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和内涵出发,以自然基础设施和人工基础设施为子系统,基于大气、绿地、湿地、交通运输、能源补给、给水排水、电信通讯、环境卫生和安全防灾9个系统共33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运用均方差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建立评价模型,并对六盘水市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六盘水市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属于极差、差、中、良和优等级的综合关联度值分别为0.678 8、0.750 4、0.724 3、0.611 0和0.523 5,说明六盘水市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属于“差”的等级。其中,自然基础设施属于“中”的等级,与“中”的关联度值为0.828 5;人工基础设施属于“差”的等级,与“差”的关联度值为0.791 2。     

水资源约束下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城市化发展模式

西北干旱区城市化进程受到水资源短缺及其用水结构不合理的双重约束。本文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例 ,针对河西走廊未来 30年总需水量阈值、经济总量阈值、总人口阈值和城市化水平阈值 ,认为最经济、最节水的城市化发展方针为禁止发展特大城市 ,有选择地培育一个大城市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科学发展小城镇。据此提出了与水资源约束相适应的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城市化发展的 6种模式。即 :推行“产业移人”和“环境移民”为主、“人移产业”为辅的城市扩展模式 ;推行“分步到位”为主 ,“一步到位”为辅的城市生态移民模式 ;推行“退一进二”、“退乡进城”的城市用水转换模式 ;推行“节水量城”为主 ,“借水养市”为辅的节水型城市化模式 ;推行“稳粮兴草” ,“稳农强工” ,“活商旺城”的城市产业转换模式 ;推行“一核四极” ,“一轴三带”、“乡镇同兴”的“卅”字型城市空间推进模式     

生态导向下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初探

全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主体功能区划工作,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 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目前,全国主体功能 区划工作已经启动,一些省份也已开展前期研究和试划工作。然而,由于该项工作刚刚起步,各地都还处于摸索阶 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可循的技术方法。本文从计量革命到生态人文化思潮的方法论思变以及“开发”与“保护”的 内在逻辑出发,以生态功能分析为基本视角与切入点,探索性地提出了生态导向下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并着重对 生态导向下的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的流程、指标体系和判别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以“生态足迹”、“生态承 载力”、“开发潜力”为特征指标的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初步构建了主体功能区划层次判别系统。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地理基本框架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     

生态重建模式的评价方法——以黄土丘陵区为例

生态重建模式是协调生态脆弱地区人地关系的系列政策和配套措施的总称。作者在按模式总体特征、生态重建规模、投资需求及实施效果开展评价方法讨论和筛选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以黄土丘陵区为例,总结了“赈济退耕”、“梯田退耕”和“坝系根治”3种模式的基本特征,计算了不同模式下黄土丘陵区生态重建关于退耕、新修梯田、园地扩建、建坝淤地以及林草植被恢复等的规模和投资需求额度,分析了各模式下的生态重建效益。结果表明：“梯田退耕”可作为黄土丘陵区生态重建的主体模式,目前正在实施的“赈济退耕”具有显著的过渡性特征,“坝系根治”在局部区域可作为辅助模式。     

厦门湾城市化过程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调控

首先剖析城市化过程PRED 演变的“五律协同”原理和PRED 演变轨迹的数学概念模型, 在此基础上提出海湾地区城市化过程PRED 演变的“六位一体”宏观调控模型及其指标体系和灰度评估模型; 然后从规划的角度设计海湾地区“六位一体”的调控方案框架, 通过 “六位一体”指标的评估和调控, 确保海湾地区PRED 遵循“五律协同” 原理有序协调地演 进; 最后以厦门海湾为例。厦门城市已进入较高级的发展阶段, 第一产业已基本为第二、第 三产业所替代, 海湾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当密集, 湾内有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海洋珍稀物种, 还有以红树林为代表的海洋生态湿地; 经分析评估, 其城市化过程PRED 演变“六位一体” 的灰度值为75.725; 保持PRED 协调演进应加强调控的主要方面是: 保护重要的生态源和海陆之间的生态廊道、防止深水港口岸段和航道的淤积、“控源导流”缩减陆源污染、塑造海湾特色景观和岛链景观、保持港口航运业和滨海旅游业的主导作用并选择性地发展临海工业和海洋新兴产业等。     

一本城市湿地研究的佳作

湿地因其具有无可比拟的生态、经济与社会等价值,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生命摇篮”。对于一座城市而言,特别是像北京这座兼具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等多重功能的缺水型特大城市而言,准确把握其城市湿地的现状及其时空分布格局,科学评价其湿地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合理进行城市湿地的功能定位与分区,并提出合理化的对策与建议,对于城市湿地的保护、恢复以及区域生态平衡的维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地边际化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标准

本文对农地边际化与边际土地的概念与本质、农地边际化在区域土地利用中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农地边际化是一种受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因素综合驱动作用的过程,一种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农地变得不再具有经济生产能力的过程。在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会有不同的行为响应,从而导致区域土地利用在“集约度、播种面积、用途转移与土地经营制度”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农地利用的“边际收益指标”、“集约度指标”与“播种面积指标”是诊断农地边际化的三大指标。一般而言,如果该农地利用的“边际收益”为负,且在随后的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了“集约度下降、播种面积缩小,甚至弃耕撂荒”等变化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该农地利用出现了边际化现象。但不同类型农地边际化,其诊断标准也有差异。     

打工文学中的城市空间书写 ——基于索亚“第三空间”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与资本的双重作用下,流动于农村与城市的打工一族开始出现。打工文学作为打工者发声的平台,不仅反映了打工者观照城市的方式,也体现出城市中不同主体对打工者的规训。文章以打工文学为分析内容与工具,以索亚的“第三空间”为分析理论,从身体、厂区、城市三种空间层次出发,探讨了外来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空间体验。研究发现,外来工的生活空间充满了“第三空间”的特征,是一个被资本与权力的话语操控的空间,体现为外来工“我者-他者”“压迫-抵抗”“核心-边缘”的多元体验。这一城市空间体验也促进了打工者群体主体性的建构。     

基于二元水循环的河流生态需水水量与水质综合评价方法——以辽河流域为例

通过考虑水的自然循环与水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循环 (二元水循环),后者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耗水率、污水排放浓度影响,探讨了二元水循环下河流生态需水“质”与“量”的综合评价,以区别以往仅从自然水循环 (一元) 出发评价河流生态需水的缺陷。建立了二元水循环下的河流生态需水的水量与水质计算方法,并确定了河流生态需水的“质”与“量”的评价标准,实现了河流生态需水水量与水质的综合评价。以辽河流域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计算了一元水循环下西辽河、东辽河、辽河干流、浑太河、东北沿黄渤海诸河等水资源分区的河流生态需水,分别占径流的39.3%、63.0%、43.9%、43.3%、43.5%,采用Tennant推荐流量及等级进行评价,结果是：除西辽河属于“中”等级外,东辽河、浑太河、辽河干流、东北沿黄诸河等均在“好”等级以上,东辽河达到“极好”等级。与之对应的二元水循环下的河流生态需水比例分别是57.5%、74.1%、60.8%、60.3%、60.4%,综合评价结果显示：从水量角度评价,西辽河不能达到生态需水“量”的标准,其余能够达标,从水质角度评价,西辽河、浑太河、辽河干流、东北沿黄诸河等均不能够达到“质”的标准,东辽河可以达标。从“量”与“质”相结合的角度评价,仅有东辽河可以达标。因此,水质状况是决定辽河流域河流生态需水是否满足生态系统需求的主要问题。     

中国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现状与实践问题思考

回溯中国生态城市研究的缘起,利用历史分析、文献检索等方法,分析中国生态城市研究的主要领域、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探讨城市生态理论研究、城市化率、国家宏观环境政策等对生态城市研究与建设实践的影响效果,在系统梳理1989年以来国家宏观环境政策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基本特征,并指出了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果表明：①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省份是中国生态城市研究力量分布的核心地区,研究者以高级职称者居多;② 从论文成果看,中国生态城市研究获得资助的类型以国家级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为主,研究成果以工程技术（自科）、行业指导（社科）为主;实践中,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其他项目也对生态城市给予了很大关注;③ 生态城市建设、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生态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与生态环境等是研究热点领域中的重点;④ 对中国生态城市研究具有极大引导与促进作用的主要有城市化率、生态城市发展、国家生态环境管理水平、宏观管理政策导向等因素;⑤ 认识水平的深化、注重环境要素建设、住居与生产功能的综合、城市与区域协调、从定性到定量评估等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五大基本特征;⑥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发展定位、区域环境影响、主体功能区划、规划与管理等四个方面。     

银川市生态安全水平量度及其对策研究

选取银川市城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借鉴了城市生态安全的评价方法,利用状态-压力-响应(P-S-R)模型,从资源环境压力、资源环境状态、人文环境响应三个方面,建立了其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尺度上(1997-2004)对银川市生态安全进行了定量评估和趋势分析,认为:银川市生态安全指数从1997年的0.472增加至2004年的0.666,生态安全整体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其中还存在一些不安全因子造成生态压力不断增大及生态安全水平仍处于中度安全水平,最后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和提高银川市生态安全的对策措施。     

昆明市生态城市建设研究

生态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生态城市的内涵和本质进行探讨，在城市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等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的基础上，对昆明市的城市生态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并借助于计量地理学、数理统计等方法和手段，以定量化方式从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协调度3方面构建了昆明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分析，最后据此得出昆明市城市生态综合指数．通过对评价结果的综合分析从城市生态结构、功能和协调度3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改进熵值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动态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从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改进熵值模型和综合评价方法对2003—2007年的广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经济状况是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社会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2)近年来,广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经济、社会和环境各子系统基本朝有序方向发展,而2004—2006年广州市城市土地利用出现了短暂无序化发展征兆,主要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放缓、环保投入降低所致。(3)通过对广州市与广东省的纵向和横向对比发现,近年来,广州市的空气质量和珠江广州段水质并未明显改善,环保投入和城市绿化建设更是仅相当于或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广州市在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工作中必须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注重人口、土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中国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进展

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是可持续发展、地理学、生态学及资源与环境科学等的热点问题。运用文献资料法、综合分析归纳法,阐述了生态安全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概括总结了中国目前常用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分级标准,提出了生态安全评价的工作流程。根据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进展,确定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利用3S空间技术,结合景观生态学、地理学等基础理论,逐步统一和完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结果的分级标准,在对模型可信度与准确度评价的基础上,重视动态的评价、模拟及预警研究。     

乡村景观规划中的环境管理评价

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的乡村景观规划与环境管理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首先介绍了日本的一种乡村环境管理评价方法,并对其优点与不足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一些相关的环境管理评价方法,提出了乡村景观规划中的一种环境综合评价方法,希望能对我国的乡村景观规划和环境管理与保护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践及启示——以新疆乌鲁木齐县为例

在工作实践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乌鲁木齐县为保护生态环境,通过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乌鲁木齐县通过挖掘自然和文化资源,实施“两居”工程为主导的生态移民工程,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以及开展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促进了生态产业的发展,改善了乌鲁木齐县的生态环境,加快了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就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提出要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规划控制为引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发达地区城市空间水环境效应与影响机理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区为例

以经济发达的宁波市区为例,通过水环境敏感性与水质现状两方面综合评价城市内部空间水环境效应,从中心城区至外围地区,因人口集聚水平、产业发展类型和水污染处理能力的差异,水环境效应指数不断降低;探究其空间异质性,各乡镇评价单元水环境效应指数存在正向相关;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定量分析水环境效应影响机理,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水环境演变的基础,产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则是造成水环境压力的直接原因。人口空间集聚带来的水污染排放,产生的水环境效应远高于其它因素,是城市内部水环境下一步治理的重点。     

北京城市蔓延的测度与分析

针对现阶段我国城市用地快速扩张和无序蔓延的现实问题, 以北京市在1996~2004 年期间的城市扩展作为研究案例, 提出可以从城市扩展形态、扩展效率和外部影响等三个方面来判识城市蔓延现象, 并提出基于地理空间指标体系的城市蔓延测度方法, 主要由涉及人口、经济、土地利用、农业、环境和城市生活等方面的13 项指标所组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测度和量化研究区城市蔓延的特征: ① 建设用地斑块具有明显的破碎化和不规则化趋势, 缺乏良好的规划控制, 不连续开发、条带式开发和跳跃式开发特征明显, 扩展形态不尽合理; ② 新增建设用地的建设密度和容积率较低, 并且新增用地的人口密度和经济产出水平均低于原有用地绩效, 扩展效率不高; ③ 城市蔓延占用大量的耕地和开敞空间、加重了交通负担, 对农业、环境和城市生活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2001-2010年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会作出不同程度的响应。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测度模型和生态承载力响应模型,对洞庭湖区2001-2010 年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1 年以来洞庭湖区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一直呈上升趋势;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向良性转变;环境可持续度则呈波动性下降态势。② 洞庭湖区17 个县域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均呈上升态势,可持续性呈现差异性地向弱可持续转变;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高于其他14 个县域,环境可持续度则下降最明显。③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分为强超载、超载、弱低载和低载4 类,不同时段县域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差异明显;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其生态承载力响应状态则处于强超载,在区域发展水平上反映出湖区县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协调性较差。④ 环境可持续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重要基础,现行的“掠夺式”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阻碍因子,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开发以及生态环境干扰,使得环境可持续度对于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弱,其实质往往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