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进展

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存在非正规部门,但存在方式和形成机制有别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分析,表明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成果,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非正规部门的边缘性和异质性等特征,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分异,非正规部门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包括贫困就业论、二元经济论、规制论和嵌入论等,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非正规部门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与政策等方面.但在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的空间特征、从综合视角分析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过程、非正规部门对地域空间的影响以及对比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还较为欠缺.     

国外非正规部门相关概念辨析及启示

非正规部门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初被提出以来的。由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特征和规制背景不同,出现了多种概念。本文对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指出不同概念界定,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核心大致经历了从“自我雇佣”到“不受规制”再到“半正规”的发展演变过程,提出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动态的视角界定和研究我国的非正规部门。     

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特征与城市化效应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进入城市正规部门,而进入非正规部门,但关于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却不清楚.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估算方案,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测度与解释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自1990年以来,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就业的主要方式和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其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自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减少的特征,其在城市就业的比重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符合倒U形的规律.模型显示:尽管短期内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和城市化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长期看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非正规就业每增长1%,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0.1%.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非正规就业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过程与劳动力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流动过程.结论强调,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失业问题,而更多是如何应对处于社会保障系统以外的非正规就业问题.     

“机器代人”与城镇新增长模式 ——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为分析“机器代人”影响下的劳动密集型城镇新增长动力,文章构建了“机器代人”背景下城镇新增长模式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镇增长的代表性地区--佛山市顺德区为案例,重点从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机器代人”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的技术升级,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着地区技术升级路径从“二次创新”走向“一次创新”。技术升级对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了家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又带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减了普通劳动力需求,催生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地区就业结构变化。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共同促进空间组织产生变化,创新要素在空间上扩散与集聚,区域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边界地区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核心。在“机器代人”影响下顺德区形成了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城镇新增长模式。     

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的非正规职业中介及其作用——以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例

国内外现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求职渠道非常单一,主要依赖社会关系网络。本文选取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为案例,对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非正规中介机构在农民工的求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农民工实现灵活、即时的就业,其存在是在我国转型期市场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工厂的用工需求、农民工的求职需要、中介机构的逐利目的和地方政府的宽容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正规职业中介机构是市场动力作用下的新型农民工非正规求职渠道,是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渠道的延伸。研究表明,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非正规的动力在解决农民工求职乃至城市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水资源约束下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城市化发展模式

西北干旱区城市化进程受到水资源短缺及其用水结构不合理的双重约束。本文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例 ,针对河西走廊未来 30年总需水量阈值、经济总量阈值、总人口阈值和城市化水平阈值 ,认为最经济、最节水的城市化发展方针为禁止发展特大城市 ,有选择地培育一个大城市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科学发展小城镇。据此提出了与水资源约束相适应的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城市化发展的 6种模式。即 :推行“产业移人”和“环境移民”为主、“人移产业”为辅的城市扩展模式 ;推行“分步到位”为主 ,“一步到位”为辅的城市生态移民模式 ;推行“退一进二”、“退乡进城”的城市用水转换模式 ;推行“节水量城”为主 ,“借水养市”为辅的节水型城市化模式 ;推行“稳粮兴草” ,“稳农强工” ,“活商旺城”的城市产业转换模式 ;推行“一核四极” ,“一轴三带”、“乡镇同兴”的“卅”字型城市空间推进模式     

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为例

以产业区理论、管制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以学习创新为核心,构建了一个融生产体系与社会生产体制、制度与协调机制、地方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四位一体”的学习型产业区分析框架;运用该框架,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为案例,研究了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方式、动态及其对技术学习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的建构和有机联结,传统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是可以从“低端道路”迈向“高端道路”的,发展学习型产业区应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一项重大战略和政策。     

管制之外的"管制":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认为,无管制或缺少管制是非正规经济或非正规部门的核心特征。我国城市中的城中村是非正规部门最为集中的区域。选取广州市海珠区的下渡村这一典型案例,对非正规部门的"管制"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中村有宽松的管制环境、廉价的住房市场和良好的区位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但这些城中村的非正规部门并非完全处于管制之外,而是生存于一种管制之外的特殊"管制"之中。这种"管制"表现为一个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地方自治组织、地痞组织、本地村民和周围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构,深刻而切实地影响着非正规部门的生存状态。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模式与空间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界定了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概念,借鉴“路径依赖”理论重新诠释旅游地产业成长路径,提出具有普遍性SGGT模式,以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为例,具体分析了SGGT和空间演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发现:①历史与现实是武陵源旅游生长点形成的基础,需求与培育是旅游生长点萌发的关键因素,创新与拓展是旅游生长点成长的保证,蜕变促进了旅游生长点成为旅游产业增长极;②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点,通过“路径创造”,实现了行政管辖权的统一,后被列为世界遗产地,成为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核心生长点;③在旅游产业“集聚力”和世界遗产地管控的驱动下,天门山成为张家界新的生长点;④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生长点的形成,是张家界旅游产业集聚和“路径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拓展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成长空间。本文有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从旅游产业生长点视角理解旅游产业成长路径,更为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的驱动机理与创新影响——以上海创意设计业为例

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 份企业问卷和16 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     

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议题

非正规就业研究已引起全球范围内学者的广泛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就业模式变化迅速,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其研究日趋为学术界所关注.当前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研究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主,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的概念,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农民工、下岗工人、妇女、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及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文中系统梳理和评价了国内研究现状,指出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的3个非正规就业研究议题包括非正规就业与全球化、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以及非正规就业的空间.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以深圳市为例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在快速城市化地区普遍存在。以深圳市为例,在梳理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探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对策。研究发现,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发展是政策力、市场力和社区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正规住房,各种动力的大小和方向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管治方向与措施。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地理基本框架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     

非正规就业: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以广州芳村茶叶市场茶艺表演业为例

非正规就业对女性的影响一直是非正规就业研究的重点,其中许多研究认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往往难以实现向上发展而强化了自身弱势地位.这类研究忽视了非正规性的多样化性质,过度地强调了非正规就业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以广州市芳村茶叶市场茶艺表演业为例,使用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了非正规就业对女性人力资本积累与向...     

基于虚拟地理环境的数字黄河研究进展

虚拟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计算机三维虚拟空间的映射,是近20年来随着信息技术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黄河”则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三维可视化技术、现代遥感遥测技术和虚拟地理环境技术的发展而提出来的。通过概述“数字黄河”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探讨了“数字黄河”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自然环境中“原型黄河”各有机组成部分在虚拟地理环境中的表达及行为描述,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环境对黄河具有重要影响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计算机表达。以“数字河道模型”为例详细论述了“数字黄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数字河道模型”、“数字流域模型”、“数字水库模型”和“数字河口模型”在虚拟地理环境的表达。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     

新型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规模、格局及社会融合

中国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就业质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疫情影响下非正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论文从新型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的关系出发阐释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历史产生和发展要求,基于人口普查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测度了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和格局特征,总结了非正规就业者当前面临的社会融合难题,并提出发展思路和路径。结果发现：① 城镇化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关系密切,非正规就业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非正规就业模式,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合。② 经多源数据估算,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占城镇总就业的33.2%~44.7%,就业人数达1.38亿~1.55亿,以隐性就业部分为主。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东、中、西逐渐减少的特征;在雇佣类型上以从事各类非正规工作的被雇型就业为主;行业结构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与制造业等。③ 非正规就业者主要面临职业困境、户籍限制、公共服务差距、风险应对能力弱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改革,提升就业质量,推动市民化和社会融合。     

“一带一路”下旅游文化产业的大数据体系架构与实施途径研究

本文探究“一带一路”旅游大数据的产业创新体系架构,明确“旅游文化建设、旅游消费习性培育、跨域资源协作”等产业创新路径,明晰沿线各国的文化融合途径,构建以“文化通”为内涵的旅游大数据体系。通过文献梳理、质化研究和实时数据分析,建构适用性旅游大数据架构,解决“一带一路”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信息稀疏、习性碎片化和诚信不足等现实困难,助力沿线各国的旅游发展新局面。借鉴应用系统工程中霍尔三维支撑理论,从知识、时间和逻辑三个维度,搭建新时代条件下旅游业态的以价值集聚、诚信保护和旅游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创新途径支持体系,为旅游经济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制度创新——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

21世纪初,在对非正规经济研究的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解释基础上,出现了批判管治主义理论,重点关注国家权力与制度对非正规性产生的影响。基于该视角,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珠江三角洲,其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产生、表现及其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土地制度缺失、正规土地管理制度颁布和实施阶段,以及省级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阶段,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经历了被政府鼓励、包容和默许及正规化的过程。部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成为制度创新的根源。土地制度的演变经历了由乡村基层“自下而上”式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式推动的转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非正规性特征,并服务于各个时期的城市与经济发展需求。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地方实践。     

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

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利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①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影响的感知特征可归纳为“社会失序”、“文化素质提升”、“地方认同和生活环境改善”、“吸引力增强”、“综合效益提升”、“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成本提高”等7个维度,居民对积极影响的感知强度整体上高于消极影响。②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与旅游影响感知密切联系,各感知因子对居民态度的不同维度有显著影响。③根据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可将常州城市居民划分为“乐观支持者”、“理性支持者”、“谨慎支持者”、“冷漠态度者”等4种类型,总体来说,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发展的态度较为积极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