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育的淡水资源基础

城市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市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淡水是城镇化发育的生命之源。根据生态系统法则的演绎,城镇发育的淡水资源消费或使用是通过直接、间接和诱发三种方式来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城镇发育的淡水资源消费或使用是按照直接〈间接〈诱发的格局排列,从而构成了与自然生态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完全相佐的倒＂金字塔＂型结构特征。在这种倒＂金字塔＂型消费或使用结构的作用下,现代城镇发育的淡水资源基础不仅在于城镇所在区域,而且也在于整个国家、乃至全球。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地理基本框架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特征及机制

城镇空间扩展是城市化作用于地理空间的直接结果,揭示城镇空间扩展过程、格局及机制已成为识别城镇发展阶段、认知城镇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城镇用地扩展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为切入点,利用间隙度指数、分形维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和空间关联模型,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特征的多样性、空间组织异质性和“热点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长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在以中心城市集聚为主导的过程中,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围绕“Z”形区域发展轴线,大致经历了点轴扩展、沾粘式增长和蔓延扩张的过程,区域融合现象凸显;空间扩展的“热点区”格局不断演化,“热点区”的核心集聚作用在减弱,沪宁沿线、沪杭沿线、杭甬沿线和沿江地区成为驱动长三角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在城镇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差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城市化推动着长三角城镇空间一体化进程。     

湖北省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与空间意象

湖北省是中国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但其支点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空间结构的战略性选择。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表明：联结武汉、宜昌、襄阳、荆门、十堰、恩施5 个极核城市所构成的“A型点轴结构”是湖北省区域发展的最佳空间结构。空间数据分析证明：“A型点轴结构”的轴线沿线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华地带,“A型点轴结构”中极核城市之间的梯度差异反映了整个湖北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应用“A型点轴结构”来统筹湖北未来的区域发展,其空间意象具有鲜明的“星座”、“脊梁”、“巨梯”和“飞箭”特征。     

广州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特征

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直接塑造了保障性住区,这一“国家化”的社会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呈现出迥异的类型。通过梳理城镇保障房制度的演变及在广州的实施,将广州的保障性住区分为四类:1986～1998年建成的承接单位体制内住房困难户的住区、1999～2005年建成的承载党政机关和教医系统住房困难家庭的住区、2006年后新建的主要承载具有城市户籍的社会双困群体的住区、建设历程跨越多制度阶段的承载多类保障群体的综合住区;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各类保障住区的现状社会空间可归纳为:“类西方‘社会型’公共住区的极度贫困均质空间”、“介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集聚区的‘贫困混杂空间’和西方混合社区的‘有序混合空间’之间但混杂性高的贫困空间”、“介于两者之间但有序性强的混合空间”、“类商品房住区”的均质非贫困空间。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研究

随着全球各区域的连通性不断增强,碳流动以及碳泄漏在全球碳减排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全球产业跨境转移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高碳行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这些国家进口成品用于自身最终消费。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本文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分析了生产碳及消费碳强度在全球的空间分布,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责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碳强度大都高于消费碳强度,且两者的差值大多高于“一带一路”区域外发达地区。全球95%以上的隐含碳净流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消费所引发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直接碳排放占比约为30%。考虑到跨国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承受了较大的碳排放压力。从消费者责任着手衡量各国家/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碳排放责任,并以包容性全球化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气候治理体系构建,可为长期难以达成协议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提供有效思路。     

杭州城市旅游品牌的演化机理及优化

基于来杭游客的旅游博客分析,探究杭州旅游品牌塑造现状,分析杭州城市旅游品牌演化过程及各阶段特征,认为1983年前,杭州城市旅游品牌处于自然生成阶段(“人间天堂时代”),1983-2000年处于引导生成阶段(“天堂城市时代”),2001年起,进入培育塑造阶段(“品质休闲时代”);旅游资源开发、市场需求变化、政策规划引导、旅游设施与交通建设、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等是杭州城市旅游品牌演化的动力要素。探讨了各动力要素的运行关系,提出了强化“休闲之都”形象建设、加强旅游品牌整合和系统建设、树立“顾客满意”理念,提升旅游品牌忠诚度等优化措施。     

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运用ESDA方法结合GIS 软件,以甘肃省14 个市州作为研究单元,选取人均旅游收入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旅游热点地区长期且稳定地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其他地市长期分布在旅游冷点地区;由于旅游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区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旅游经济发展呈“伞”型结构。位于“伞”型主干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位于“伞”型两端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针对这种差异,提出：（1）应当不断梳理甘肃省旅游资源赋存,提升旅游资源内涵,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提高地区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2）实施非均衡的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战略。（3）不断挖掘区域旅游特色,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旅游供给水平,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     

石羊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异质性及其计量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当前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生态服务功能的空间异质性是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家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基础,但不易对其进行定量计算。本文以石羊河流域为例,遵循资源稀缺性原理,依生态区位（自然和社会）差异条件对石羊河各流域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异质性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2009年石羊河流域各地区基础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对其流域内植被系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9.3对石羊河流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表明:（1）石羊河流域同一生态系统在不同流域存在巨大差异,其中以耕地最为明显,其下游是上游单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13.99倍;（2）上游地区为典型的生态“输出”型地区,而中游与下游为典型的“输入”型地区;（3）耕地已经成为石羊河流域中游与下游重要的生态系统,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334 343.516万元和125 179.201万元;（4）石羊河流域植被系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 277 691.282万元,占石羊河流域国内生产总值的32.53%。     

现代城市化的产业结构演进初探——中外发展研究对比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市最终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因此,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状态成为衡量现代城市化的两项基本指标。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往往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发展在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着由强变弱的趋势;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发展对人口城市化发育的影响则要强烈得多。相比之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城市化差异过大,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产业结构发育的长期失衡。     

杭州下沙高教东区学生行为时空特征研究

以杭州下沙高教东区为例,尝试探讨空间要素对大学生生活、学习等行为的时空影响,从大学生的需求出发,为完善大学城规划发展提供案例数据和思路。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以杭州下沙高教东区部分大学的大学生日常行为调查问卷为基础,对其行为的时空特征进行调查和分析,并与处于市区的老校区学生进行对比。调查表明,新生和高年级学生行为空间模式和空间选择存在差异,新老校区的学生之间同样也存在差异。进而,探讨了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总结出目前高教东区空间布局对学生行为的影响主要有:(1)功能分区;(2)校园区位与对外交通;(3)树形空间结构;(4)公共空间及设施布局。由此提出建议:(1)东区有必要考虑优化管理体制提高配套设施的共享效率;(2)加强高校与城市社区的互动;(3)大学城规划建设进一步"以人为本"满足师生合理的空间需求。     

温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构想

本文在温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实践的基础上,侧重分析影响城镇发展的地理背景和经济因素,应用城市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探讨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分工系统及空间分布网络,并强调要发挥各级中心城市的作用。     

西南三省城镇的职能分类

本文采用H·J·纳尔逊(1955)的城镇职能分类法,根据我国1979年国家统计资料,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城镇进行了类型研究。     

江苏省流动人口城—镇—乡分布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以江苏省为研究区,探索了2010—2020年间流动人口在城、镇和乡（即城区、镇区和乡村3类地域类型）分布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江苏省城和镇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普遍增加,但镇的增幅明显高于城,乡的流动人口占比却在近一半的市县出现减少。② 江苏省流动人口苏南—苏中—苏北分布的梯度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苏南仍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高地,但苏中和苏北的镇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吸引显著增强。③ 苏南一些乡和苏中、苏北一些镇流动人口占比有明显提升,体现了乡镇对流动人口的集聚能力。④ 模型结果显示,政府社会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增强城、镇、乡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城和镇对两类流动人口占比的影响有所不同;产业的影响因城、镇和乡的不同而分异：工业在城、镇、乡均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城镇仅对省内流动人口占比具有正向作用;农林牧渔业在乡为负向影响。     

海南省三亚市的生态环境建设

三亚市位于海南岛最南部，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近20年来，生态环境建设虽取得初步成效，但问题也较突出，如林业尚存隐患，耕地锐减，水域受蚕食和局部环境恶化，城市绿化美化不足等。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任务主要是：合理布局城镇，建设具有经济－生态良性循环的城乡体系；完善林业生态体系建设，建成强有力的陆地生态支柱；保护好水体环境，搞好碧水工程建设；保护耕地、保证农业持续发展；整治环境，提高环境质量。为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北疆铁路沿线地带城市化道路方式初探

城市化一般而言有“大城市化”和“乡村城市化”两种方式，本文在大体分析了北疆铁路沿线地带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及城市发展状况的前提下，提出本地带的城市化道路应在不忽视大城市发展的同时，主要建设好中小城市走乡城市化的道路。     

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难点与对策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已经成为21世纪关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关键是要促使农村工业聚集发展,克服“无城镇化的工业化”模式的弊端,但目前我国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发展面临着成本高、阻力大等一系列困难。为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向城镇适度聚集,必须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进行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并建立城镇工业小区,吸引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     

我国山区城镇泥石流灾害及其成因

我国受泥石流危害与威胁的县级及以上城镇达150余个,分布在20个省级行政区及特别行政区内,占省级行政区划总数的58.82%。灾害具有如下特征:城镇人口密度大,建筑物多,财产集中,因而泥石流的成灾率高,造成的人员伤亡多、财产损失重,并严重地制约了城镇及辐射区的经济发展。造成灾害的主要原因:受山区地形条件的限制,城镇选址困难,一些城镇不得不设在泥石流活动区;一些新建城镇选址时对泥石流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设在了泥石流危险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山区城镇发展缺乏合理规划和相应的防灾规划;与泥石流争地及破坏生态环境等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增多,增大了泥石流的危害范围、活动规模与活动频率;防灾工程标准较低等。城镇泥石流灾害的防治应从其特征与成因着手进行。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