滩流量附近流量级的持续时间超过20天时,弯曲河道发生凸冲凹淤现象。而悬沙中造床粗沙的减少,增强了水流冲刷强度,加剧了凸岸的冲蚀程度。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空间格局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综合测算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结合标准差椭圆和重心坐标探讨了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重心演化的轨迹与路径,考察了影响演化轨迹的重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总体不高,变化幅度较小,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特征,说明改革开放初期的风景区旅游发展主要得益于规模投资,有效的货币资本投入是提升旅游发展的主要措施,平均效率值总体表现为下降态势,风景区多数处于无效率状态,DEA最优状态缺乏,导致了风景区生产单元存在一定的资源冗余和开发低效状态。② 从重心的整体分布上看,主要位于107°11'~118°37'E 和29°02'~38°55'N 之间,东西跨度约11°,南北跨度约9°;从旅游效率重心演变的轨迹上来看,综合效率的变化轨迹最大,但总体上都是经历了先西偏南再东偏北再西偏南的历程,其中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东偏北的趋势相对较小,而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在重心东偏北的趋势上变化较大。③ 针对风景区旅游效率空间格局动态演化的驱动机制的剖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交通发展、信息技术及制度供给是影响效率重心偏移的重要因素,促使了效率动态格局的空间演化,优化产业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完善市场引导机制,政府科学调控及资源禀赋改善是促进风景区旅游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

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和GIS技术,对珠三角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工业生产空间信息进行精准提取,利用多种模型定量分析了其空间扩展格局与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其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总体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且扩展热点格局不断变动,热点区的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②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异质性,2007年以前工业生产空间的破碎化程度增加而紧凑性降低,其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而2007年以后的变化与此相反;③ 在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不同,政策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城镇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等,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演化与重构。     

中美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时空演变及机制

南亚是中美两国重要的地缘战略区,无论是对中国海上运输的安全和西部边疆的稳定,还是对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解析中美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变化及演变机制,是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结合地理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研究视角,采用数学建模方法,构建国家地缘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和模型,选取南亚为研究区域,探讨中美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时空演变,探寻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近10年,中美在南亚的地缘影响力在小幅波动中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增幅比率看,中国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增速要比美国快。2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是一个缓慢过程。2003-2012年间,中美在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变化幅度不大。3硬实力、软实力、相互依赖力和摩擦力是地缘影响力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硬实力和软实力是主导因素,起拉力作用;相互依赖力是辅助因素,起推力作用;而摩擦力是弱化因素,起反向力作用。4中美在南亚地缘影响力演变的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地缘区位是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制约力,地缘政治是主导力,地缘经济是驱动力,地缘文化是辐射力。5国家硬实力不等于地缘影响力,国家硬实力强并不能代表其对外的地缘影响力就高,两者是非线性关系。硬实力虽起主导作用,但不能决定地缘影响力变化的强度和速度。     

中国旅游投资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1999—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旅游投资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投资规模水平和投资效率水平提升很快,但区域差异显著,东部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中西部跟进速度快;旅游投资水平呈现出较强的空间负相关性,即旅游投资水平高的省区与低的省区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大杂居、小集聚的态势;同时旅游投资空间相关性在减弱,体现为各省区旅游投资水平的空间集聚度在不断下降,旅游投资逐渐趋于空间上的离散布局,即高水平与低水平省区呈现出空间分散性与异质性;各因素对旅游投资水平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旅游投资水平最关键的驱动因素,且前者贡献度高于后者。     

上海港港区区位与功能演变及动力机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港口发展迈入了新阶段。上海港是世界大港,其发展、演变过程既具备一般性规律又不乏自身特色,对揭示单体港口的功能拓展和空间扩张具有积极意义。论述了上海港的港区区位和功能演变过程,并总结了港口的空间演化轨迹、功能拓展路径等规律,创建上海港演变模式,最后考察上海港区位与功能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港口港区区位遵循了从支流向门户、从内河向深海、从单一区位向多体系的演变规律,功能演变形成了从服务于村镇向国际区域、从渔港向综合港的演变过程,形成“河流单港区阶段→河流双向延伸阶段→工业化岸线拓展阶段→集装箱化离岸外迁阶段”的上海港演变模式。鸦片战争之前,上海港因长江流域门户港变迁规模和功能不断提升;开埠后,西方介入使港口空间和功能进一步扩展;1949年以来,工业化导致上海港向多区位系统和多元化功能演进;21世纪以来,技术进步、全球化及政策制度等因素促使老港区外迁和功能升级。研究丰富了港口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为单体港口的优化与枢纽建设提供了借鉴。     

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

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是突破喜马拉雅山脉天然屏障、连接中国与南亚腹地两大市场的关键,对于南亚大通道建设和跨喜马拉雅互联互通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喜马拉雅山脉断裂河谷为出发点,综合历史文献、实地调查及GIS技术手段,分析通道的空间分布特征、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 喜马拉雅地区的传统贸易通道主要有21条,其中中尼通道6条,中不通道4条,中印通道11条,在空间上形成了“一横多纵”的空间格局。② 传统贸易通道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7世纪以前）、形成期（7世纪—842年）、发展期（842—1959年）、衰落期（1959—1962年）和恢复期（1962年至今）的演变过程。③ 货物交换和佛教传播促进了通道的萌芽和形成,西藏及中原地方政权稳定和边贸政策、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商业利益推动了通道的发展,印度的战略误判和前进政策导致了通道的衰落,中国的战略需求将推动通道的恢复和建设。④ 战略互信和边界问题是通道恢复和建设面临的主要障碍,未来需要加强对通道的多视角调查和研究,制定通道的建设和管控策略,充分发挥通道的商贸、旅游和文化交流功能,积极服务于南亚大通道建设,促进西藏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

人地关系演变具有继承性,从历史视角认识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及机制有助于增加对人地关系的综合认知。从人地关系核心内涵出发,将资源环境要素视为人地作用的焦点,以人类的核心需求和主要活动、对“地”的作用强度及认知能力为主线,在梳理中国历史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归纳其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提炼其演变动力。发现：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人对“地”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混沌未知、天人合一、人地相称、人定胜天、人地和谐共生”的演变历程。与此相应,中国历史人地关系经历了从萌芽到以土地为核心的一元化关系再到以土地、水、能矿等资源为核心的无序多元化关系以及现如今重新探索有序多元化人地关系的总体历程。从历史视角看,中国人地关系演变的动力机制是：生产力是最核心的动力,促进了人对“地”作用能力的发展;人口是最活跃的动力,人口需求及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增强了人和“地”作用的紧密程度;生产关系主要通过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及资源所有权而间接影响人地关系演变;战争和自然灾害对中国历史人地关系演变均起到促进和阻碍的双面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人地关系研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中国现代人地矛盾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以史为鉴,提升人对“地”的科学认识,实施因地制宜,加快技术研发和生产方式转型是破解中国当下人地矛盾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