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零售企业在华区位研究——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

与制造业外资高度集聚在沿海地区不同,服务业外资则沿着中国城市体系布局,消费者外资服务业在渗透大城市市场的同时,以等级式扩散方式向内陆地区城市扩张,以蔓延式扩散方式在都市圈内扩张。本文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研究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的空间扩张。截止到2009年,沃尔玛超市已经渗透到许多中等城市,主要以等级式扩散方式进行空间扩张。家乐福超市则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在各都市圈内部蔓延式扩张。二项式逻辑模型分析表明,家乐福更重视本地化零售业市场规模与潜力,偏好零售业开放时间较长的城市,同时也关注竞争对手沃尔玛新开门店的城市选择。沃尔玛则重视利用零售业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以及家乐福门店城市选择策略,但不在意本地零售业市场规模及其开放政策制度的影响。综合其空间扩散模式、物流配送以及区位选择行为,本文认为两个企业在中国采取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兼顾的战略,从而得以在中国实现快速扩张。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格局与模式——基于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POI数据的研究

以中国四大知名地方小吃门店兴趣点（POI）大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基于密度、距离与加权平均中心方法分析地方小吃空间集聚与扩散格局,采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和异常值分析以及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地方小吃空间集聚关联特征以及空间扩散模式。结果表明：① 地方小吃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扩散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是地方小吃的主要集聚地;② 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表现出自相关特征,邻域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式扩散等扩散模式相互融合;③ 地方小吃空间扩散的冷热点集聚区分异明显,反映出不同小吃认可群体范围的差异以及中国各地饮食习惯的空间分异;④ 饮食文化扩散与人口迁移扩散具有空间重合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净流入地区对不同饮食文化的包容性较强。     

地方饮食到全国小吃：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空间扩散的案例研究

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是饮食文化空间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人口迁移与地域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论文以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2大中国知名地方小吃为研究案例,以小吃门店兴趣点(POI)大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基于密度、距离与加权平均中心方法分析地方小吃空间集聚与扩散格局,然后采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和异常值分析以及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关联特征以及空间扩散模式和路径。结果表明：① 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门店呈现非均衡的凝聚型空间分布特征,兰州拉面空间扩散范围和距离均大于沙县小吃;② 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的空间扩散主要依赖于人口的跨区流动,从民族饮食和在地小吃逐渐演化为外出人口的生存手段,形成品牌效应以后进一步在全国扩张;③ 沙县小吃空间扩散的集聚性特征强于兰州拉面,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的空间扩张具有邻域扩散和等级扩散相融合的特征,跳跃式扩散是小吃从业者在信息时代市场竞争下的新选择。地方小吃空间扩散格局反映出中国饮食习惯的空间分异,小吃的空间扩散与中国流动人口的分异格局具有空间匹配性。     

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扩张模式及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以北京市上市企业为例

企业空间扩张对企业效率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9—2018年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及其子公司微观数据,通过子公司空间分布变化分析了企业空间扩张模式,并分析了扩张带来的企业总部与子公司之间距离的变化,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总部与子公司之间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变化对不同扩张模式的制造业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样本期内,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扩张规模较大,空间扩张模式由等级扩散转变为等级扩散与接触扩散相结合,且以接触扩散为主;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呈上升趋势,经济距离先下降后上升。其中,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倾向于等级扩散,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倾向于接触扩散。② 对以接触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来说,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与企业效率负相关,而以等级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效率受地理距离影响不显著。③ 无论企业扩张模式如何,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经济距离均与企业效率正相关。因此,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应选择不同的扩张策略。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以杭州市区为例

与基于面状地理数据的研究不同,以微观企业点数据为基础,采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的研究方法,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从企业地址信息处理,到大量企业之间距离运算和处理,再到集聚参照设定,最后进行产业空间集聚分析的研究过程。以杭州市2013年工商登记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集聚趋势较为明显,而传统的零售业和制造业在城市空间上没有形成集聚。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对空间集聚趋势的影响表明,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由较小规模企业主导,零售业的集聚由较大规模企业主导,信息服务业的集聚由中等规模企业主导,制造业的集聚整体上由中小规模企业主导。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密度函数的实证研究

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基于企业点数据的在京日企空间集聚模式

基于驻京日企微观空间数据,根据企业母公司所属行业类型,对比探析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分散态势及其演化趋势,利用DO指数法,科学测定在京日企空间集聚范围。研究发现：（1）在“纯距离”条件下,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35-60km,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20-28km,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尺度为10-18km,而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则较为随机;在考虑企业规模条件下,各个行业集聚尺度则大相径庭,集聚（分散）指数显著升高;（2）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对于制造业而言互斥状态并不显著,但对于服务业而言在空间上与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且互斥尺度发生在22-28km上;（3）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基本趋于稳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新-老企业在空间上愈发集聚,共聚尺度发生在18—30km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的新-老企业分布模式基本相似,新入驻企业依托于前期入驻企业,接触扩散、就近分布,在空间上趋于共栖。     

上海游戏产业空间集聚及演化研究

基于上海市2006-2016年间游戏企业时空数据,借助ArcGIS10.2和Crimestat3.3,探讨上海市游戏产业空间集聚及演化特征,以揭示影响其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上海游戏企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现由“双核心集聚”到“单核心集聚”的演变;游戏企业存在集聚与扩散的双重态势,企业在向嘉定等城市外围地区扩散的同时,浦东、徐汇的集聚也在进一步加强;主要集聚区之间的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成正相关;影响上海市游戏企业空间集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企业的空间位置需求是企业选址的基础因素。政府的政策与规划是吸引和改变企业空间格局重要的引导性因素,而产业基地与园区的人才与资本优势成为游戏企业集聚另一重要原因。     

基于POI数据的上海市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兴趣点（POI）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刻画餐饮业空间格局,并构建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探究餐饮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餐饮业空间分布呈块状聚集、多中心发展的格局。其中,西餐业高度集中于内环线以内,呈东西向延伸;快餐业在中心城区和高校集聚的城郊结合部大规模集聚。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表明,餐饮业分布受到人口、经济、交通、空间4类要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规模大、交通优越、相关业态丰富会促进集聚,而周边业态的混合度过高则会抑制集聚,城市空间结构也会影响餐饮业分布,商圈、中心城区的餐饮业密度更高;中餐、西餐、正餐、快餐4类餐饮业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西餐企业倾向于分布在地价较高的地区,中餐企业对交通可达性有更高的需求,正餐企业的分布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快餐企业的分布与各类文娱公共设施的分布有密切联系。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空间集聚对在京日企就业规模的影响研究

FDI企业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重要空间现象,但其对FDI企业规模的影响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既有研究发现的国家尺度集聚对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张的促进效应,是否适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存的大都市区尺度?这也需要进行再商榷。论文基于企业内部生产技术条件、企业外部交易行为,搭建了大都市区范围内企业规模分异的解析框架,利用在京日企微观数据,分析了其空间集聚特征,讨论了其就业规模与分工的时空间变动特征,解析了集聚对在京日企的就业规模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京日企围绕集聚中心,呈现清晰的中心-外围分异特征。1995—2016年,集聚程度增强,集聚区重心外移,集聚空间规模扩大。2016年时形成了使馆区-CBD集聚区、BDA亦庄集聚区、首都机场集聚区、Z-Park中关村集聚区。② 在京日企的单环节化、服务化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单环节日企更临近分布重心,复合环节日企更趋外;服务型日企更趋中,生产型日企更趋外。集聚区内服务功能型日企更多,集聚区外生产功能型的日企更多。③ 新增日企,无论单环节还是复合环节日企,就业规模均显著减小。越是临近分布重心、越是位于集聚区内的日企,平均就业规模越小。④ 大都市区范围内,集聚更利于吸引中小日企扎堆布局,更利于抑制其规模扩张冲动;日企主营业务的技术经济特点会影响分工作用的显现,隶属行业、进驻时长和独合资模式等也有显著性影响。     

合肥市物流空间区位特征与形成机理

以合肥市111个专业大市场、852家物流企业、38个物流节点为样本,结合合肥市2014年交通网络、工业园要素地图,采用GIS技术,探讨合肥市物流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陆路交通网络对物流空间区位选择影响显著,而内河港口、机场对其影响不显著;(2)城区物流空间呈单中心等级扩散格局,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为物流企业、专业大市场布局热点,远郊区主要布局规模(大中型)物流节点,且无明显物流节点体系分层现象;(3)物流空间与工业布局不协同,区域差异明显,瑶海区、庐阳区物流空间集聚,而包河区与蜀山区无明显集聚现象。     

西北五省区经济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变与主导产业变迁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开发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和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事关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西北五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官方发布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该区域经济开发区2006年和2017年空间格局演变及主导产业变迁过程,得到以下结论：（1） 2006年和2017年西北五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集聚强度增大,并呈现差异化的集聚扩散模式。（2） 五省区开发区在特定范围内的空间分析尺度上显著集聚,2006—2017年间集聚程度和强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3） 五省区开发区整体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主导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开发区数量和所占比例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不同类型主导产业的开发区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变迁差异：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倾向于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集聚;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在“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强化集聚,另一方面,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的集聚中心逐步从兰州转移到了西安地区;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新疆“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和西安市与兰州市之间的“通道状”集聚区强化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开发区在西安市和乌鲁木齐市集聚。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 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 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 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基于 POI 的住宿业时空格局演化及与 旅游景点的空间关联研究

以乌鲁木齐市住宿类 POI（2012 年、2018 年）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法探 究住宿设施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从旅游地域系统角度出发,利用分形维数模型和相关数据 统计分析方法测度住宿设施与旅游吸引物的空间耦合情况,旨在为城市住宿和旅游空间优化提供 科学参考。结果显示：（1）主城区住宿设施总体沿河滩路、阿勒泰路等重要交通路线分布,数量明 显增长,米东新区等地有演变为外围集聚中心的趋势。（2）住宿设施总体向东北方向移动,轴向集 聚转为离散分布,2012 年各类型空间分布方向和范围差异较大,2018 年三星级和经济型空间离散 化趋势最为明显。（3）普通型住宿设施由孤立核模式演变为带状多核模式,呈现明显的中心集聚― 外围扩散趋势;经济型酒店由点状集聚转变为带状集聚。（4）住宿设施与旅游景点的空间耦合性较 高,在主要道路缓冲区内具备较强的空间协调性,旅游地域系统处于单中心集聚发展的初级阶段, 分形结构有待优化。     

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测量与辨识

本文综述了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地理集聚以及产业集群的测量与辨识方法。传统的测量 产业地理集中方法包括集中系数、变差系数、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 赫芬代尔系数、信息熵、锡尔 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等, 这些系数测量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 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 集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经济学家发展了测量产业地理集聚的指数, 控制产业内企 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无论地理集中指数还是地理集聚系数都以行政单元为基础, 仅描述单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模式。Ripley 的K 函数通过计算某个企业一定距离内的邻居 企业个数来测量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 可同时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相互联系的 一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构成了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辨识不仅要测量产业间联系, 也要考 虑产业地理临近性。区位商和标准化区位商法、空间相关与产业联系法、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图谱分析方法等可以用来作为辨识区域产业集群手段。     

中国电影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演进研究

以经济地理学为研究视角,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电影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演进。结果表明：(1)电影企业并购双方在地理上呈现出向大城市协同集聚的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集聚程度不断增强,目标城市（州）的选择也逐渐增多;(2)电影企业并购双方在相互邻近的城市（州）间存在正向的关联互动,但相关水平整体较低,仅有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城市与其周边城市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空间关联形态;(3)电影企业本土并购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州）等级差异明显,呈典型的“金字塔”状分布;(4)中国电影企业本土并购网络展现为“主干–次干–支线”的三元结构。基于此,中国电影企业本土并购网络应从强化电影企业空间联系、鼓励电影企业跨界并购、优化电影企业集聚效率等方面着手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