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养老、家属随迁与中国流动老人居留意愿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2类典型流动原因（异地养老、家属随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异地养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家属随迁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比家属随迁群体更高;2）流动群体内部因素和流入城市外部特征共同影响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3）不同流动原因的流动老人居留意愿选择呈现差异化的机制,家属随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家庭为核心,城市自然舒适度等外部环境对其产生一定补偿效应;4）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个人养老目的为核心,依赖于城市群的政策利好及便利养老设施等外部条件,且受流入地社会网络联系影响更显著。     

北京城市居民的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合理性分析

基于北京市典型社区的问卷调查, 运用决策树分析的方法, 对城市居民在不同阶段养老方式的选择及其合理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目前,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转型, 北京市老年人的空巢家庭比例超过1/2, 城市居民在健康状态下约80%选择独自生活, 而独立生活有困难时近1/2 的老人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②目前的主要问题是, 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的了解和认可度十分有限, 养老机构总量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特别是面向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机构床位存在大量缺口。③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存在巨大的阶段性差异。由健康状态步入需要照护的阶段后, 老年人对家庭赡养、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需求大约分别提高到原来的2 倍、4倍和8 倍。基于生命周期的测算, 2020 年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在机构和社区养老的合理比例分别为35%和30%。④当前, 需求调控的重点是70岁以下低龄老人, 应该引导更多的低龄老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方式。     

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北京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与机构养老意愿研究

在20世纪婴儿潮、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死亡率下降的影响下,中国过去几十年中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政府已经将"居家养老"和"养老服务社会化"确定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方针。要想实现引导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目标,必须充分把握老年人现有生活的实体环境和社会环境。本文的目标是剖析老年人对实体与社会环境的认知,并阐明其与居家养老体验的关联性,并进而研究其对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北京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政策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本文选择北京市作为案例研究区。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对实体和社会环境的负面评价与其对居家养老体验的负面认知是有关联的,对拥有机构养老意愿的老年人可以通过人口学与健康属性得以细分。此外,子女的看望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及其机构养老意向具有重要的影响。     

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子与社区差异

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滞后、设施及服务功能单一、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基于北京市区内6 类典型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包含老年人居住环境因子在内的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模型;并引入社会学及心理学常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分析(SEM Multiple-Group Analysis) 方法,以分析不同社区内各个老年特征群体的不同养老需求。分析结果表明：①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度(指来自家庭、朋友、邻里和社会的各种支援) 构成居家养老满意度的首要影响因子;② 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程度对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广泛而显著;③ 按照不同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型及其影响路径特征,可将城市居住社区划分为居住环境影响型社区、基本因子影响型社区、社会环境影响型社区、社会环境+居住环境影响型社区等4 种类型,不同类型社区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需求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以上结果揭示了提升对老人的社会支持度的重要意义以及因地制宜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迫切性。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影响因素——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

基于“推—拉”理论、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剖析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城乡作用力、农民进城落户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结合郸城县169 份农户有效问卷和村干部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可用“推力—拉力”范式解释,包括生活便捷程度、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家庭收入和非农就业、消费和生活成本,其中,便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子女受教育环境是最大的城镇拉力,没有稳定的非农工作是最大的城镇推力.②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三个层面.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亲朋好友是否进城落户、村庄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郸城县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亲朋好友是否迁户的影响效应为正,年龄、家庭生活水平及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效应为负.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渝西方山丘陵不同地带样点村的实证分析

耕地比较效益低下引致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成为破解耕地保护问题的客观选择,而影响经济补偿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补偿模式设计是否符合农户诉求,因此定量刻画农户生计资产差异对其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便是补偿模式设计的核心.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渝西方山丘陵3 个样点村392 户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构建了农户生计资产六边形计量分析框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和Probit 回归分析法对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补偿模式选择意愿间耦合关系的存在性和影响度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差别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生计资产存在属性差异和空间分异.农户生计总资产呈现由自给型纯农户到非农户递增的总体趋势,空间上存在海拔越高生计资产越低的趋势.② 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的选择意愿存在随农户生计资产差异由“成都模式”向“佛山模式”过渡的趋势,不同地带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存在空间分异.③ 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间存在耦合关系,自然资产与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呈负相关,社会资产对农户的模式选择影响最小,金融资产对农户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弱,人力资产和物质资产对农户决策均产生较显著影响,心理资产对农户的决策影响最为显著.④ 根据农户生计资产缺乏情况为7 种类型农户设计了概念性的补偿模式体系,并就补偿方法、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     

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对民族文化遗产体验意愿影响机制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引入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构建了包括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感知新奇、感知文化风险、文化体验意愿和旅游经验等构念在内的模型,以2个典型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和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PLS-SEM工具检验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的影响显著,即TPCD正向影响感知新奇和感知文化风险,情感阶段对意动阶段的影响亦显著,即感知新奇正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而感知文化风险负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2）感知新奇与感知文化风险在TPCD对文化体验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旅游者文化体验意愿产生的心理过程遵循CAC理论模型,这是一个认知影响情感进而影响行为意愿的递进过程;3）认知积累在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部分显著,即旅游经验负向调节TPCD对感知文化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TPCD对感知新奇的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感知文化距离在特定的国内旅游情境下同样对旅游者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文化距离研究的对象范围。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老龄人口的居家养老特征 ——以浙江慈溪为例

农村老龄人口是21世纪我国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浙江慈溪农村老龄人口的居家养老状况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运用人口地理学方法研究了沿海发达地区农村老龄人口的居家养老特征。结果表明:① 农村老龄人口居住条件最突出的问题是基本生活设施的配套普及与特困户、一般拥挤户的居住面积狭小。② 农村老龄人口日常生活节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休闲娱乐活动的需求层次亟需提高。③ 农村老龄人口与子女同住比例较低,"空巢"老人的生活值得关注。④ 农村老龄人口经济状况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⑤农村老龄人口的日常自理功能要比社会服务设施利用功能好,患病就医率低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承受能力。⑥ 农村老龄人口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较大,部分精神慰藉难以得到满足。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② 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③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1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2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3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近30年来耕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时空演变及政策启示

厘清耕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时空演变,为新时代农村土地保障功能提供科学判断。把拥有承包权的耕地看作农户的一项资产,利用1986—2015年农村固定观察点中近61万份农户资料,分别从全国和省级尺度揭示耕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演变规律,为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参考。结果显示：按1986年不变价,全国层面上,人均耕地养老保障价值从550元/年降至150元/年,研究期内降幅达到72%。20世纪80年代,农民依靠承包耕地能够满足家庭老年居民的养老支出;1994年其价值已无法支撑老年居民消费,此后养老需求的缺口不断扩大。省际层面上,研究期内各省份耕地的养老保障价值均呈现下降趋势,且省际间存在明显差异;养老需求的缺口不断扩大,其中东南沿海、长江沿线地区尤为突出。耕地养老假说已失去其基本论据,依靠耕地无法满足农村老年居民的养老支出。农村养老保障必须建立在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而不能再指望农户家庭拥有的少量耕地,政府应加强农村养老服务的建设。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多维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

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回流已成为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流劳动力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距离是人口流动空间选择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多维邻近性视角下探究多种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有利于深化对人口回流机制的理解。论文借鉴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回流群体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大龄已婚流动人口,其在劳动力市场不占优势,但家庭对其情感需求与依赖较大,回流意愿明显。② 不同维度邻近性均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有较强解释力,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回流意愿均有显著负向影响,长距离跨省或跨方言区迁移的劳动力回流意愿更为强烈。③ 不同邻近性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高学历群体回流意愿受其所在流入地参保情况的抑制,同时受到方言和地理距离的不同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则较易受非正式制度邻近性影响而选择回流;长期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会因其已熟悉流入地方言并在流入地积极参保而降低。     

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通过GIS空间分析工具和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为主的数理统计方法,探讨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群体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圈层模式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城镇化率、流动人口规模占比空间分布相反。(2)单身期、形成期、扩张期、稳定期四类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年龄、迁入地居住年限、月均总支出和长期居留意愿呈递增规律性变化。(3)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迁入地因素、迁移因素、社会保障因素以及个体特征因素。(4)经济因素、迁移范围、每万人医疗机构数和迁入地区位对四类乡城流动人口家庭长期居留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影响最大;迁入地因素对单身期和稳定期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长期居留意愿较形成期和扩张期家庭影响更为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北京市大学生废旧手机回收支付意愿及需求偏好研究（英文）

大学生作为手机消费的重要群体,其回收支付意愿对解决废旧手机回收率低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选择实验法对北京市大学生的废旧手机回收支付意愿进行考察,并通过构建MixedLogit模型对大学生的支付意愿和需求偏好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受访者的选择受信息安全、回收价格、回收模式以及支付方式的正向影响,支付金额的负向影响;（2）受访者对信息安全这一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30.04元/部）,对回收价格（5.94元/部）和支付方式（4.41元/部）的支付意愿次之,对回收模式的支付意愿最低（2.87元/部）;（3）受访者的性别、家庭年收入、持有手机数量等个人经济社会特征会对其参与废旧手机回收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受访者对废旧手机回收的环保认知越深刻、对废旧手机回收行为越认可、对废旧手机回收的参与度越高,对于废旧手机回收越有显著的改进需求和更高的支付意愿。     

老龄化社会中的地方和非正式照护①——地理老年学最新研究进展

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正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照护身体衰弱的老年群体,以应对人均寿命延长给社会经济与福利带来的影响。当然寿命延长本身是人类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然而,预期寿命的增加也引发了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数量的增长,这些高龄老人面临疾病高发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IADLs)下降的情况,而这种能力对保持他们晚年生活的独立和尊严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政策和实践的重心已经从机构养老转为“就地养老”,即支持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地住在自己家里。从概念上讲,这意味着之前由机构提供的服务和照护(care)将改为由家庭来提供,这样脆弱的老年人也可以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和邻居的非正式照护。一方面,这意味着许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由家庭照护所带来的亲密感、安全感和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社区的衰落,以及经济紧缩时期保障和福利的大幅削减,造成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要面对孤独、孤立及风险。于是,老年人的照护者、照护地点和照护方式,及老年人对这些因素的差异化体验,将成为对健康和老龄化研究感兴趣的地理学家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本文回顾了地理老年学对非正式照护和家庭研究的最新进展,指出该领域的工作对老年人口照护的多学科探讨具有重要贡献。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广州不同类型社区老年人独立居住特征及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有独立居住意愿和实现独立居住安排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上升,这将对家庭养老和社区治理产生影响.本文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利用2018-2019年在广州旧街坊社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城中村社区和城郊农村社区收集的老年人问卷调查数据,从个人理性、家庭理性和社区理性三个层次出发,选取人口、健康、经...     

老龄化社会中的地方和非正式照护——地理老年学最新研究进展

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正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照护身体衰弱的老年群体,以应对人均寿命延长给社会经济与福利带来的影响。当然寿命延长本身是人类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然而,预期寿命的增加也引发了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数量的增长,这些高龄老人面临疾病高发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fe,IADLs)下降的情况,而这种能力对保持他们晚年生活的独立和尊严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政策和实践的重心已经从机构养老转为"就地养老",即支持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地住在自己家里。从概念上讲,这意味着之前由机构提供的服务和照护(care)将改为由家庭来提供,这样脆弱的老年人也可以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和邻居的非正式照护。一方面,这意味着许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由家庭照护所带来的亲密感、安全感和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社区的衰落,以及经济紧缩时期保障和福利的大幅削减,造成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要面对孤独、孤立及风险。于是,老年人的照护者、照护地点和照护方式,及老年人对这些因素的差异化体验,将成为对健康和老龄化研究感兴趣的地理学家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本文回顾了地理老年学对非正式照护和家庭研究的最新进展,指出该领域的工作对老年人口照护的多学科探讨具有重要贡献。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及其影响要素——以成都市为例

1978年以来,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向非常显著,尤以代际分居为核心诱因,代际分居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乃至住房市场都构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中国的代际分居现象及其机制和西方社会存在根本的不同,此文讨论了转型期基于代际分居率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国城市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概念模型,随后选择成都市主城区进行了实证,因为该地区不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户籍居民的老龄化趋向明显,而且兼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耦合影响。与西方发达社会基于家庭生命周期先合居、后分居的规律不同,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居住行为呈现出合居—（小）分居—合居—分居—（小）合居—（小）分居—（小）合居的变化过程。采用2012-2013年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提取主要影响因素,后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方法研究了主要因素对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显著性和正负影响,并对不同年龄段的城市居民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的代际分/合居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① 文化程度、配偶健在、家庭人均收入、父母应帮子女成家、父母应帮子女买房、与子女/父母代际分居意愿、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安静/热闹偏好、卫生习惯、居家习惯和私密空间习惯与家庭代际分居率正向显著;② 年龄、家庭居住面积、父母应帮忙抚养孙辈、（子女）应该养老、父母/子女应临近居住、养儿防老、养育习惯等变量与家庭代际分居率负向显著;③ 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代际分/合居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度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