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应用研究述评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并将要素流动和网络化互动形态纳入分析范畴, 为各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人文地理领域的应用也日渐增多。本文在总结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分类归纳评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不同分支研究领域的应用主题和方式, 并就研究的深度、广度、影响力进行国内外对比。研究表明,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一致看待及其通过转译过程解析网络关系的研究模式, 除强化了经济地理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之外, 也为乡村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地方发展、政策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引入该理论的人文地理研究引用频次高, 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目前国内研究多停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的直接套用, 极少涉及分析框架改进和理论思考, 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研究仍有差距。     

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     

全球价值生产的空间组织：以苹果手机供应链为例

采用2012年与2019年苹果手机全球供应商数据,基于GPN 2.0的相关理论建立分析框架,探索苹果手机全球生产网络中主要行动者类型、行动者策略、进入与退出动态、地理分异性、网络动力机制和战略耦合机制。该网络主要行动者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布局全球生产网络的热点地区在亚洲;网络中有六类行动者,行动者策略是企业间控制与企业间合作,网络产生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需要、金融约束和风险环境,主要行动者通过本土创新、国际合作关系和生产平台战略耦合机制嵌入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最后,从转型创新模式、孵化自主供应链角度对中国行动者产业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通过把人与非人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要素并置在行动者网络内,为地理学家审视“空间”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论工具,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应用日益增多。文章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遗产地为研究对象,使用ANT研究了开平碉楼与村落从偏僻乡野向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行动者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国家各级政府、开平碉楼与村落专项基金会、旅游企业、旅游者、碉楼华侨业主、碉楼当地业主、其他非业主居民和开平碉楼与村落环境。开平碉楼与村落所处区域的经济衰落呈现出的行动者集体的问题是行动者转译原因,也是开平碉楼空间再生产的起点;申遗与旅游开发成为行动者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的过程,也同时阐述了空间再生产过程的机理,由部分业主对网络提出的异议则指涉了新的空间再生产。     

大城市健身消费与地方建构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 西方学界自20 世纪90 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 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在对城市化、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应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研究了1990—2012年河南省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协整检验表明: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表明:城市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房地产投资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城市化是房地产投资增加的长期原因,房地产投资对城市化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基于此,应采取措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房地产投资结构,合理调控房价,使城市化、房地产投资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

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城际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基于领域、网络与尺度的视角

空间合作是城市合作的重要形式,同时又是一个涉及领域、网络和尺度等多维度的社会空间过程。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从领域、网络和尺度3个社会空间维度分析城市间合作空间的生产与重构。研究表明,在这种合作形式中,再领域化涉及资本和管制权力2个方面,联系网络具有政治动员、信息共享等功能,而尺度重组的关键则是对高尺度行动者的动员。此外,共同利益是城市空间合作中最核心的要素,高尺度行动者在合作过程中也可能将自身利益嵌入合作空间。最后,这些维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具体表现为同一、并行、替代和实现4种组合关系。这4种组合关系对更细致地分析多维度的空间生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分省面板的地区创新力与省际经济增长研究

设定了构成省际创新能力的3个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专利及其市场化程度、进出口和FDI流入;在此基础上,将1999年作为发展的基点,考察了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分省之间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用进出口、专利及其市场化程度和FDI流入来衡量分省之间的创新能力,那么,分省的创新能力可以解释近5年来经济增长的52%。像以前一样,进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FDI在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不同的是,专利及其市场化的程度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政府与村民的行为对古村落保护及景观变迁的影响——基于本土社会学理论视角

为探究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的发生机理及不同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对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进行了案例研究。从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国家正式权力镶嵌于乡土文化之中,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政府与村民的互动推动了古村落景观的变迁。借用"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将变迁中的行动者分为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四类,指出不同的行动者具有各不相同又彼此联系的行为逻辑,为常态下的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提供了一种行动者类型框架和一种理解方式。     

引入调节变量的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影响分析——基于1999~2014年香港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引入调节变量,采用香港1999~2014年的季度统计数据建立一个新实证模型,利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非平稳数据分析方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系统分析了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之间存在相关性和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的带动性高于经济增长。② 入境旅游与消费物价、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入境旅游发展必然带动经济增长并影响消费物价。③ 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是入境游客规模扩大和结构单一;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当地底层民众生活品质、损害当地旅游形象和主客感情;对策主要为拓展入境旅游类型并使旅游发展红利惠及底层民众。     

中国京津冀地区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英文）

近年来,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研究了北京-天津-河北地区1982-2008年期间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区的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平稳的。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河北和天津,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而在北京,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发现,三个地区均存在着从电力消费到经济增长方向的因果关系,而从经济增长到电力消费方向的因果关系只存在于河北和北京。这意味着,在河北和北京,电力消费的增长将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将进一步刺激电力消费;但是在天津,电力消费的增加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则不能影响电力消费。本研究对于发展循环经济和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甘肃省能源消费碳足迹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英文)

能源消费是人类活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行为之一,对能源消费导致的碳足迹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应用能源消费碳足迹的相关概念和方法,计算得到了甘肃省1990年-2009年的总碳足迹、各能源消费类型的碳足迹、碳足迹产值和碳足迹生态压力;然后利用STIRPAT模型进行岭回归函数拟合,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最后通过脱钩指数分析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结果表明:碳足迹从1990年的每人0.091 ha上升为2009年的每人0.191 ha,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各能源消费类型的碳足迹构成中,煤和石油占据了绝对地位,其中又以煤所占比重最大,石油次之,天然气所起的作用甚微。碳足迹产值由1990年的1.18万元ha-1增加为2009年的2.51万元ha-1,碳足迹生态压力也从1990年的0.10上升至2009年的0.24。人口和人均GDP是驱动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因素,且回归分析和脱钩指数分析都表明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城市异速增长分析

在对国内外城市异速增长方程的讨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采用1990年、2000年和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和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用地与城镇人口之间的异速增长关系.在对标度因子的标准值进行充分讨论后.认为1990年中国城市增长是负异速增长,2000年和2005年呈现正异速增长的状态,中国东、西部城市样本也表现出这种规律,而中部城市在1990年,2000年保持了原有的建设用地与人口增长的比例,但在中部崛起的政策下,2005年表现为正异速增长,该结论与中国在流动人口的变化、住房体制改革和开发区快速拓展有密切关系.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基于面板数据的旅游经济效应空间分异及优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依据2000~2012年山东省17个地市的GDP和旅游总收入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山东省17个地市的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地市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① 山东省东中西三大地域板块旅游经济效应空间分异现象明显,东部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旅游业发展已经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青岛和烟台的旅游总收入和经济增长已经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② 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旅游总收入增长的Granger因,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起到了保障和助推的双重作用,特别是东营和枣庄已经成为山东省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③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旅游总收入之间尚未形成协整关系。根据研究结果,给出山东省旅游业均衡、健康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经济增长与耕地消耗的关系研究——基于协整理论的分析

采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利用1979-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聚集效应、投资效应与耕地消耗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各变量与耕地消耗之问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显示经济规模扩大和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增长指标在短期内对耕地消耗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同时经济增长的聚集效应在短期内具有减少耕地消耗的趋势,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在短期内对耕地消耗的作用不明显;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投资效应与耕地消耗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中国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关系分析

出境旅游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响应。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关系分析是制定出境旅游政策的基础之一。根据1985~2011年中国出境旅游和国际服务贸易时间序列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关系。得出结论:①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②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③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存在短期波动回归长期均衡关系;④出境旅游是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的Granger原因,但不是国际服务贸易进口的Granger原因,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均是出境旅游的Granger原因。     

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东北三省经济增长：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在构建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设计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协整和VEC模型,对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对经济数量增长和经济质量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非同步性,而且这种关系特点也与全国地区的实证结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基于VAR的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中国中部地区为例

对外开放度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基于1992—2012年的统计数据,在对中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度进行度量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和协整理论工具对中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度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该地区GDP的增长没有显著地提升对外开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