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县域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化分析

基于浙江省67个县域的人均GDP,利用Arc GIS空间统计分析功能,分析2000—2013年间浙江省县域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化的特征。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县域人均国民收入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县域经济呈现西南—东北逐步增强的格局;2000—2013年间经济重心和格局比较稳定,略微向东北方向移动;冷热点分析和标准差椭圆也显示了不同县域之间存在分化。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包括第一自然的分异、产业集群的空间联系、政策红利的差异、区域规划的变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5个方面,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     

2004—2013年新疆县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化

选取2004—2013年人均GDP数据,采用ArcGIS9.3软件,运用空间自相关和标准差椭圆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新疆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动态演化特征。结果表明:新疆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域虽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主要分布在奎屯、克拉玛依、乌鲁木齐等北疆地区;2004—2013年,新疆县域经济呈现出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标准差椭圆呈现出逐渐向东疆、南疆地区移动的趋势,总体上以和硕县为核心,范围包括了新疆经济发展的主体地区;经济重心呈现东南—东北—西南方向的变动趋势。最后,对新疆县域经济空间演化机理进行分析。     

中国黑龙江省与俄远东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国内外学术界探讨了跨境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合作内容,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其空间组织模式历史演变。本文以布伦纳的新国家空间理论为基础,提出跨境经济合作多尺度空间组织模式的分析框架,以黑龙江和俄罗斯远东为例,探讨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演变。研究表明：苏联解体后,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以边境贸易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境外产业园引领（2000—2013年）、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导向（2013年至今）。20世纪80年代末,黑龙江省陆续开放对俄口岸,90年代初期中俄进入了边境贸易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中后期,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危机凸显,引发2000年后以境外产业园引领的新一轮合作模式重构。2013年以后中俄两国政府开始实施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引领的经济合作新模式。每次新模式的产生都是为解决旧有模式危机而采取的多尺度多维度要素重组的结果,新旧模式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依赖性。本文有助于丰富新国家空间理论,同时为中俄跨境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科学基础。     

区域经济韧性视角下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过程——以辽宁省为例

区域经济韧性为分析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过程和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论文构建区域经济韧性视角下经济转型分析框架,对2003—2018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过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辽宁经济转型演变过程与阶段特征。结果发现：① 辽宁经济转型效果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压力抵抗水平最高但呈现下滑趋势,突破潜力水平最低。② 辽宁经济转型过程表现出周期性规律特征,2013年后处于重组?开发期,下一阶段将步入维持?释放期。③ 辽宁老工业基地压力抵抗水平东西空间分异现象明显,动力适应水平中部地区集聚特征显著,东部地区潜力突破水平低。④ 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效果呈现出中部高两翼低的空间格局,经济转型效果相似地区集聚显著。根据研究结果,针对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的规律特征,提出了未来转型发展对策建议。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黄河流域66个中心城市(市、地区、州、盟)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2008、2013、2018年为时间节点,对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析.结果表明:(1)2008年黄河流域95％的中心城市旅游经...     

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差异及空间演化

研究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对揭示其经济差异的驱动机制和实现黄河流域农村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GeoDA和GIS软件,结合ESDA-GIS空间分析法,深入分析了1990-2013年黄河流域332个县级行政单元农村经济的差异及其空间演化。结果表明：①近20多年来,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整体水平不断上升。高及较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且呈团状集聚,中等水平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传统的农牧区,低及较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黄河源头及周边地区。空间格局以高水平区为中心,逐渐向周边低水平区扩散,分层现象较明显;②1990年以来,黄河流域农村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呈逐渐增强态势,以显著高—高和显著低—低类型区为主且稳定性较强,而显著高—低和显著低—高类型区则较少;③区位、产业结构和政策是导致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     

“淮河生态经济走廊与苏北重要中心城市建设高峰论坛”在淮安成功召开

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淮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淮阴师范学院承办“淮河生态经济走廊与苏北重要中心城市建设高峰论坛”2013年5月8-9日在淮安市淮阴师范学院成功召开。     

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

针对1998~2013年中国2 303个县域经济增长格局与变迁研究表明：县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相对较稳定,高高区呈团块式集中于东部沿海,带状式分布于内蒙地区,低低区散布中西部地区;县域增长时空关联特征及变化大体相一致,经济增长潜力或活力的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内蒙古地区的县域单元LISA时间路径移动长度变化较大;中西部地区县域LISA时间路径长度较短,经济增长缺乏活力,而时间路径弯曲度最大的地区主要分布于缺乏稳定空间依赖方向的京九沿线、110°E附近及西藏部分县域。     

江苏省经济增长动力的时空分析

从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出发,分别以江苏省域及其所辖的58个县市为单元,1991-2013年为时序,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熵值法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要素及其动力的演化过程与空间类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促进江苏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主要为资本和技术,需求要素主要为消费拉动,作用于供求方面的要素主要为产业结构、城镇发展和体制改革。1991年以来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依次为需求拉动、开放创新、城镇引领和科技驱动。在空间上,江苏县市经济增长动力呈现南强北弱、地级市区强于县域的地域分异特征;其中,苏南县市以开放创新和科技驱动类型为主,苏中县市以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类型为主,苏北县市以需求拉动和产业升级类型为主。     

环境污染重心与社会经济重心的演变对比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空间结构重心计算方法,选取河南省18个行政区的相关数据,对河南省2003—2013年环境污染重心与社会经济重心的空间分布、移动规律和相互影响进行分析。分别计算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3个环境污染重心,年末总人口、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个社会经济重心,从移动距离、移动方向、移动路径、斜率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等多个角度阐述河南省环境污染重心、社会经济重心的动态变化与空间联系。结果表明:经济重心的移动与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关;经济重心与各项污染重心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大;固体废弃物、废气与废水向经济重心两侧移动,总体呈"个"字型态发展;经济重心所在区位基本不变而且将会保持。     

赣江流域生态经济价值与生态补偿研究

借鉴生态补偿研究中生态价值当量的思路,构建森林、草地、农业用地、湿地、河流湖泊和荒地6类不同生态系统指标,对赣江流域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测算与分析。结合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基本依据的生态补偿,引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以赣江流域上游的赣州市和下游的南昌市为例,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基于修正系数下赣江流域2013年的生态价值当量为730.16万,生态经济价值为46.85亿元,各县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差异均较大且二者表现高度一致。从生态价值当量看,最小值为赣州市区的2.87万,最大值为宁都县的31.36万;从生态经济价值来看,最大为宁都县的2.04亿元,最小为赣州市区的0.18亿元。空间上看,赣江流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上游明显优于中下游,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梅江流域的宁都县、兴国县等县域,低值中心分布在除宜春市区外流域内的各个地级市区,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的贡献最大,比重达58.98%。利用2004—2013年赣州市的GDP数据和环保投入与南昌市的GDP数据,结合博弈论分析得到上下游的补偿额度在91.53亿~113.18亿元之间。     

数字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机遇。在理论诠释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识别了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2013—2017年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总体发展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2）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市场一体化效应、模块化分工效应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经由集聚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集聚效应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3）分地区检验发现：受核心城市的虹吸强度差异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和负向的直接效应。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则由于较高制度成本阻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而表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据此,缩小城乡差距应重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平衡等方面。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化 ——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以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为时间截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工具,以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为标靶,研究其旅游经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并运用E-I派系指数探讨行政隶属关系对区域旅游经济网络的影响。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增强,但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恩施市、黔江区、武隆区和新化县等县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居于高值区;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区间差值敛缩态势显著,旅游经济联系日趋便利化,旅游经济联系网络趋于均衡;E-I派系结构表明受行政隶属关系影响,其核心区覆盖范围不断拓展,行政隶属关系对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负向影响趋于弱化,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重庆市4个子群(派系)间的旅游经济开放程度稳步提升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应用GIS技术和多元回归方法,研究2003—2013年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分异格局,探究影响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新疆旅游经济形成了"伊宁—乌鲁木齐—库尔勒—阿克苏"核心环线辐射和以阿勒泰、喀什为两翼的"轴-点双核极化"空间格局;同时,沿极化点-轴方向向周边迅速递减。热点集聚增长迅速,冷点长期增长乏力,但变化范围都不大;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基础设施呈正相关演变,同时受地域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制约。     

中国耕地压力的空间分异及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基于342个地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342个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利用耕地压力指数、GDI指数、空间自相关、平均增长指数等方法分析2001-2013年中国耕地压力的时空分异格局与过程;在粮食生产因素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1年以来中国耕地压力状况逐渐减轻,但空间分异程度扩大、空间集聚趋势增强;(2)中国耕地压力格局总体稳定、局部变化,南北分化趋势显著;(3)耕地质量是决定中国耕地压力的基础性因素,农民收入、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变动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作用超过了粮食生产投入因素。     

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的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分析

以典型生态脆弱区—库布齐沙漠为研究区,基于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08— 2017 年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的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状况进行动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2008— 2017 年,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的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呈现出较高水平的平稳态势,耦合度大多 维持在 0.819 8 ~ 1 之间,且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交替变化态势。（2）2008—2010 年,库布齐沙漠生 态治理的生态系统参数贡献度小于其社会经济系统参数贡献度,而 2011—2017 年则正好相反,且 两个系统的参数贡献度时序变化呈逐年递增趋势。（3）2008—2017 年,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的生态 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增长,其耦合模式经历了从失调衰退类、过度发展类到协调发展类的变 化,且不同年份耦合模式类型差异显著。（4）2008—2012 年,系统耦合度处于高位状态,但耦合协调 度却不处于高位。2013—2017 年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未来库布齐沙漠 化地区应以推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为关键突破点,实现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1955~2019年博斯腾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采用生态经济学方法,利用1955~2019年连续观测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估算博斯腾湖水资源供给、鱼类供给、洪水调蓄、气候调节等生态系统服务的物质量和价值量。研究结果表明,1955~2019年博斯腾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波动变化在1736.55×10^(8)~2422.92×10^(8)元/a之间,其最大值出现在2002年,最小值出现在2013年;博斯腾湖生态系统的气候调节、洪水调蓄、淡水产品、大气调节、原材料供给、水资源供给、休闲娱乐、水质净化服务价值依次减小;博斯腾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主要直接影响因素为博斯腾湖水位、蒸发量、鱼类产量和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采收量。     

基于经济基础理论的中国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经济基础理论是分析城市经济活动的经典理论之一,但此理论既没有获得全面认可也没有被完全否定。基于改进的区位商方法、线性回归模型和VAR模型,选取吉林省中小城市、三亚市、海口市、深圳市、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91~2013年,规模相对较小的海口市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基本经济活动,与经济基础理论相符合;规模大的广州市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与经济基础理论不相符。研究结果表明：“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比例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减小”这一城市发展必然现象假说对于具备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城市成立,存在城市规模门槛。运用边际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更加有效,平均乘数法估计“乘数效应”存在明显不足。规模大的城市其基本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弱化,城市经济活动已不符合基本经济模式,表现为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的模式。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2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假设。     

云南、广西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及社会网络演化——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前后的比较

云南、广西两省区是我国通往东盟各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着较为突出的地缘优势。以“一带一路”建设前（2013年）和建设期间（2017年）的数据作为时间截面,采用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和社会网络联系等指标,分别对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和社会网络关系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各国的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均有很大提升,但与排名靠前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云南与东盟的社会网络联系高于广西,并向较高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方向演化;云南、广西两省区欲发展成为“面向东盟的辐射中心”或“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还需继续加大力度发展与东盟各国的跨境旅游合作。     

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人口与经济是反映区域差异的两大主要指标,其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的形成有密切关联。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产业结构是影响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在产业转移加快的背景下,长三角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局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对二者空间演变协调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重心、不一致指数及不均衡指数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长三角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核心区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边缘区经济增长加快,但人口向核心区集聚态势依然存在;基于不一致指数与不均衡指数的分析表明,与边缘区GDP快速增长导致区域GDP格局显著变化不同,边缘城市的人口增长并不显著且集中在部分城市;尽管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分布格局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但人口与经济增长不协调性增强推动了长三角人口与经济总体协调性的提高。本文尝试从市场、政府及人均GDP等因素对长三角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协调的现象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