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对非中心城镇规模影响的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城镇体系内中心城市和两地间距离对非中心城镇规模的影响是现代城市空间研究的前沿课题。本研究借助城市自身发展指数模型和中心城市对外影响扩散模型,分别构建了单中心体系的中心城市对非中心城镇规模影响模型和空间距离对非中心城镇规模影响模型,将简化后的模型用于重庆市区(县)城镇规模数值计算与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非中心城镇的规模取决于自身内在的发展和来自中心城市的影响。重庆中心城市对非中心城镇规模的影响约占非中心城镇规模的1/3,两地间距离对非中心城镇规模的影响约占非中心城镇规模的1/4。     

温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构想

本文在温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实践的基础上,侧重分析影响城镇发展的地理背景和经济因素,应用城市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探讨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分工系统及空间分布网络,并强调要发挥各级中心城市的作用。     

河流与城镇体系结构形成的关联特征及空间表现

基于相互作用视角分析了河流与城镇体系结构形成的关联特征及空间表现。河流作为重要自然要素,与城镇体系结构的形成演变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并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从数量结构来看,城镇依河流呈非均衡集中分布格局;2规模结构方面,城镇对河流依赖随规模递增而增强,且大城市分布与河流等级、区位密切相关;3职能结构方面,沿河城镇职能具有河流属性特征,且区域中心城市或综合性城市多沿河分布;4空间结构方面,河流引导沿岸城镇空间布局分异,改变中心地空间布局理论结构,且引导沿岸城镇空间体系呈现出点—轴、双核等结构模式。     

基于水资源约束的西北干旱区城镇体系形成机制及空间组织——以河西走廊为例

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例,探讨西北干旱区水资源约束下城镇体系形成与发展机制及其布局特征和空间组织形式。研究认为,合理的城市与城镇区位选择了相对优越的自然区位,古“丝绸之路”的开通造就了城镇体系的原始基架,矿产资源的空间组合控制着工矿城市与城镇的合理区位,交通条件的改善加快了城市与城镇化发展进程,行政干预成为城市与城镇形成发展的推进器。城镇体系形成与发展的空间组合特征表现为首位城市不明显,等级规模偏小,城镇化水平及进程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职能单调,以资源加工和集贸为主,城镇密度偏低,空间布局聚集于第二欧亚大陆桥附近。受水资源限制,未来城镇体系建设建议采用“一核四极”,“一轴三带”、“百镇同兴”的“卅”字型城市空间推进模式,即将酒泉-嘉峪关-玉门三个城市合并为一核,作为河西走廊惟一一个市区非农业人口超过50万人的大城市,将敦煌升级为地级市,与张掖、武威和金昌一并建成河西走廊四大中等城市,将由兰新铁路、312国道组成的西陇海兰新经济带河西段作为城市发展“主横轴”,将石羊河流域生态经济带,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和疏勒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作为城市发展“主纵轴”,通过撤乡建镇等途径,将现有的85个城镇扩展到100个,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镇星罗棋布的“卅”字型网络状空间布局模式。     

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空间分形研究

基于统计学和分形理论,对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的城镇规模级别分布维数、空间关联维数、空间集聚维数等分形维进行计算与分析。3项指标的相关系数都较高,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空间自组织现象明显,存在空间分形结构和分形特征;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具有规模分布较均衡、城市分布交通指向性明显、城市空间关联较弱、城镇体系内各城市向中心城市高度集聚等基本规律与特征。针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相关的优化调控措施。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若干理论方法

城市从原有封闭型的空间地域结构变为开放型的结构,城市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市中心区及其狭窄的郊区,应该把中心城市与其直接影响范围内的城镇群体,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统一规划。这是市域城镇体系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川省华蓥市城镇体系结构研究

在分析华蓥市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找出制约华蓥市城镇体系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中心城镇凝聚力不强，城镇彼此联系不密切；城镇体系结构初具形态，但不够完善；城镇体系职能等级结构松散，缺少有序的分工协作；城镇发展迅速，但呈现出无序的状况，空间分布零散。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城镇体系结构调整的具体方案和完善城镇体系结构的措施，使华蓥市城镇能够形成规模等级结构层次分明、职能分工明确、空间分布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实现华蓥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长株潭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长株潭地区现有3个地级市、4个县级市、177个建制镇及360多个集镇,是湖南省城镇发育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我国中南部地区极富个性的城镇密集区。核心城市三足鼎立,“井”字形城镇轴带组合初具规模,南部地区缺乏次级中心城市、空间演化处于集聚-扩散阶段是该区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认为,为实现长株潭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整体优化,应构建由四级中心构成的城镇等级系统、由三级轴构成的城镇轴带系统以及由3个圈层构成的圈层结构,应合理布局市（镇）际绿色开敞空间并加速通道网络建设。     

都市圈旅游系统组织结构、演化动力及发展特征

都市圈旅游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对都市圈旅游系统的形成要素和演化特征等方面研究尚不清晰,限制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基于概念界定、组织构成、演化动力与机制、作用过程与特征的分析思路,系统研究都市圈旅游系统的发展特征。结果显示：都市圈旅游系统是在特定地理单元内,以区域城镇体系、生态空间为物质基础,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集聚中心,以多类型旅游吸引物、区域旅游目的地、一体化旅游设施、网络化旅游媒介和旅游交通体系共同组成的开放性、动态性、整体性的旅游地域综合体,具有文化同源性、规模层次性、产业关联性、空间圈层性等特征。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交通条件改善等外部因素演化促进了都市圈旅游的形成与发展,旅游需求、旅游产业集聚、重大事件、区域旅游品牌营销以及政府旅游合作构成的地理邻近结构力、产业链辐射力、行政协调力和文化结构力四种力量推动了都市圈旅游系统的空间演化,形成了极化吸引、空间对流、平衡优化三个发展阶段,相应地呈现出单中心扩张、空间联动和多级网络的空间演化模式。该结论对客观地认识都市圈旅游系统及其后续深入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连市内部地域结构转型与郊区化

在回顾大连城市内涪地域结构形成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８０年代以来大连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总体变化趋势,并尝试提出了大连市内部地域结构模式图。８０年代期间,大连市内部地域结构已开始由单中心集聚型向多中心集聚与扩散并存型转型,而这种转型是大连市效区化现象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反映。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城市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人才空间配置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如何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才空间分布的优化,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城市高学历人才规模的估算,剖析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就业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逐年提升,由2005年的20.19%增长至2018年的30.89%,呈现出“多中心、中部强、南北弱”的空间分布态势,且极化现象明显;② 相较于其他城市,被纳入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城市平均多6.81万本科学历人才和0.59万研究生学历人才,中小城市与核心城市受到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③ 区域一体化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产出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方式,来影响城市高学历人才的规模和占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下,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为城市间人才优化配置和区域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长江源区荒漠动态遥感监测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遥感和GIS空间信息分析技术,以长江源地区的4期遥感数据为主要信息源,将荒漠分为高寒荒漠、裸岩石砾地、戈壁、沙地、裸土地、盐碱地,通过目视解译提取了长江源区4期荒漠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荒漠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长江源区荒漠分布范围较广,荒漠面积占源区总面积的28%左右,荒漠中以高寒荒漠、裸岩石砾地、戈壁、沙地为主,其次是裸土地和盐碱地。近30 a来的变化趋势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90年荒漠化发展较快,荒漠面积增加了43 935.00 hm2,1990年到2000年荒漠面积减少了32 821.28 hm2,2000年到2005年荒漠面积增加了29 611.30 hm2。     

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干旱区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中的实践——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为例

干旱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强烈受制于区域特有的自然地理、资源、土地类型等自然约束条件,它们是人口、产业和城镇发展布局的地理基础。干旱区城镇体系构建的优化模式选择,应充分考虑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区域的范围大小。在城镇体系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贯彻非均衡发展思想,重点发展中心城市和开发区,构建合理的“集聚型城镇体系”是符合干旱区的最佳选择。结合阿拉善左旗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进行分析,提出其未来区域城镇体系的发展应该坚持非均衡发展与优势区位优先开发的道路,通过功能分区、“轴线”的打造、“极点”的快速壮大加快空间集中化进程。     

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与中心城市影响力——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空间自相关的实证

城市规模的空间集聚与分散和中心城市影响区域划分是城市体系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两个传统研究视角。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自下而上考察中心城市影响力的新视角,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区域和地方两个尺度综合考察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特征。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渗透;中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有限,但地区性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区域;西部大城市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大量的边缘性小城市处于自生发展的状态。对城镇密集地区的考察发现,长三角是中国最成熟的都市连绵区;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中南都市连绵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差异较大;以长株潭、武汉、郑州和成渝等为中心的内陆型大都市区域也很可能较快形成,中心城市间的功能整合、空间优化和区域影响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西部大部分地区可能并不适合发展大都市区域,而应考虑新的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形式。     

基于GIS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分布研究

地形起伏度作为影响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居环境自然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小尺度人居环境自然评价方面也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基于关中-天水经济区栅格数字高程模型,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利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模块中的邻域分析,提取了基于栅格尺度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形起伏度,并从比例结构、空间分布和高度特征3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形起伏度的分布规律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研究结果为:①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地形起伏度以中低值为主,地形起伏度小于2.4的区域占总面积的96.66%,其中平地比例占总体的32.4%;地形起伏度越高的地区,平地比例越低,反之亦然。②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地形起伏度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最高值为宝鸡市太白县,最低值为关中平原;经度上的变化规律不是很明显,纬度上的地形起伏度无论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都是先下降后增高的。③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地形起伏度呈现逐渐升高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④地形起伏度对区域人口分布有较强的影响,关中-天水经济区近90%的人口居住在地形起伏度小于1.5的地区,人口密度与地形起伏度的曲线拟合度非常高。     

环洞庭湖区城镇体系发展研究

通过对环洞庭湖区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现状特征分析，指出其发展过程存在着城市空间格局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重复严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发展措施，确保环湖区内城镇体系的持续，快速发展，并最终实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试论我国城市发展方针

在执行重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城乡分割体制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我国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但是分析表明,这一方针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形势的需要,也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的国情,必须调整现有的城市发展方针,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因此,本文就适度发展大中城市,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加速乡村城市化,积极合理发展小城镇;以及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指定城市化途径等方面作了探讨。     

京津冀城市生长和形态的径向维数分析

城市生长与形态是地理学规模与形状研究的重要内容,分维则是刻画城市形态、反映城市生长的标度指数。论文以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采用2000、2005、2010年3个年份的遥感数据,利用分形理论的径向维数和相应的标度区概念分析京津冀城市和城镇体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其一,北京市第一标度区的范围最大,10 a间增长幅度也最大,对周边城市产生阴影效应;其二,以北京为中心,距离越远,第一标度区范围有越小的趋势;其三,几乎所有研究区内城市的第一标度区空间都被建设用地过度填充,外围则各有特色;其四,经济水平对京津冀整体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最大,但北京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已经由经济因素主导转变为人口因素主导;其五,随时间推移,第一标度区拟合径向维数效果提高,第二标度区拟合效果降低。由此得出结论：①北京在京津冀体现了城市首位效应和阴影效应的双重效应。一方面,京津冀地区城镇化区域体现出了以北京为核心的中央集聚特征,另一方面,北京市的巨大吸引力抑制了毗邻城市的生长。②城市中心和外围都出现二元化格局。地区内各个城市的中心部分过于紧凑,而外围则相对凌乱,中心-边缘缺乏一体化过程。③人口可能成为未来京津冀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未来可能替代经济报酬递增效应。这些结果和结论有助于学术界和管理部门从新的角度认识京津冀城市化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便制定更为合理的城市发展政策和方针。     

额济纳三角洲近15年土地利用分形特征及变化

分形理论在土地利用变化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论述土地利用斑块分维数、稳定性指数的计算方法及代表意义。而后,借助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技术,以额济纳三角洲为例,计算了沙漠化地区土地利用斑块的分维数和稳定性指数,分析了它们的变化特征及其所隐含的地理学意义,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land cover an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Ganges-Brahmaputra delt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India and Bangladesh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LULC) change in the Ganges-Brahmaputra delta (GBD)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wards futur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the region and requires regional scale monitoring of key bio-physical variables and changes in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over space and time. Focusing o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lower GBD region along the international border of India and Bangladesh,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bility of LULC chang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 Furthermore, LULC-LST relationships were compared between Indian and Bangladesh part and its trend in and around big cities (with more than 1 million population) and towns (with more than 100,000 population)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 showed that LST changes were predominantly driven by LULC changes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Urban growth is the dominant form of LULC change, and the rate of land change was faster in 2005–2010 time period than 1989–2005. Over the period of 21 years, mean January LST de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1.83 °C in Indian part and 1.85 °C in the Bangladesh part. Areas that changed from to rural from agricultural experienced decrease in mean LST, whereas those areas that changed to urban from either agriculture or rural, experienced increase in mean L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LC and LST are same on both sides of the Indo-Bangladesh border. In bigger cities like Kolkata (in India) and Khulna (in Bangladesh), there is a high spatial variability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LULC and LST compared to large towns. The LULC-LST relationship in large towns in India was influenced by proximity to Kolkata and coastal areas, whereas in Bangladesh no such influence was evident. The results and the data produced in this study are crucial for monitoring LULC changes, for developing spat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nd thus will be helpful to addres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land management in the GBD region. Changes in the LULC and LST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GBD's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access its vulnerability and thus the present findings serve as baseline information for future studies seeking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ial policies on the LULC change in th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