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特征与成因机制研究

以中国4 153个传统村落为案例,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我国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及其成因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传统村落分布总体呈凝聚型,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但两者成因差异显著。（2）伴随历史时期更替,传统村落空间集聚形态由“单主核,多次核”转为“多主核,单次核”;东部农业文化区传统村落数量明显高于西部游牧文化区,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亚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少数民族传统村寨分布重心位于西南地区中部,汉族传统村落则以长江中游地区南部为分布重心。（3）传统村落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形地貌、气候降水、河流水域是决定传统村落形成和延续的基础因素,农业生产方式和历史人口迁移则是影响传统村落集聚发展的重要推手,现存传统村落总量规模和当地政府政策保护力度息息相关。     

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时空分布及组态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中2 217条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案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季节强度指数对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事件的组态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 2010-2019年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分布存在空间相关性与区域集聚性,但在2016年以后空间集聚性减弱。2）中国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在空间上集中分布于“胡焕庸线”东侧,并呈现总量逐年下降、高发区域不断缩减的趋势,各地区盗抢事件分布存在季节差异性和空间流动性特征,“两抢一盗”犯罪事件在昼夜24 h内呈现“驼峰”型变化趋势,存在时段集中性与省域差异性分布规律。3）旅游“两抢一盗”犯罪事件是多重因素并发的结果,5种前因组态路径构成盗抢事件发生的充分条件,地方风险因素、旅游集聚因素以及社会控制因素的相互耦合作用形成中国“两抢一盗”事件的空间分异格局,旅游依托型的偏远省份和人口密度较高的旅游大省是组态因素引致“两抢一盗”犯罪事件的代表性区域。     

世界遗产地庐山"圈层飞地"型旅游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研究

以世界遗产地庐山为例,通过对比1999年和2006年两组省域客源数据,发现庐山旅游客源市场已演变为"圈层飞地"型空间结构。证明"圈层飞地"型旅游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是国内旅游持续高涨、游客出游就近分布等综合演绎,导致距离衰减规律支配性增强的结果。通过采用圈层指标与飞地指标予以量化,得出:1)"圈层飞地"型旅游客源市场空间结构集聚规模大致呈现"6∶3∶1"比例分割形态;2)800 km和1500 km是界定三级圈层的重要地理空间分割线,累计60%客源集中在距庐山800 km范围内;3)风景名胜区旅游客源市场空间结构区别于城市出游空间结构。     

场域视角下清代北京宣南雅文化核心区范围及空间关联特征

清代北京“宣南文化”是以名人雅士为主体的“雅文化”,宣南地区可视为雅文化大场域。抽提影响雅文化形成的三类核心建筑载体要素：寺庙、名人居所、会馆,在场域视角下用GIS分析三要素微场域的空间分布、关联和聚集,从而递进探析宣南“雅文化核心区”区域性子场域的存在和范围,以及内部要素微场域聚集形成的空间特征和成因。结论包括：① 雅文化核心区范围为清代北京外城西部的中部、中北部“双肾”形区域;其与俗文化区空间临近,没有绝对清晰的边界,投射出雅俗文化间的排斥依存、融渗互补。② 核心区子场域内部的空间关联特征为“三要素、两聚集”的“链条式”“中心-过渡中心”层次性空间结构。③ 量化印证微观街区尺度下“同乡之情”是名人居所与会馆聚集的内在驱动力。在北京“文化中心”战略定位下,为传统文化保护更新策略的提出奠定历史研究基础;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方法上的实践创新和借鉴意义。     

浅析中国山地村落的聚居空间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多、分布广、个性鲜明，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明珠”、“民间收藏的国宝”等，其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人聚环境，近年来逐步受到世人的瞩目。山地村落由于所处地形地貌的特殊性，空间特征明显，形象清晰，无论是选址、布局、意境追求、景观建构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意象和外在景观，构成历史文化价值丰富的村落文化景观。开展中国山地村落聚居空间的系统研究，不仅是文化研究、乡土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城乡规划、旅游规划及现代旅游文化村落设计的需要。特别是在传统村落面临急剧损毁的今天，倡议传统村落及其保护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从乡土建筑、地方文化、景观资源三方面入手，提出山地村落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分析中国山地落环境空间、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等的形成及布局特点，并试图探讨以下几个论点：对中国山地村落的类型及境界进行分类；阐述中国传统的、系统的村落规划思想；对山地村落作多维空间的立体图象研究，寻求景观后深刻的文化影像；完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措施等等。希望能对山地村落文化景观的理论研究有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提出一些理论依据。     

戏曲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为例

基于文化地理学理论,运用传统定性与定量互补的研究方法,以淮剧为例进行了分析。首先,淮剧的传播和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二阶段以扩展扩散为主,第三阶段以迁移扩散为主,第四阶段主要体现出传染扩散的效应;淮剧扩散的空间结构表现为由文化源地沿着多条交通线扩散,并逐渐形成了苏北和上海的双中心结构。其次,基于现有的研究提出了淮剧空间扩散模型,揭示了灾变事件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是扩散的主要因素。第三,以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将淮剧文化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和过渡区,总结出淮剧文化区存在着南、北两大文化亚区和北亚区内又分化出东、中、西三片子文化亚区的空间分异特征。最后,通过选取典型年份下专业淮剧团的数量变化来考察淮剧文化区的演变轨迹,发现核心文化区十分稳定地集中在盐城和淮安两市,外围区和过渡区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的空间趋势。     

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评价与优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与环洞庭湖城市群为例

从城市群规模效益、距离效益和空间联系效益3个方面出发,运用ArcGIS和城市相互作用强度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和环洞庭湖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进行评价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环洞庭湖城市群在外在规模上具有相对优势,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空间规模以及城市数量较大,但城市群的紧凑度不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不够明显,空间可达性较差,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不够紧密,呈现“大而散”的特征;相对而言,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及用地较小,但其紧凑度及规模效益较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度相对较高,可达性较好,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紧密。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城市的“一心两圈三轴”结构体系。     

汾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发展潜能测度及空间模式探究

以11 188个自然聚落斑块为研究对象,基于场强模型,定量测度汾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发展潜能,借助GIS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而探讨流域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模式。结果表明：① 城乡聚落斑块发展潜能差异显著,且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纵向上中游流域高于下游流域高于上游流域,横向上河谷盆地区高于周边缓丘区高于两侧山丘区。② 聚落斑块发展潜能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高值斑块聚类显著;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且方向性明显,汾河主河道方向联动效应最强,空间联系最紧密;存在局域热点区,并呈现“主核–廊道–次核”的空间结构形态。③ 自然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共同影响着城乡聚落体系发展潜质及空间结构形态;融合发展采取非均衡增长路径,市、县、镇、村全局考虑,构建“强化核心点–培育发展轴–扶持特色区–带动全流域”的逐层推进式空间发展模式。     

武陵山片区星级乡村民宿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研究星级乡村民宿空间格局对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取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决策树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索武陵山片区330家星级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异特征及成因。研究发现：(1)从空间结构特征来看，武陵山片区星级乡村民宿整体呈“东聚西散、北多南少”的空间结构特征，四星级、五星级乡村民宿的分布特征与总体一致，三星级则呈现“东少西多，北聚南散”的空间结构特征；(2)从空间类型特征来看，武陵山片区星级乡村民宿总体呈凝聚型空间类型特征，其中，五星级和四星级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强凝聚型，三星级为弱凝聚型；(3)从空间密度特征来看，武陵山片区星级乡村民宿总体呈现“北部多核且连片，南部少核且分散”的空间密度特征，三星级、四星级乡村民宿与总体一致，五星级呈现“北部三核且分散，南部单核且较弱”的空间密度特征；(4)决策树模型回归结果显示，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根节点）、经济发展水平（枝节点）、民宿政策（枝节点）是武陵山片区星级乡村民宿空间分异的重要成因。研究结果可为武陵山片区及同类型山区的乡村民宿布局提供参考。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图式语言研究 ——以张谷英村为例

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研究对象,从景观基因理论视角对张谷英村进行空间要素识别和空间解构,构建张谷英村空间布局的图式语言体系,通过对空间布局的秩序、语法和意义的研究,探索了空间布局的嵌套结构、过程机理及逻辑脉络。研究表明： 张谷英村空间布局可划分为居住空间、连接空间、附属空间和复合空间,归纳提取 “字”“词”和“词组”共86种图式语汇,构建了空间布局的图式原型数据库。 建立张谷英村空间布局图式语言体系,该体系具备完整的图式语言逻辑,其发展模式和空间秩序始终遵循着宗法礼制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 张谷英村空间布局图式语言具有完整而稳定的设计句法和语法,图式语汇丰富,句法组合类型多样,语法结构则相对单一,形成了局部复杂多变,整体相对单一的村落空间布局。 村落空间结构及元素细节在发展中不断进行修正和改变,空间布局表现出极高的整理性、顺应性和一致性。 村落空间构建元素和设计理念地方特色鲜明,图式语言的语汇及空间法则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轮毂”模型：城市自驾旅游者的出游空间结构——以北京、西安、武汉为例

自驾游市场是国内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自驾旅游者的出游空间大小和结构对于目的地开发和优化自驾游线路产品、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营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西安和武汉为案例地,基于4000多份调查问卷,应用数理统计法、地图法和空间分析法,对自驾旅游者的出游空间结构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发现：① 自驾到访率随出游距离的增加呈指数衰减,在交通距离400 km范围内衰减最快。② 自驾游空间可划分为轴心区、辐射区和边缘区三种不同类型区。其中,轴心区和辐射区是有旅游市场价值的空间。③ 不同城市自驾游空间大小不同。以交通距离衡量,北京自驾游空间半径为1665 km,西安为1196 km,武汉为1176 km,轴心区半径均在交通距离400 km左右。④ 自驾游空间可划分为舒适空间（4 h以内）和疲惫空间（超过4 h）,其中疲惫空间可进一步划分为轻度疲惫空间（4~6 h）和重度疲惫空间（超过6 h）。舒适空间对应轴心区,疲惫空间对应辐射区,轻度疲惫空间对应轴心区与辐射区之间的过渡带。本研究提出的城市自驾旅游者出游空间结构“轮毂”模型为研究自驾游空间结构提供了认知框架。     

徽州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徽州地域11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用GIS技术与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揭示徽州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探讨影响徽州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的因素。研究发现：徽州传统村落空间上呈现集聚型分布,沿盆地、邻水及边缘化分布特征明显,表现出“边缘多核心少”的分布格局。黟县遗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分布密度最高,形成徽州传统村落的主要集聚区,其次是徽州区和歙县,形成徽州传统村落集聚的次级核心区。宋朝（北宋和南宋）和唐代是现存徽州传统村落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两个朝代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人口、交通、城镇化、经济、政策）等方面分析这些分布特点的影响因素。     

基于认知地图的广州花城广场游客意象感知和结构研究

基于188份认知地图,利用卡方检验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花城广场游客的意象感知、认知序列和感知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认知地图类型方面,游客认知地图划分为序列型、空间型、单体型、混合型4类;以单体型为主,其他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空间型、混合型和序列型。（2）意象要素方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标志物,然后是节点、区域、边界和道路;由于道路和边界意象单薄,标志物和节点的围合构成了游客的意象框架。（3）认知序列方面,随着游客到访次数的增加,认知地图呈现“空间型+单体型”到“序列型”的演变序列,意象空间要素呈现“标志物+节点”到“道路+边界”的演变序列。（4）感知空间结构方面,市内游客多元复杂,平面综合结构明显;省内游客趋于聚集式;省外游客则比较单一,出现明显的垂直单体结构。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计量地理和数理统计方法,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和SPSS统计软件,对长江经济带4 156个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属凝聚型分布,地域分布呈现相对集聚的不均衡态势。在区域尺度上,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江上游经济区;在省域尺度上,以贵州、云南、湖南和浙江四省最为集中。核密度分布显示,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形成了黔东南、皖南两个高值区,是传统村落的高密集区;在浙西南形成次高值区,是传统村落的次密集区;在皖南—浙西、黔东—湘西、滇西北和滇中南形成4个较高值区,是传统村落的较密集区。自然地理环境、可进入性条件、历史文化底蕴、经济发展水平是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区,选取145个传统村落的相关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等数据,运用格网化、耦合协调模型、重力模型、主成分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和空间聚类方法,对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及发展水平整体较均衡,两个重心均在汾河中游。(2)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水平耦合状况全流域整体为拮抗和低耦合,协调状况近90%区域为失调,上游协调情况远低于全流域平均,中游出现低值区包围高值区与中值区的现象,呈现以河道为轴的复杂层级特征。(3)区域的总体经济能力、非农经济能力、政策倾斜程度和资源禀赋是汾河流域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协调现状的主要影响因素。(4)协调发展视域下确定汾河流域传统村落“一极、一带、五区”的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一极”为平遥县示范区,“一带”为汾河西侧发展带,“五区”为城镇转型区、经济优先区、综合保护区、资源开发区和政策扶持区。     

1970-2015年中东地区恐怖袭击事件的时空特征分析

中东作为恐怖活动的多发区域,了解其恐怖袭击的时空特征对恐怖活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GTD的恐怖袭击事件空间分布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中东地区1970—2015年袭击事件的时空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恐怖组织偏好在边境区域活动,超过50%的袭击事件发生在距边界15km的范围内,约80%的袭击事件位于距边界35km范围内;恐怖袭击重心呈现出一定的空间迁移特征,主要分布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以色列等西亚地区,重心的变化与地区之间的武装冲突、战争等具有空间上的关联性;历年的恐怖袭击形成了涉及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的三处主要集聚区,同时集聚区伴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各时间段的主、次集聚区分布于12个国家与地区,且恐怖主义活动表现出愈发激烈的趋势;恐怖袭击总体上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不同时间段内,“高-高”聚类地区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异性,但恐怖袭击的空间集聚现象愈加明显。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