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值分析的福建省绿色GDP核算

运用能值分析方法,通过能值转换率,将福建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储存和流动的不同种类的能量转化为统一标准--能值,得到能值消耗总量与GDP的比值即能值/货币比率。再将资源耗减与环境损失部分通过能值/货币比率转换为货币价值,并在传统GDP中扣除,即得到绿色GDP。最后运用部分能值评价指标对福建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1 年到2006年福建省GDP增长迅速,但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福建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对外贸易中以输出能值为主。但是环境压力大,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内部资源开发不足,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经济风险日渐增大,经济活动的竞争力趋于减弱。福建省经济增长中仍有一部分是不可持续增长,这与福建省的工业化程度有关。     

基于资源环境价值视角的江苏省绿色GDP核算实证研究

江苏省地区发展差异制约了可持续发展的推进,为了实现发展模式的优化,将资源环境损失以及资源生态效益纳入国民经济评价体系中,通过构建绿色GDP核算体系对"十一五"规划以来(2006—2011年)江苏全省以及各地级市资源环境损失价值以及绿色GDP进行核算。结果显示:江苏省及各市绿色GDP和传统GDP同步变化,传统GDP增速越快其与绿色GDP增速之间差距越大;发展能源依赖度较高,自然资源耗竭总量及其占GDP比重波动下降;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占传统GDP比重下降,环境保护各项措施初显成效。资源生态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疆绿色GDP的核算与分析

根据新疆现有的统计和环境监测数据,针对新疆重要的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新疆的绿色GDP(GGDP)核算模式,并对1996-2004年期间新疆的GGDP进行了核算与分析,结果是：GGDP各年度分别在558．38～1636．74亿元之间,GGDP/GDP(%)各年度分别在61．22%～84．05%亿元之间；在1996年和2000年,新疆的耕地、林地、草地面积的很大变化,致使GGDP/ GDP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分别是61．22%和84．05%,其他年度影响不大；能源矿成本/GDP(%)处于17．73%～26．13%之间,新疆GGDP核算的其他指标占GDP比重较小；新疆的经济是资源主导型经济,新疆国民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给资源环境带来了较大的消耗。     

初探绿色GDP核算方法及实证分析 --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

传统GDP未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准确地表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用传统GDP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明显不足。绿色GDP是指国家或地区在扣除自然资源及环境污染损耗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它能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收入水平的状况。文章依据狭义绿色GDP涵义,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结合当地生态资源环境现状,构建资源环境账户虚数指标体系,探讨了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并估算了该市2002年的绿色GDP。结果表明：2002年大同市的自然资源损耗为63.86亿元,占GDP的29.29%;环境污染损耗22.18亿元,占GDP的10.18%;绿色GDP为131.33亿元,仅占当年GDP的60.24%,说明该地区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十分突出,亟待解决。建议科学、适度、合理地开发利用各类资源,树立市场经济的资源价值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环境保护治理。     

基于绿色GDP和生态效率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各界一直关注的议题,有效衡量和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有利于向绿色高质量阶段的转型。基于能值分析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算了2000—2019年陕西省绿色GDP和生态效率,从经济和环境维度对其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并以能值理论为基础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对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绿色GDP和GDP总量持续增加,绿色GDP增长速度远不及GDP,绿色GDP指数持续下降,年均降幅为1.88%,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GDP和绿色GDP总量差距拉开,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2）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和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展,导致生态环境压力上升,可持续发展潜力减小。（3）能值可持续指标（Emergy sustainable indices,ESI）和改进ESI值不断下降,到2019年分别为3.848和2.225,综合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良好状态。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单一低效,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亟需发展绿色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转型。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基本问题研究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为自然资源存量价值与耗竭价值核算、环境污染损失价值核算及环境质量恢复与改善价值核算;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价值补偿理论、效用价值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源存量和耗竭价值核算可采用支付意愿和供求定价模型法;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和固定资产损失价值核算可采用市场法;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价值核算可采用人力资本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包括自然资源核算指标和环境保护核算指标;系统讨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内涵、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指标体系以促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深入研究。     

横断山区水土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的匹配关系

水土资源不仅是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本文以横断山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基尼系数法评估水土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状况,同时基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建立拓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实现了经济增长对水土要素的敏感性分析,引入经济增长阻尼模型定量测算了水土资源对横断山区经济发展的制约程度。结果表明：① 2006—2015年横断山区水资源、土地资源与GDP的区域基尼系数波动范围分别为0.260~0.298和0.389~0.424,水资源对不同产业的满足程度相对合理,而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与经济发展较不匹配,尤其是第二、三产业;② 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横断山区土地资源的产出弹性是水资源2倍左右,土地资源的累计贡献率明显高于水资源,土地资源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大于水资源要素。③ 水土资源增长阻尼平均水平分别为0.012和0.022,说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对横断山区经济发展均产生明显的约束作用,且受土地资源的限制较大。研究表明中国山区发展需要更加重视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增长需求的匹配,充分挖掘水土资源的利用潜力提高供给可以降低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程度。     

新疆天山北坡干旱区GDP时空模拟

针对资源环境研究领域对空间型社会经济数据的需求,本文以新疆天山北坡为试验区,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分县控制、分产业建模的思路,建立基于土地利用的1 km栅格GDP空间化模型对统计型经济数据进行空间分布仿真模拟。对第一产业产值采用面积权重的方法进行拟合;对第二产业建立基于道路的反距离加权模型;第三产业则以城镇规模为基础,通过引入城市边缘距离概念建立多中心的距离衰减加幂指数模型。结果表明,天山北坡GDP空间分布模拟在分产业和分县水平上具有较高精度,模拟值与真实值间的相对误差均在1%以内。从研究区GDP的空间分布来看,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米泉至沙湾一线,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以及克拉玛依市为核心向周围地区辐射;城市内部GDP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建成区GDP密度明显高于城郊及农村地区。1995、2000和2007年三期GDP模拟结果的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对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动态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绿色GDP核算实施难点及对策

一、绿色GDP与传统GDP的区别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国国内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内)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了中间产品价值之后的余额,也就是当期新创造的财富价值总量。GDP作为三百年来     

科尔沁沙地夏秋(6—9月)季不同类型沙丘土壤呼吸对气温变化的响应

 通过测定分析了科尔沁沙地6—9月不同生境（固定、半固定和流动沙丘）土壤呼吸速率的日动态、月际动态及其对气温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测定期平均土壤呼吸速率在各生境间存在显著差异,其大小为固定沙丘（2.35 μmolCO₂·m^-2·s^-1）＞半固定沙丘（1.67 μmolCO₂·m^-2·s^-1）＞流动沙丘（1.06 μmolCO₂·m^-2·s^-1）;指数模型能够较好地揭示不同生境土壤呼吸对气温变化的响应,但土壤呼吸的月际动态与气温变化不完全同步;各生境土壤在高温环境下的Q10值(土壤呼吸对温度敏感程度)普遍低于低温环境下的Q₁₀值;固定、半固定和流动沙丘基于气温月际变化的Q₁₀值分别为2.34、1.99和1.31,表明不同的植被状况和土壤性质会影响到土壤呼吸对温度变化的敏感程度。     

上海计算机产业转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影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网络重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日益浮现。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持续向重庆等地转移,重构了该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格局。利用上海市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年报等,采用结构分解等方法分析上海计算机制造业产业变化,结合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等指标,评估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海计算机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制造环节,2007—2012年,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从7.38%下降为4.29%;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从22.06%上涨为67.97%,推动产业对外迁移。② 受上海市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2007—2012年,上海计算机制造业总产出减少了483.9亿元。③ 制造业多样性指数较高的浦东新区受到计算机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小,制造业多样性指数相对较低且计算机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比例较高的闵行区、松江区在一定时期内仍然面临着计算机产业转移的负面影响。为了降低全球生产网络“去耦合”的冲击,提高区域经济的韧性,上海需要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熟产品生产平台转型为新产品研发创新枢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增加值率,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     

基于熵权TOPSIS的云南省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从经济增长、资源承载利用、减排环保、科技创新和社会保障5个方面构建了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结合TOPSIS方法测算了云南省2011~2015年各区域绿色发展指数。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万人专利申请数、万人专利授权数,万人独立研究和开发机构人员数和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5个指标所占权重较大,是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昆明市绿色发展水平一直居首位,西双版纳州、德宏州、迪庆州、玉溪市、怒江州的绿色发展水平居前列。红河州、临沧市、文山州、普洱市和保山市相对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云南省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明显;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湖北省绿色发展指数空间格局及诊断分析

五大发展理念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其中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评价绿色发展,对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科学界定绿色发展概念的基础上,选取2009年-2015年湖北省相关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了系统层、因素层、指标层。其中因素层包含生态城市建设力度、产业环境友好程度、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四个方面;指标层包含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19个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与专家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确立权重,分析湖北省不同地级市绿色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绿色发展水平指数在2011年有一个最低值;2009年至2015年呈现总体增加的趋势。在湖北省地级市绿色发展指数中,武汉市和宜昌市排名前列。神农架林区和恩施州尽管人均GDP较低,但是2015年绿色发展指数进入全省前五名。全局自相关分析表明2009年和2010年绿色发展指数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随后几年呈现空间随机分布模式。局部自相关表明,2015年武汉市绿色发展指数呈现“HH”极点模式。采用障碍度模型进行绿色发展指数诊断分析,表明制约湖北省区域绿色发展的指标因素主要是产业结构、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等。基于上述结论,结合湖北省实际提出了倡导绿色理念,普及绿色发展知识、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等政策建议。     

中国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研究

绿色发展战略既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区域人地协调的重要路径。研究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PPM）以及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等方法分析中国30个省市区绿色发展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机理,得出以下结论：① 构建涵盖“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三个维度的绿色发展系统,三个维度的协同一致和均衡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②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较低,绿色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与压力依然严峻。绿色增长和绿色福利指数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77%、11.74%,绿色财富指数整体相对较低且增长缓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绿色财富指数增长的艰巨性和长期性;③ 绿色发展及其构成指数的区域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但差异程度依然较大,总体呈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特征,绿色财富与绿色发展及其他构成指数空间分布错位,高高、低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④ 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科技创新、市场化、国际贸易是影响中国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从塑造生态文化理念、发展生态高效产业、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优化空间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推进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     

测量上海产业网络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超越后工业化社会的迷思

利用上海市2007年144个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基于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的点入度和点出度,将产业划分为Ⅰ型（高点入度、高点出度）,Ⅱ型（低点入度、高点出度）,Ⅲ型（低点入度、低点出度）,Ⅳ型（高点入度、低点出度）。研究发现：① Ⅰ型、Ⅱ型、Ⅲ型和Ⅳ型制造业点入度均值分别比各类型服务业高0.52、0.45、0.04、0.27,表明制造业相对服务业具有更强的后向拉动效应。② Ⅱ型和Ⅳ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高于Ⅱ型和Ⅳ型制造业0.29、0.16,而Ⅰ型和Ⅲ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小于Ⅰ型和Ⅲ型制造业0.32、0.17,表明服务业的前向拉动效应存在着分异。③ Ⅰ型、Ⅳ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点出度对GDP均具有正向的相关性,提高对这些产业的使用有利于提升GDP。Ⅱ型服务业的点入度对GDP具有负向的相关性,点入度较低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银行业、证券业GDP分别为该类服务业前3名。Ⅱ型服务业点出度、Ⅲ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入度和点出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尽管制造业GDP占比下降,制造业仍在上海产业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海应超越后工业化的迷思,降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加强金融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产业网络关联多样性和非关联多样性,促进航空、航天、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新疆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分析

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对新疆区域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进行分析有助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了解新疆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的变化趋势,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模型分别对2001—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进行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1）新疆区域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水平较低,且各地州市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存在明显的差距,但各地州市的效益值都在呈现上升的趋势。（2）各地州市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是资源要素的投入松弛,包括建成区面积、能源消费量以及用水总量的投入松弛。（3）新疆各地区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全部得到了改善,平均每年上升9.1%,且其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此外,宏观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也会对当地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产生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建议：（1）分类指导,促进区域优势互补,加快绿色发展。（2）合理配置资源要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3）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利用中国各省1990～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取丹尼森要素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各省区工业GDP增长的各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资本投入是20世纪90年代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中国各省资本投入的增长差异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地区经济的差异。而由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所呈现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来越成为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90年代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在现有的条件下，未来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将出现扩大化的趋势。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吉林省能源足迹的影响分析

 基于IPAT等式和LMDI法,分别建立了能源足迹的驱动模型和分解模型,分析了吉林省1994-2010年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人均能源足迹的影响特征和程度,绘制了人均能源足迹随人均GDP和能源足迹强度非等比例变化的三维曲面图。结果表明：在过去17 a中,以人均GDP为标志的经济增长是吉林省人均能源足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年均贡献值为0.054 hm²;以能源足迹强度为标志的技术进步则是抑制人均能源足迹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年均贡献值为-0.027 hm²。总体上,经济因素对人均能源足迹的影响程度约为技术因素的2倍,且这种差距在近年来不断扩大,致使人均能源足迹呈增长趋势,能源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显著增大。未来一段时期内,抑制吉林省能源足迹增长的重点在于技术进步。此外,在双变量人均GDP和能源足迹强度的不规则分布格局下,人均能源足迹将呈现复合曲面变化;最后结合吉林省的具体特点提出了提高技术水平、抑制能源足迹增速的措施建议。     

长江三角洲高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高新区已经成为当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199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高新区凭借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策的支持,软硬环境进一步优化,迅速集聚起各类要素资源,增长极作用明显,但也存在自主创新机制不完善,研究开发能力较弱,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本文从经济实力、经营绩效、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能力以及生态效率等5个方面选取29项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8个国家级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上海张江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南京高新区和无锡高新区次之,杭州高新区和苏州高新区居中,宁波高新区和常州高新区较弱,泰州高新区最弱。并基于此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高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