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渠道对城市居民迁居空间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根据搜寻空间理论,网络渠道能够提供比传统渠道更多的住房信息,减少居民迁居过程中对原住房周边区域的依赖,从而扩大了居民迁居的搜寻范围。但是,与远程办公和住房选择关系的研究相比,学者较少关注网络渠道对居民实际迁居空间的影响。基于南京城区居民迁居活动调查数据,利用三维核密度和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不同信息渠道使用者的迁居时空特征、信息渠道对使用者迁居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网络渠道已经成为居民迁居过程中的主导住房信息获取方式,其使用者的迁居距离大于传统渠道使用者,丰富了现有关于ICT对居民迁居空间影响的学术研究,也为城市住房信息管理和住房空间规划提供借鉴。     

基于迁居的郊区大型居住区社会空间形成——以北京回龙观居住区为例

郊区大型居住区是我国郊区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型居住形态,为缓解城市内部人口和功能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由于过快开发、缺乏规划等原因出现的问题众多。以北京典型郊区居住区回龙观为例,从迁居行为角度探讨大型居住区的社会空间形成,以折射我国郊区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郊区大型居住区的形成是政府、单位、开发商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转型期影响居民迁居的主要推力和限制因素是家庭纽带、政府政策与经济能力;快速郊区化过程中建立的这类社区内部居民成分复杂、流动性强、社区意识较为薄弱,居民生活与城市中心及近郊内沿的联系紧密,地区吸引力有待增强。     

城市意象热点空间特征分析——以南京为例

在社会调查、空间数据处理与建模分析基础上,系统探析了南京城市意象热点与居民感知、城市道路结构、特色意象区形成及其与城市历史街区功能更新的内在关系,形成对南京未来城市意象发展的四点建议:1改变崇尚宏大体量和现代风格倾向,在尊重南京文脉和市民需求的基础上更新城市功能;2通过热点植入盘活意象缺失区域,但需尊重热点和城市道路集成度联动发展的城市自组织机制,并注意街巷空间和生活次节点的保留;3意象热点的集聚区应该为重点打造的特色意象区,注重提供多样化活动平台和休憩设施,并和城市传统紧密结合,注意热点空间的均衡分布,并在步行范围内组织;4从热点空间和功能置换着手可缓解交通压力并促进城市动态更新。     

城市居民游憩地方依恋特征分析——以南京夫子庙为例

城市居民游憩地方依恋研究为认识居民与城市游憩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南京夫子庙为案例研究发现,南京居民的夫子庙游憩地方依恋具有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的结构特征,其中对夫子庙的情感性依恋大于功能性依恋。时间和经济状况是居民游憩地方依恋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对夫子庙的地方依赖程度主要受居民经济状况的影响,地方...     

地理教学中的空间思维能力培养探讨——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空间性是地理学的根本特征,地理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成为地理学科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南京都市圈地跨苏皖两省,是培养学生空间思维能力的理想案例。本文通过南京都市圈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变更、与合肥都市圈空间关系三方面的教学设计,尝试在地理教学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     

基于城市记忆的传统文化旅游地空间溯源——以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例

基于城市记忆视角,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个案,以古代六朝至近代中华民国时段为界,分类梳理古地图、古诗词、古画卷、老照片等图文史料,结合符号学和质性研究方法,从地理和文化空间2个层面,溯源其历史发展过程,探究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结果凸显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在南京城市发展变迁中担负的城市记忆表征、民族文化传承、市井生活繁衍及地方特色沿袭等重要功能,为传统文化旅游地及城市文化空间的科学规划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城市居民通勤行为与感知的空间特征研究——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通勤是城市道路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过于集中的通勤造成各种交通问题。现阶段,我国二线城市的高峰期拥堵问题也愈发严峻。以我国沿海城市福州市为例,对城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及通勤感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市城区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从通勤行为来看,居民通勤时间和距离以中等水平为主,随着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增加,通勤方式逐渐从步行向助力车再向公交车、私家车过渡,职住分布的空间失配进一步带来通勤流的空间集聚,是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从通勤感知来看,交通意象中标志物和区域的可意象性很小,节点的可意象性最大,满意度呈现由外围向中心递减的空间结构,并深受样本属性影响。     

武汉市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空间异质性影响

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采用手机信令时序数据挖掘与解析居民迁居行为,结合服务设施POI（兴趣点）数据,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商业服务设施（餐饮、生活性服务、购物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医疗和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程度不同,且服务设施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2)商业服务设施中,餐饮对居民迁居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活性服务和购物设施;近郊区商业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大于中心城区,且各郊区新城之间的影响也存在差异。(3)公共服务设施中,医疗设施相较于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更大;且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高于近郊区。     

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信息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活与管理中的加速应用不仅促使城市空间结构正在发生转型,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特征。论文基于社会调查,以南京为例,考察了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交通出行行为特征的影响。总体而言,南京城市居民家庭在接入信息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接入互联网能力迈入快速增长期。但由于各城区间、各郊区间的信息接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必然会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研究表明:在家办公的出现减少了日常的工作出行。信息网络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引导作用日益突出,并出现了部分替代。城市居民家庭的交通通讯费用大幅增长,上网时间增长较快,而城区更为明显。     

南京中产阶层居住迁移的时空特征与典型模式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是城市社会地理学重要研究议题,既可以反映出个人/家庭迁居行为的时空规律,也可以作为从微观视角解读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有效工具。在探讨中国城市迁居背景、研究意义和时代需求的基础上,依托4015份南京城市居民迁居调查问卷,筛选出符合特定经济社会属性特征的中产阶层家庭,从迁居频率、方向、距离和原因等方面分析中产阶层居住迁移的时空特征,采用Mantel test分析和随机森林模型辨识典型居住迁移模式。研究发现：(1)南京城市内部迁居频率迅速升高,以近距离、改善型迁居为主,后代教育逐渐成为更多中产家庭迁居的首要因素。(2)根据个人/家庭社会经济、住宅和迁居等多维属性,提炼出就近改善型、郊区品质型、房价驱使型和教育主导型四种典型中产阶层迁居模式。(3)迁居模式的形成与分化是不同中产家庭主观需求与客观条件相“平衡”或“再平衡”的结果。城市居住迁移的多维属性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使迁居类型与模式等规律性特征的辨识难度增大,但作为理解个体居住选择行为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互动关系的核心,有必要继续深入开展城市迁居时空特征与模式、驱动因素与机制、未来趋势与效应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武汉城市圈为典型案例区开展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分区实证研究。首先基于县域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和补充调查数据,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功能角度遴选出表征国土空间不同主题要素的24个指标因子,构建基于"要素—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从评价单元开始对10类空间二级功能进行比例关系表达,并通过BP神经网络方法评价三生功能承载力;最后引入双约束聚类法划定国土空间综合功能区,并匹配相应的调控政策。研究表明:基于统一的功能分类和指标体系实现功能比例表达在不同尺度间传递;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可划分为3个一级综合功能区和7个二级综合功能区。研究成果可为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提供参考。     

京津冀城市群多情景空间演化模拟北大核心CSCDCSSCI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三大引擎之一,随着京津冀协同战略的深入推进,其空间拓展呈现出新趋势与新动力。首先,集成约束性元胞自动机、空间聚类、Logistic回归、时间迭代等算法,构建出以地理分区、宏观预测和微观分配为核心的多情景空间演化模型。然后,利用京津冀2000-2013年及规划预测的用地、交通、城镇、生态和社会经济等数据,进行模型参数识别与模拟效果验证,并从交通引导、城镇辐射、经济发展等定量揭示城市群地域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最后,从城镇化发展速度、生态保护格局和规划政策引导三大角度进行多情景模拟,总体呈现城镇扩展速度减缓、京津用地疏解效应明显和交通引导趋势加强等特点,且主要沿京津、京保石、京唐秦和京张四条发展轴扩展。2014-2030年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共3851 km^2,年均增长量226.5 km^2,远低于2000-2013年的339.7 km^2;其中,京津两地新增用地占比由42%下降到26%,保定和廊坊则成为未来城镇扩展的主力军,四市总增量占比达56%。     

长三角地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地名通名是不同地方地名具有共性特点的通用部分,表征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变迁的认知。梳理多学科视域研究进展诠释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逻辑,基于EOF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构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格局及成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用字比例受河网水系影响最大,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用字类型丰富度在41个单元中总体呈现内陆到沿海且沿东北-西南方向递减趋势。②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异质性显著,呈现典型非均衡集聚,空间上形成皖中、苏南、浙北和上海等东西条带状的一级中心位于长三角中部,两个团块状次级中心分列南北;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热点区为双中心格局且分布于安徽西部和浙江南部等地,冷点区为单中心格局且分布在东部沿海呈纵向连续带状分布。③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综合影响明显,主要分布在海拔0~200 m、地形起伏度小于20 m、坡度小于5°的平原地带,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捷性对地名通名传承影响深远。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研究有助于提升地名命名科学性和规划管理协调度,为推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模式研究

迁居是城市空间重构的基础动力,了解其行为机制对改善住房结构、优化空间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针对大城市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二元居住空间并存的迁居研究仍较薄弱。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与家庭迁居理论,利用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的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识别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分布和迁居流样本,从迁居流特征、邻里属性和二元空间类型三方面选取指标开展基于主成分分析的K-means聚类,探究迁居模式、结构特性与形成原因。结果表明：(1)非正规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交互、正规内部三层次迁居类型间存在年龄和居住质量递增的趋势,但均呈现通勤导向;(2)二元迁居的主体是短距离迁移,形成了4个大规模迁居网络集群,总体方向表现出郊区化趋势;(3)迁居模式可聚类为社区型、改善型、家庭型、事业型4类,结合二元空间分异影响呈现出8亚类,不同类型迁居群体属性和动因存在显著差别,总体反映出人们在不同生命历程下的迁居过程。最后,文章针对不同迁居模式提出差异化空间治理政策建议。     

高铁发展对城市对间联系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快速发展的高铁网络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高铁发展对具有不同属性的城市对间联系的影响机制仍亟需探讨.论文选取南京市2000-2019年全行业的企业对外横向投资联系数据,测度以南京市为核心的城市间经济联系变化,在揭示城市对间联系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和分析了高铁因素对不同属性城市对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①南京市...     

基于地价模拟的同城化空间格局研究——以南京、扬州同城化为例

为进一步适应区域协同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基于地价梯度模型和空间插值方法,以地价为指示指标,对南京、扬州同城化空间格局进行模拟,以揭示同城化空间格局演化的一般规律。结果表明：（1）以城际铁路为代表的快速交通对同城化推动效应明显,以南京为代表的强中心城市辐射范围扩大,扬州等弱中心城市辐射范围相对收缩。（2）不同时速城际铁路对同城化空间格局影响的一般规律为：时速越快,中心城市辐射强度越高,同城化程度越高;同一时速下,距中心城市越近,同城化程度越高;时速提升存在边际效应,表现为城际铁路对中心城市辐射范围的扩张有阈值极限。（3）随着中心城市互动的日益紧密,同城化空间格局将沿着单轴、多轴、网络形态逐渐演进,应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次级城市、城镇组团比较优势,形成分工明确、资源共享的同城化网络。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内迁居活跃度识别方法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内部人口的居住迁移,精细测度居民迁居行为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对于从人的行为视角来分析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进过程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提出净活跃度指标和总活跃度指标来量化描述迁居活跃度,并依据两个指标的分类及组合,将居民居住地划分为高迁入型活跃区、平稳型活跃区、高迁出型活跃区、高迁入型非活跃区、平稳型非活跃区与高迁出型非活跃区六种空间类型,进而探讨居民迁居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迁移总体呈现出从主城区向近郊区逐步迁移的趋势,且主城区人口总活跃度相较更高。② 主城区以高迁出型活跃区和高迁入型活跃区为主,近郊区则以平稳型非活跃区为主。③ 不同空间类型内的居住类型存在差异：高迁入型活跃区内以新建小区、高校住区、学区房、城中村为主;平稳型活跃区以农村居住地、园区周边住宅为主;高迁出型活跃区以老旧小区、园区周边住宅、城中村、农村居住地为主;非活跃区则以农村居住地为主。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居民迁居活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实证研究证明其对于居民迁居地空间类型划分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可为相关规划决策部门掌控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特征提供数据支撑、为城市不同区域针对性的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评价的城市生态带划定--以杭州市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生态带是生态宜居城市的重要组成内容,其科学识别对于城市空间管控意义重大。从弹性结合刚性的协同模式出发,现有研究缺乏针对生态廊道的空间落实进而导致生态带片状孤立的尴尬局面;缺乏针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多情景分析进而导致划定成果缺乏动态调整,并受制于政府决策及重大事件等。以杭州市为例,利用Landsat TM影像数据,基于绿色基础设施评价及情景分析,综合划定城市生态带。结果表明:(1)主城区北、东侧建设开发风险相对较低,而南、西、西南需重点保护;(2)生态管控情景中弹性建设面积由20%增至35%,其空间侵蚀能力逐步增强,其中三级、四级管控情景已对区域生态格局造成严重挑战;(3)生态带划定范围包括"北部—临平"生态带(总面积272.17 km^2,占比5.60%.)、"东部—义蓬"生态带(总面积310.21 km^2,占比6.33%)、"南部—临浦"生态带(总面积828.43 km^2,占比17.00%)、"西南部—富阳"生态带(总面积1583.02 km^2,占比32.32%)及"西北部—良渚"生态带(总面积680.42 km^2,占比13.89%)。     

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分布及集聚特征——以沪宁城际高铁南京站为例

分析沪宁城铁南京站乘客的出行距离特性,初步确定高铁站区圈层范围为3 000 m。以南京站周边3 000m范围内6 145个企业的地址、行业隶属、成立时间等为研究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高铁站区产业的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①从总体看,高铁站区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以车站为中心,以500 m为缓冲半径,在1 500~2 000 m范围企业密度最大,2 000 m以外企业密度陡然降低。②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随着距离增大集聚程度降低。但空间尺度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业集聚现象更为明显,交通指向性显著;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峰值相对最大,在大范围上有分散分布的趋势。③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低西高",空间分异特征大致存在以下三种模式,即"小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小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