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以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为例,利用敏感性?应对能力模型评估了黄土高原地区2000年以来县域经济脆弱性特征及其时空变化,并结合ArcGIS空间技术与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 2000年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等级以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为主导,而2010年低脆弱度区域面积开始出现减少,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显著增加,2017年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区域占土地面积比例增加,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下降。总体来说,2000—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出“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② 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处于高和较高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甘肃东部部分县域和山西西部县域;中等水平的县区集中分布于甘肃省庆阳、平凉市东部县域、山西省大同、忻州市部分县域以及山西西部部分县域;省会城市所辖县区、地市周边地区的脆弱性水平最低。③ 表征人口变化的人口外流率、性别比和老年人口比重是影响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关键因素,且不同时期人口变化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分异。     

韧性视角下城市社会脆弱性评估及优化策略——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从防灾减灾角度研究珠三角城市群的社会脆弱性,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策略。首先,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社会组织保障等4个方面构建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基于客观赋权的信息熵法,建立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定量评价模型,计算珠三角城市群社会脆弱性指数,分析各城市社会脆弱性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最后,基于韧性视角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建议。结果表明：2010—2020年,各大城市的人口脆弱性增加,经济脆弱性呈先增后减趋势,基础设施脆弱性增加,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降低,社会脆弱性呈先增后降趋势;广州、珠海和深圳社会脆弱性相对较低,肇庆和江门相对较高;经济脆弱性和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是影响整个城市群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应从科学制订城市空间规划、开展城市韧性水平科学评估、推进城市韧性系统建设、促进蓝/绿/灰防灾基础设施融合、构建城市群防灾韧性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升韧性城市建设,以整体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防灾减灾能力和城市韧性水平。     

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时空差异演变分析

基于2003—2015年全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和泰尔指数方法,分析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区域差异特征和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呈现由“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特征,高水平类型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而较高水平逐渐由东部向中、西部扩展。第二,2003—2015年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表现为先变化不大后迅速收敛的变动过程,其中休闲消费环境差异较大而收敛明显,休闲消费潜力差异较小,交通通讯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区域差异明显。第三,从三大区域的内部差异看,东部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差异最大,但收敛趋势明显;中部差距最小,经历了“U型”的发展过程;西部差异居中,呈现“倒U型”的发展历程。第四,郑州、长沙和武汉等作为 “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休闲产业发展迅速,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快速提高,将逐步进入较高水平和高水平类型城市行列。     

中国城市经济开放度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样带等研究方法,分析2004—2013年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的经济开放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经济开放度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经济开放度水平整体有所提升,总体区域差异逐渐缩小;由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开放度高和西部内陆城市经济开放度低而形成的"东高西低"空间形态依然显著;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城市经济开放度较高且在空间上集聚;青藏高原地区、西北地区、云贵高原地区经济开放度较低;黄淮海地区、环渤海经济圈北部、东北地区北部沿边城市经济开放度提升较快且在空间上形成集聚;青藏高原东北部、珠三角外围以及云贵高原以南地区出现经济开放度下降较快的城市集聚区。(2)东部沿海、东北及西北部沿边、长江沿岸、陇海—兰新及宝成—成昆铁路沿线、京港澳高速公路样带城市经济外向发展路径差异明显。(3)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科研投入、国家政策、旅游配套设施、第三产业比重、投资强度、人才聚集度等是影响城市经济开放度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     

水资源约束下的河西走廊城市经济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经济脆弱性作为当前脆弱性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为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决策支持和管理方法。依据城市经济脆弱性内涵,基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构建了城市经济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河西走廊地区及区域内五市的城市经济脆弱性,并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区域城市经济脆弱性变化的因素。结果显示：（1）2006—2015年,河西走廊地区城市经济脆弱性呈现出先曲折下降（2006—2011年）再波动上升趋势（2012—2015年）;（2）河西走廊地区的城市经济脆弱性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经历了东西高、中部低到整体较高的演变过程;（3）阻碍河西走廊地区城市经济脆弱性降低的障碍因子由适应能力逐步转变为暴露度。针对河西走廊地区各市主要障碍因子,提出针对性优化措施。     

近20年来沿海地区风暴潮灾害脆弱性评价

采用1990~2009年风暴潮灾害损失数据,选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借鉴沿海脆弱性指数(Coastal Vulnerability Index,CVI)方法的评估思路,构建风暴潮灾害脆弱性指数SSVI(Storm Surge Vulnerability Index,SSVI),采用加法模型评价中国沿海省区风暴潮灾害的物理脆弱性。结果表明:沿海地区风暴潮脆弱性存在较大年际变化;高和很高脆弱性等级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各省区,低和很低脆弱性等级主要分别于北部沿海各省区,而中等脆弱性等级空间分布则变化较大。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

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之一,其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近年来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主题。首先对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定义并将其作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随后运用传统DEA模型及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东部沿海地区四大城市群在2005年、2011年、2014年三个时间截面中的经济效率、生态效率进行比较评价并分析了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最后通过松弛度分析,为改善沿海地区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提供了对应建议。结果表明：① 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综合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型演变格局,而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综合效率始终呈下降趋势,2011年前其受纯技术效率影响较大,2011年后受规模效率影响较大;② 京津冀城市群受污染影响带来的效率损失最大,山东半岛城市群相对较小,总体而言,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在2005-2011年为下行期,2011-2014为修复期;③ 沿海四大城市群内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格局具有不同的演化特征,核心城市周边以及沿海沿江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相对较优,内陆城市则较低;④ 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资源消耗强度高、经济效益产出高、生态效率高,从整体来看,城市群内多数城市呈污染物排放量下降趋势,污染物治理效果较为明显,环境影响问题有所改善;⑤ 影响东部四大城市群经济生态效率的原因不同,本文从城市群角度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关中平原城市群脆弱性时空演变与驱动因子

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域,通过熵值法综合测度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脆弱性,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2004—2018年,在时间上,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脆弱性整体呈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特征,2004年脆弱类型多呈现高度脆弱和较高脆弱;城市间脆弱性差距逐步缩小,趋于稳定低值,城市发展态势良好。（2）地方财政收入、霍夫曼系数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对城市群脆弱性影响逐年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密度、科教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空气质量良好天数比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建成区工业废水排放密度对城市群的脆弱性的影响力逐年减弱。（3）各驱动因子间存在交互效应,交互结果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脆弱性影响效果显著。2004年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经济规模、城市基础设施、生态情况的发展,对城市群脆弱性的影响力较强。2011年经济结构对城市群的胁迫,是城市脆弱性的主要因素。2018年经济规模是制约城市群发展、影响城市群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环境污染程度与资源利用情况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城市脆弱性的牵制力较强。     

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框架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和STIRPAT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介于0.420～0.761,呈现时序异质性,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生态韧性值较低,而南通、温州等城市生态韧性则有所提升;(2)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空间格局差异明显,2005—2010年城市生态韧性呈现“东部低、中部高、西部低”的格局,2015—2020年则呈现“北部高、中部低、南部高”的格局,并形成西南部较高水平生态韧性城市带和中部城市生态韧性低值走廊;(3)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全局Moran’s I值变化幅度较大,且局部自相关集聚模式变化较大;(4)经济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人口、技术和土地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中国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及的19个中国城市群共201个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市群2006—2018年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其中第二产业区位熵呈先降后升的趋势，第三产业区位熵则持续缓慢下降。(2)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依旧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而中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相对较为落后。(3)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集聚态势逐渐减弱、内部差异逐渐增大。(4)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镇化、政府调控和外商投资强度对中国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空间布局影响较为显著，而科技支出强度的影响不显著。(5)产业协同集聚发展需因地制宜，东部地区城市群应发挥好政府的调控作用推动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分工；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应加快提升第三产业，确保其配套服务业能适应第二产业发展；西部城市群则应加强自身城镇化建设水平，保...     

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2006—2016年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增长,珠三角协调度最高,长三角协调度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波动减小,珠三角城市群的减小幅度最小;③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等级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但随时间推移有向高一级状态转移趋势;④ 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处于较高水平;⑤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特征由分散走向集聚;⑥ 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与环境趋向于“同步发展”;⑦ 能源消耗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外资依存度和所有制结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有差异。     

中国城市群热岛效应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长期不透水面和MODIS地表温度数据,分析2000—2015年中国城市群扩张及热岛效应时空演变,进而综合采用冗余分析(RDA)、线性回归分析和变异分配分析(VPA)等方法,揭示城市群城市热岛效应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群内建成区面积快速扩张,不透水面比例从2000年2.08%增长到2015年5.33%,且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城市群;2000—2015年,夏季热岛分布较广,且白天强度高于夜晚。东部以及大部分北部城市群如哈长城市群等,降温强度较大,但其夜晚热岛效应在不同程度增强。冬季夜晚比白天热岛分布广、强度高,北方、西北、东部等地区夜晚热岛效应也在增强;自然环境因素显著影响城市群热岛强度,降水对夏季夜晚热岛强度起显著负贡献(22%),纬度越高,冬季夜晚热岛强度也越高。人为因素显著影响夜晚热岛分布和城市群内热岛强度的平衡,城市植被覆盖显著减少夜晚城市群内热岛分布,灯光强度对夏季夜晚热岛强度起显著负贡献(24%),对热岛比例起显著正贡献(27%),人口密度对夏季夜晚热岛强度起显著负贡献(31%);自然环境因素对热岛强度的贡献占主导,而人为干扰因素对热岛比例的贡献占主导。     

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以吉林省9个地级市(州)为例,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2002—2014年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以及空间格局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地带内、地带间以及总体地带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且地带间差异程度呈现出由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中部地带,逐渐演化为中部地带东部地带西部地带。2西部地带对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贡献最大,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小;中部次之,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大;东部最小且贡献程度也逐渐缩小。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对全省旅游经济差异平均贡献程度最大,但贡献率不断缩小,而地带间贡献率不断增大。3 2002—2004年以及2006—2007年吉林省东中西三大地带国内旅游经济收敛性逐渐趋同,2004—2006年中部地带与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之间的空间差异不断扩大,而2007—2014年地带之间旅游经济差异程度逐渐缩小。4吉林省旅游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由于地理临近效应发挥,形成了四平—辽源旅游经济组团、白城—松原旅游经济组团以及通化—白山旅游经济组团。并且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但并不等同于路径锁定效应,区域旅游的异军突起可以形成路径创造效应。     

中国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在对经济系统脆弱性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煤矿城市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煤炭资源储量的暴露－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脆弱性评估模型,并对全国25个地级以上煤矿城市进行了评估;在综合考虑不同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的基础上,根据脆弱性得分运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为3种类型。结果表明:(1)我国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总体上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不断演进而增大;(2)不同地域的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平均得分呈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的趋势,脆弱性高的煤矿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3)不同规模的煤矿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平均得分呈现出大城市＞中等城市＞特大城市＞小城市的变化趋势。     

中国城市脆弱性的综合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

城市脆弱性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抵抗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外部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干扰的应对能力。当这种抗干扰的应对能力低于某一临界阈值时,城市即进入脆弱状态。城市脆弱性是城市资源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综合体现。城市脆弱性的评价与调控研究对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和综合指数评价法,从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4个方面确定10项分指数、选取36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中国城市脆弱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确定测度标准值,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脆弱性及其空间分异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按照这种差异,将中国城市脆弱程度划分为低度脆弱、较低脆弱、中度脆弱、较高脆弱和高度脆弱5个级别。城市脆弱性呈现显著的"梯度化"和"集群化"空间分异,东部地区城市脆弱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地区脆弱性低于其它地区。城市脆弱性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规模越大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越小。资源型城市脆弱性明显高于综合性城市,职能综合性强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较低。城市经济增长的快慢不能反映城市脆弱性的高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城市脆弱性就低。如何科学测度城市综合脆弱性,如何应对和降低城市脆弱性,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该研究为丰富城市脆弱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为解决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系列社会问题等提供科学依据。     

新时期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战略的思考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面临新的挑战,珠三角下一步如何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现状,将其与国内外城市群对比,提出了珠三角发展战略思路。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期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发展势头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将产业技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人口政策创新、区域合作与人文引领作为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针对2012~2016年中国城市不同职业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时空变动特征及驱动力的研究表明：①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整体上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分异态势,较高及以上等级房租收入比地市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中西部省会城市。②各职业房租收入比逐渐形成金字塔形结构,但职业间房租收入比差距较大。③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多呈向下和平稳混杂分布,中部地区呈向下、平稳和向上镶嵌分布,西部地区以平稳为主,向上转移为辅。④经济、人口、社会及预期因素对房租收入比的解释力依次降低,消费水平、租赁户比例、地产投资密度、人口吸引力及收入水平是影响房租收入比的关键因素。     

中国主要城市群水土资源条件与限制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例

建立水土资源限制度模型,定量评价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基于人口分布的水土资源限制度及其空间格局,揭示三大城市群的水土资源限制度的差异。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受水土资源限制最高;(2)限制类型方面,京津冀城市群以水资源限制为主;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均以土地资源限制为主;(3)京津冀城市群水限制度的人口、面积比例匹配显著偏离,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则是土地限制度偏离程度较高;(4)空间自相关表明,三大城市群水、土地、水土资源限制度均显著集聚,且以长三角城市群土地限制度最为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受土地资源限制度影响较大,长三角城市群受水资源限制度影响较大,珠三角城市群受二者综合影响。     

基于企业并购联系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演变研究

以企业并购数据构建企业网络,基于企业之间实际经济联系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09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结果表明：（1）由跨城市并购数据所构建的中国城市网络复杂程度急剧加深,但仍处于低水平-弱连结的分布态势。（2）城市节点遵从典型的长尾分布和幂律分布,“富人俱乐部”现象显著。城市分布格局经历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城市群四区组团的跳跃式分布格局到“大”字型带状分布格局再到“T”字型沿海沿江发展格局的演变,以胡焕庸线为界东西差异显著。此外,并购频次排名前30位的城市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一些经济强市。（3）列入研究范围的城市其表现类型初期往往为主并型或被并型,后期趋向均衡型发展,且网络中城市的表现类型发生不同形式的变化。（4）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地区形成以三角结构为核心的城市网络菱形骨架格局逐渐得到夯实,城市网络由等级联系特征向等级性与空间近邻性并存转变。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经济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市为研究对象,从时空角度分析了旅游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2008年~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下降。(2)省域内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内部差异是区域差异的最主要来源。(3)长三角城市群内大部分地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核心—边缘结构稳定。(4)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差异的形成受到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层次等因素的共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