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视角下他组织参与民族经济发展的路径创造——基于贵州郎德上寨旅游扶贫个案

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是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为了探析路径依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以贵州郎德上寨为例,采用田野调查法,分析该村寨非正式制度特征及他组织演化,提出了他组织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路径构想。结果表明:郎德上寨旅游发展模式深受历史制度的影响。安全与团结、公平与效率等因素是该村寨旅游社区管理的优先考虑因素,但这也导致村寨经济陷入路径锁定。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影响下,当地村民与他组织在共同经营村寨旅游时产生了分歧。他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旅游扶贫时,应重视构建与自组织之间的"竞争-协同"机制,这是提升当地村民对政府旅游扶贫认同度及村寨旅游发展效率的可行路径。     

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

基于"地方感"、"期望理论"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Ⅲ发,通过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世界遗产地几寨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三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校验理论模型中各结构因子、结构因子与其所含维度之间影响路径及其系数,定量测度了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在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关联中的中介效用和影响机制,及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潜在影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的作用存在差异,地方感对获益感知的作用远大于成本感知.②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③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中介效用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居民地方感通过发展期望,强化了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及旅游支持度作用.④发展期望在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两结构模型中的中介效用存在强弱,在感知获益子结构模型的中介作用强于感知成本子模型.     

外围赌注和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影响机制——以京郊市级民俗户为例

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从类型学或系统论视角进行剖析,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本研究以北京市级民俗户为研究对象,借鉴外围赌注理论的思想内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以阐释社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研究结论表明：①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经济和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②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或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③ 基于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也有所差异。本文结论对研究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和维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     

相对剥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研究 ——以江西婺源县李坑、思溪为例

居民不规范行为危害性极大,传统相关研究多基于社会交换视角,存在一定局限。相对剥夺理论在研究人们的不规范行为上存在一定优势,但鲜有应用于旅游研究。以社区问题明显的李坑、思溪两村落为例,结合相对剥夺理论对居民不规范行为的成因和形式等进行了定性分析。与传统研究不同,发现居民不规范行为与其对旅游负面影响的纵向感知并无直接关系,而主要与横向剥夺感相关。研究表明,相对剥夺理论或可作为居民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的新视角,并在预防和管控旅游地社区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研究

为了了解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促进泰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选取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金湖、寨下大峡谷、上清溪3个主要景区作为案例区,深入调查这3个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家庭参与旅游占81.75%)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结果表明,泰宁县旅游开发处于初期阶段,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研究

为了了解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促进泰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选取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金湖、寨下大峡谷、上清溪3个主要景区作为案例区,深入调查这3个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家庭参与旅游占81.75%)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结果表明,泰宁县旅游开发处于初期阶段,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居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且旅游参与的积极性高,但旅游开发对于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旅游环境的影响感知程度表现不同,且随着不同的个体属性特征,其影响感知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建议通过建立泰宁县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来调控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及应用——以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为例

门户社区毗邻风景区且处于其出入口位置,在旅游发展中面临特殊的机遇和难题.依据社会交换理论,选择“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7 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测度模型,以黄山风景区的4 个门户社区为研究案例,对该模型进行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探讨模型内各变量对社区旅游支持度发挥作用的路径及造成同一风景区不同门户社区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而言,旅游利益感知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有正向影响;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和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对社区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正向影响不显著,旅游成本感知这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不大.②各地居民感知和旅游支持度存在差异,南门汤口各维度总体得分最高,北门甘棠-耿城次之,东门谭家桥第三,西门焦村得分最低.③ 门户社区与黄山风景区的空间关系、区位条件与交通格局、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造成了各门户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交换视角中的权力、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

从社会交换视角探讨社区权力、社区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检验了社区中的权力、社区居民信任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信任是影响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社区权力对社区信任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社会交换中的旅游收益感知与旅游成本感知通过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产生间接的影响效应。而社区信任与旅游收益感知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效应,将直接与间接地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程度。     

社会资本、旅游参与意识对居民参与旅游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什刹海社区为例

对国内外旅游社区参与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比较全面与系统,但对于社会资本影响因素以及社会资本和社区旅游参与意识共同影响社区旅游参与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以北京什刹海社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旅游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居民旅游参与意识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具有正向影响,旅游参与意识是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参与影响的重要中介变量,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提出了加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议。     

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社区参与对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以浙江安吉为例

通过文献分析,引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两个变量,构建旅游地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结构模型,探讨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与传导机制。以浙江安吉为例,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①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是社区参与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两个中介变量,都显著引起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部分中介效应。②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单独作为中介变量介入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时,旅游获益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感知;二者同时介入时,旅游感知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获益,共同引致的部分中介作用达到最大。③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存在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影响路径,另一条是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路径,间接路径稍低于直接路径。④提高旅游感知不仅要重视提高旅游地居民文化程度,还要考虑旅游地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改善旅游获益应尽可能满足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需要。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为例

居民是旅游利益相关者的重要一方,居民的地方感、对获取利益和付出成本的感知将影响居民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以三清山景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借鉴已有文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① 通过因子分析可将旅游影响感知分为成本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和物质性获益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对居民地方感、满意度中介影响最为显著;② 地方感与旅游影响感知存在相互影响,成本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不显著,获益感知与地方感显著正向相关,其中情感性获益感知相对物质性获益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更明显;③ 居民情感性获益感知与物质性获益感知相互作用显著;④ 原住民相对于非原住民地方感更强,情感性获益感知更高,对旅游成本感知更敏感,对物质性获益感知部分低于非原住民。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度分析——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实证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法对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概况、社区居民基本状况、社区发展情况、社区居民对景区旅游开发的态度和社区居民参与景区旅游开发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将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得出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景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结果与结论:居民对当地旅游开发的支持程度较高,有一定的主动参与意识,与政府和投资商合作的意愿较强,但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处于较低层次,参与程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需要构建合理的参与机制和模式。     

民族村寨居民旅游发展意识教育初探——以大等喊傣寨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从旅游发展、旅游培训教育、旅游参与、环境影响等方面分析大等喊傣寨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意识状况。结果表明,大等喊傣寨的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意识水平整体上不高,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乡村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因此,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就成为乡村旅游发展成败的关键。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