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旅游业的行为态度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感知和体验,也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支持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亲旅游行为的概念,表达居民促进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以社会表征理论研究框架为基础,构建"社区关系—效益感知—行为态度"模型,实证考察了社区关系对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了旅游效益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旅游事件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区关系对目的地居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又对亲旅游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民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感知在社区关系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传统的中介模型低估了旅游效益感知的影响作用。旅游事件依恋正向调节了社区关系与旅游社会效益感知、环境效益感知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旅游介入情境下社区关系、效益感知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目的地社区旅游开发与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旅游地企业社会责任与居民亲旅游行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以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社区满意、社区依恋、旅游获益、亲旅游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探讨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的中介作用,检验旅游获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社区满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社会责任的3个维度中,社会责任对社区依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对其影响不显著;对社区满意影响的重要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经济责任。（2）社区满意是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效应传递到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社区满意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依恋、亲旅游行为;社区依恋显著正向影响亲旅游行为。（3）旅游获益对社区依恋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社区依恋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社区满意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及社区旅游研究*

文章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社区化及社区旅游的特点,并从旅游社区中旅游资源的形成机理角度,探讨了旅游社区的分类及进化机制.     

三亚市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旅游消费移民的代表性群体—季节性旅游移民为对象,构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以典型的旅居城市三亚为案例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仅对正面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均正向显著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2个维度,且对负面情绪有显著抑制作用。基于实证分析,从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心理融合等层面提出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变迁机理——聚焦发展期到巩固期的幸福拐点

主观幸福感是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表征,探究旅游地“幸福拐点”的形成机理可为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基于社会表征理论与唤醒激活理论,分别选取处于旅游发展期(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恩和村)和巩固期(额尔古纳市室韦村)的两个相似村落开展同时性横断设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考察价值观与旅游感知价值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居民主观幸福感受感知价值与价值观的共同影响,其既源于外在旅游影响刺激,也受居民内在社会表征系统调节;(2)旅游发展期和巩固期居民主观幸福感前因条件存在差异,感知价值驱动因素由“经济+传统文化生活”向“经济+外向社会关系”转变,水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作用在经营大户中有所减弱;(3)“幸福拐点”的产生源于第I阶段居民“物质+独立自我”的价值追求对主观幸福感作用有所减弱,而第II阶段“非物质+互依自我”的价值追求未被充分唤醒和支撑。研究认为打造文化价值共振核、拓展价值共创圈、提升旅游价值功能和遵循现代化价值转型规律是乡村旅游治理中超越“幸福拐点”的有效途径。     

危机情境下旅游宣传片营销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机制——目的地形象的中介与感知安全的调节

旅游宣传片是旅游地危机管理的重要营销工具,为了探讨危机情境下旅游宣传片类型对旅游者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基于SOR理论,构建以目的地形象为中介和感知安全为调节的研究框架,利用情境实验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旅游宣传片会显著改善目的地认知形象、情感形象、整体形象及旅游者行为意愿,全景综述型旅游宣传片对改善目的地形象效果更好,危机主题导向型旅游宣传片更能激发旅游者行为意愿。②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分别在旅游宣传片类型与旅游者行为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③感知安全越高,认知形象和整体形象与旅游者行为意愿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研究

以自下向上溢出理论为基础,构建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的结构关系模型。以我国东、中、西部代表性省区的部分旅游地为例,实证研究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的关系。以性别为调节变量,分析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经济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文化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环境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没有显著影响;(3)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文化影响感知与休闲娱乐感知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     

天堂寨景区农村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中对处于发展初期的成长型旅游的研究偏少。以安徽六安市天堂寨景区农村社区为例在问卷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因素分析、多变量方差分析、平均数差异检验研究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社区居民旅游宣传教育与自然保护政策相关建议。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研究

为了了解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促进泰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选取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金湖、寨下大峡谷、上清溪3个主要景区作为案例区,深入调查这3个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家庭参与旅游占81.75%)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结果表明,泰宁县旅游开发处于初期阶段,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     

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感知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关于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感知与旅游者幸福感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目前多采用线性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传统定量方法,对其复杂性缺乏深入探讨。该文立足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以青岛市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构建旅游者幸福感(享乐幸福感和实现幸福感)的因果模型,并纳入“拥挤感知”变量,以进一步探析旅游者幸福感的前因组态条件。研究表明：(1)在拥挤感知、兼容、程度、心理逃离、物理逃离和迷恋6个前因要素中,“迷恋”的一致性最高,对旅游者高幸福感的生成具有重要解释力,但所有单要素均不能构成两类幸福感的充要条件;(2)共析出9种能促进高旅游者幸福感的复杂组合路径,其核心条件均涉及“心理逃离”,表明该要素是旅游者高幸福感生成的重要基础;(3)旅游者高享乐幸福感和实现幸福感的组态条件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享乐幸福感,实现幸福感前因组态的核心条件稍显复杂;(4)在具有最高一致性的路径组合中,两类幸福感均“一定不包含”高拥挤感知。研究结果可深化对旅游者幸福感生成机制的理解,并为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和管理提供实践启示。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研究

为了了解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促进泰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选取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金湖、寨下大峡谷、上清溪3个主要景区作为案例区,深入调查这3个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家庭参与旅游占81.75%)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结果表明,泰宁县旅游开发处于初期阶段,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居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且旅游参与的积极性高,但旅游开发对于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旅游环境的影响感知程度表现不同,且随着不同的个体属性特征,其影响感知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建议通过建立泰宁县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来调控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1)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2)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3)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外围赌注和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影响机制——以京郊市级民俗户为例

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从类型学或系统论视角进行剖析,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本研究以北京市级民俗户为研究对象,借鉴外围赌注理论的思想内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以阐释社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研究结论表明：①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经济和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②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或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③ 基于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也有所差异。本文结论对研究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和维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以三亚回族为例

旅游作为一种族际交流的方式,它对族群认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目的地,但是在这种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族群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会被格外强调,从而影响社区居民的族群认同。本文选择一个不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社区,即海南三亚回族社区来作为案例地,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文献法等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案例地社区旅游发展前后的对比研究,发现参与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业、旅游餐饮业等旅游相关行业使当地居民的族群认同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体现在宗教意识得以强化、传统习俗发生改变、旅游与传统产业的职业认同有所分化等三个方面。     

公众环境意向与亲环境行为: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研究

破解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知行脱节”困境,是加快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和跨区域大样本数据,研究社会信任对环境意向与亲环境行为关联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公众对日常环境污染具有较高危机感和鲜明态度,这种危机感和态度促使公众愿意为环境保护做出某种程度的付出;公众愿意为环境保护做出付出的意向越强烈,实施相应的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但这种关联度受到社会信任水平的调节,公众持有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付出意向与亲环境行为关联度就越强,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     

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基于六省份CGSS 2017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和江西六省份数据,对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和地区富裕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居民主观幸福感越强,收入水平较高的江浙沪地区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鄂皖赣地区;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所在。     

邻里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以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为例

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邻里社会环境和幸福感的相关理论,采用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设计了邻里社会环境指标,分析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社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邻里支持、社会参与和邻里认同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发现邻里社会环境对外地户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     

社会资本、旅游参与意识对居民参与旅游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什刹海社区为例

对国内外旅游社区参与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比较全面与系统,但对于社会资本影响因素以及社会资本和社区旅游参与意识共同影响社区旅游参与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以北京什刹海社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旅游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居民旅游参与意识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具有正向影响,旅游参与意识是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参与影响的重要中介变量,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提出了加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议。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② 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③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