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有深刻影响。利用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巫山县3个县12个典型村972份有效农户调查样本,基于货币额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同时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山区农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呈现自然资产型人力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关系;2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3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自然资产型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农业发展政策应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补贴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前提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发展的平台。     

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能源消费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两翼”地区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户生计出现分化。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家庭用能差异越来越明显,而已有文献对此研究较少。选取了重庆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生态脆弱性较强的"两翼"地区为案例,基于1015份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能源消费数量、结构及环境、经济成本的差异。基于山区生态环境的角度及农户家庭用能现状,使用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薪柴(最主要的能源)消费比例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四类农户中,以非农为主的III-2(人力资产型农户)的人均薪柴消费量及其占总能的比例均最低。由于生计策略差异及年龄等条件限制,其他三类农户仍大量使用薪柴。2农户人均薪柴消费成本较高,尤其在环境成本方面,替代能源能有效降低农户人均能源消费的环境成本。III-2通过减少薪柴消费量,降低了人均家庭能源消费总成本,其他三类农户人均家庭能源消费总成本较高。3替代能源可获取性及人均牲畜量是影响四类农户薪柴消费比例的共同原因;此外,家庭健康状况对II(基本型农户)薪柴消费比例有促进作用,对III-2起抑制作用;在家人数比例对III-1(自然资产型农户)和III-2薪柴消费比例均有促进作用,其他收入不利于降低II薪柴消费比例。     

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

以福建省长汀县农区为研究区域,依据1978-2008年社会统计资料和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耕地撂荒影响的多项式回归分析模型,采用社会统计和比较分析方法,研究长汀县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于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结果表明：近30年来,长汀县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户耕地撂荒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程度虽逐渐提高,而农户耕地开垦面积却呈现上升趋势;但自2000年以来,农户从耕地净开垦转向耕地净撂荒,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推动着农户耕地撂荒面积的不断增加．同时发现,与外出务工以及本地雇佣劳动相比,从事传统农业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也是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的主要中介．     

论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其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对打工空间、年龄对打工距离及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类型对打工距离、家庭代数和家庭上学子女数量对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社区特征中的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对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关系网络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农户对打工地的选择是在能够预期取得一定收入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的结果,地理环境因素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的村域耕地撂荒影响因素分析

弃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被认为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明确撂荒耕地驱动因素对于提高农村地区耕地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赣州市49个村庄的耕地撂荒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撂荒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机械化水平低是赣州耕地撂荒发生的必要条件,对耕地撂荒具有重要影响。(2)导致耕地撂荒现象的路径不具有唯一性,研究区有5个导致耕地撂荒现象产生的组合。它们分别是组合A1(交通便利、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无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2(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无政策支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3(交通便利、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无政策支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4(交通便利、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低、农业劳动力充足、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组合A5(交通不便、农业生产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土地流转程度高、农业劳动力充足、政策扶持产业相结合)。(3)在耕地撂荒现象的条件组合中,核心条件与辅助条件共同对耕地撂荒产生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能更深层次地揭示耕地撂荒的机理,为政策制定者正确决策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法,进而促进耕地的有效利用。     

重庆市山区农户耕地转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流转有利于缓解耕地撂荒和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已有山区的研究侧重耕地转出,且未深入分析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12 个典型村的1015 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地块尺度详细分析了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并通过Tobit 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多无偿转入耕地,但仍主要转入质量好、坡度小、离家近的地块;因受地形影响,转入地块又多为旱地,且难灌溉、面积小,并存在“去粮化”和粗放化经营.②农户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农户多为普通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效益低,且地块细碎化程度高.③影响因素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农具数量和耕作面积对农户转入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地块平均面积和地区哑变量则武隆县有显著负向影响.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精确刻画城市用地结构与影响因素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对城市土地利用宏观调控和用地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通径分析法,对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厘定,结果表明:①人口增长对居住用地比例的直接效应最大(0.446),其通过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89、0.221、-0.042;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人口增长对居住用地的间接效应较大(0.420、0.309)。②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比例的直接效应为-1.357和1.236,对公共服务用地比例的直接效应为1.387、-1.100;人口增长通过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比例和公共服务用地比例的间接效应分别为1.163、-1.036,作用方向相反。③经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绿地比例的重要因素;人口增长通过经济发展后的间接效应(0.451)显著于直接效应(-0.117)。④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和人口增长及三者的耦合作用是影响城市用地结构的主要因素。     

限制开发区域农户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

本文以位于国家限制开发区域的云南省怒江州为例,利用654份农户调查问卷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薪柴消费与家庭总人口、是否外出打工、所在行政村是否在自然保护区、所在行政村海拔是否大于2000米、所在行政村到县城的距离正相关,与上年现金支出、是否有现金补贴、住房条件负相关。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所在行政村海拔大于2000米的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比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农户高64.70%;在自然保护区的农户消费薪柴的概率是自然保护区外农户的3.26倍;所在行政村到最近县城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增加6.12%;对农户进行现金补贴会使薪柴消费概率下降38.39%。在此基础上,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环保政策、财政政策、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建议。     

撂荒耕地的提取与分析——以山东省庆云县和无棣县为例

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失,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大面积的撂荒现象。利用遥感技术可以间接提取撂荒耕地的规模和数量,对耕地的保护和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以山东省庆云县和无棣县为研究区,基于Landsat数据和HJ1A数据,采用CART决策树分类方法,制作了1990-2017年的土地利用图,制定了撂荒地的识别规则,在此基础之上提取了研究区的撂荒地空间分布、持续撂荒时间分布和撂荒地复垦区域。结果显示：1990-2017年基准期影像的CART决策树分类精度高于85%;1992-2017年间,研究区撂荒地面积最大值为5503.86 hm²,最大撂荒率为5.37%,其中1996-1998年撂荒率最高,2006-2017年撂荒地面积的整体趋势逐年降低;1992-2017年间最大持续撂荒时间为15年,大部分耕地持续撂荒时间在4年之内,少数耕地持续撂荒时间超过10年;1993-2017年撂荒耕地复垦面积最大为2022.3 hm²,最小复垦面积约为20 hm²,复垦率最大值为67.44%,年均复垦率为31.83%。研究结果不仅能够为研究区撂荒驱动因素分析提供数据支撑,而且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的撂荒耕地识别提供参考。     

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建厦门、福州、南平为例,通过对627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全面比较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家庭特征是影响各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基础与普遍性因素;(2)经济价值认知是影响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核心因素;(3)用途转换收益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关键因素;(4)政策相关特征是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导向性因素。为提升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守住耕地资源红线,建议结合地方经济水平,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耕地保护政策;尊重农户意愿,合理调整耕地保护政策执行方式;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推进耕地集中经营。     

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响应与影响因素——以甘肃定西大牛流域为例

以甘肃省退耕还林(草)重点实施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定量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认识和态度。总体上农民有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认识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数量、退耕还林(草)面积是影响农户环保意识和对退耕还林(草)态度的主要因素,农业和非农业农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基于农户视角的洪灾社会脆弱度及影响因素——以安康市4个滨河村庄为例

降低洪灾社会脆弱度是缓解洪灾社会影响,建立洪水韧性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敏感性、适应性和暴露度3个方面构建微观尺度下的洪灾社会脆弱度评价指标体系,以安康市4个滨河村庄为例,运用基于熵权的综合指数法评价农户的洪灾社会脆弱度,并通过BP神经网络分析厘清评价指标与社会脆弱度之间的重要性关系,识别出洪灾社会脆弱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作为降低农户洪灾社会脆弱度的实践依据。研究表明：①案例村调研样本中近一半的农户处于高社会脆弱度等级,由此推算,研究区有715个农户具有较高的洪灾社会脆弱度;②受访者健康状况、防汛信息渠道、避灾疏散方式、建筑质量、是否有病残人口、家庭收入多样性、5岁以下幼儿比重和60岁以上老年人比重是农户社会脆弱度的主要影响因素;③基于农户视角的洪灾社会脆弱度评价能准确地识别出脆弱度较高的农户,其结果在降低洪灾社会脆弱度方面更具有现实意义。     

安徽省泗县农户兼业经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安徽省泗县甘薯主产区的大路口乡顾庄、大张两个村40户农户兼业经营状况问卷调查的实证为依据，通过对具有不同特征的农户的兼业经营行为、家庭收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从事兼业经营既是提高收入、增加就业的有力措施，同时又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手段。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当地政府应鼓励农户从事兼业经营以及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建议。     

地块质量特征对西南山区梯田撂荒的影响——以贵州剑河县白都村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分析西南山区梯田撂荒地块质量特征及影响因素,厘清山区梯田撂荒与可持续利用机制,本文以贵州省剑河县白都村为例,综合运用农户调查数据与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数据探讨梯田的撂荒规模、空间分布情况及地块质量特征;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梯田撂荒的各地块质量因素作用大小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白都村样本农户的梯田面积为62.518 hm^(2),多集中分布于耕作高差、坡度和耕作距离较大区域,其撂荒面积为21.354 hm^(2),撂荒率为34.16%。②梯田的地块质量因素对其撂荒的贡献程度表现为:灌溉条件>动力使用状况>田埂坍塌状况>耕作面积>综合地形条件,其中灌溉条件、动力使用状况、耕作面积与梯田撂荒均呈负相关,田埂坍塌状况和综合地形条件与梯田撂荒呈正相关。研究结果对于推进西南山区梯田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基于农户特征的黄淮海平原农村一户多宅行为影响因素——以河北省曲周县前河道村为例

为深入探究影响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行为的主要因素,明确一户多宅整治工作的重点方向,以地处黄淮海平原的河北省曲周县前河道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农户调查获取样本农户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一户多宅行为的主要农户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规模的提升会降低农户新辟宅基地建房的意愿,农户居住需求的提升促进了一户多宅行为,农户对相关政策认知水平的提升抑制了一户多宅行为,农户发生一户多宅行为与对原有居住环境不满意密切相关。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一户多宅行为的产生并不受制于农户自身的经济条件。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典型县域为例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 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民为何选择撂荒？以宁夏固原为例（英文）

探索影响农户撂荒的因素,是针对性地开展生态脆弱地区土地管理政策调整的基础。本研究选取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地貌类型的典型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式评估框架、关键人物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从多利益相关者角度开展调研,并结合长时序农户调研统计数据,从多时空维度对影响农民撂荒决策的潜在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在社会维度中,对撂荒决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邻居的影响,这是偏远地区农民的从众心理和撂荒地对周边农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2）经济维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土地生产力、种植成本和粮食价格等。（3）自然环境因素主要包括道路可达性、坡度和地形起伏等,其中丘陵山区农户对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敏感。本研究描绘了黄土丘陵沟壑地区耕地撂荒与区域利益相关者交互响应的综合画像,为探索遏制撂荒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路径提供了参考,并为进一步开展撂荒行为的空间变化模拟与管理决策支持奠定了基础。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针对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福建省长汀县358户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非农化与耕地流出之间是一种正反馈关系,农户生计非农化有效促进了农户耕地的流出;②生计非农化诱致的农业劳动力缺乏以及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流出的直接原因;③生计非农化总体上对耕地流入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流入起到主导的抑制作用,而地租下降等因素对耕地流入起到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务农机会成本对耕地流入的影响。     

煤炭资源富集区农户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神木县为例

以农户为细胞单元,通过对典型乡镇农户收入的差异分析来探讨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选取陕西省神木县12个乡镇典型村域进行农户调查和定量评价,运用多元回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各乡镇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显著,基尼系数均在0.20以上,67%的乡镇基尼系数大于0.30,其中解家堡、乔岔滩、花石崖的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乡镇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回归结果显示: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支出是低收入家庭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户主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等显著影响着中等收入家庭农户收入;而经济潜力、家庭教育负担、区位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农户收入影响显著。研究表明,要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除了发展个体经济、提升兼业比重外,还应重视农户自身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