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旅游多主体共生关系研究——以青海湖为例（英文）

旅游共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旅游地多主体互惠协作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基于旅游企业的视角,引入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对青海湖环湖旅游企业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外来游客及旅游企业之间共生行为路径组合的均衡状态及共生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共生行为路径主要由强度共生因子组成,关联主体间最大共生利益维度存在不均衡、不对称等问题;(2)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的共生模式为非对称正向共生模式。本文认为应通过引导、决策、监控、利益分配等共生机制的建立,并规范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的参与机制,同时以旅游企业为主导,通过强化一体化供给和营造一体化效应,来优化"E→G-R-T-E"间的共生模式,最终形成"当地景区带动、社区居民响应、地方政府效应、外来游客体验"的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东莞市产业经济发展分析

选取依靠外来劳动力发展经济最典型的地区东莞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口红利对东莞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外来工对东莞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东莞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外来工经济"的特征明显。但人口红利对东莞在产业升级、社会治安、资源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也存在不利影响。东莞市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双转型的问题,必须从以"廉价劳动力优势"换取积累的模式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轨道,可以通过转化加强职业教育投入、重视本土企业发展等措施应对这一问题。     

甘肃省产业转型升级测度及其经济效应北大核心CSCD

综合应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Lilien指数、More值以及结构偏离度等指标,以2004-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对甘肃省产业转型升级方向、速度及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shift-share模型将产业结构变化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衡量了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甘肃省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已稳步实现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二、三、一"产业演变格局。(2)2004-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超前系数分别为-1.379、1.115和1.901,第一产业发展滞后,二、三产业发展较快,且不同时段发展速度各不相同。(3)甘肃省产业整体以0.087 1的Lilien值和4.364 6的向量夹角升级,转型升级的速度较快但趋缓态势显著。2010年以来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服务经济化"趋势。(4)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效应主要源于产业内技术进步,结构效应较低,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小觑。尤其是第三产业,其总结构效应为9.021 3%,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负,主要在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对生产率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依旧巨大。     

甘肃省产业转型升级测度及其经济效应

综合应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Lilien指数、More值以及结构偏离度等指标,以2004-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对甘肃省产业转型升级方向、速度及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shift-share模型将产业结构变化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衡量了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甘肃省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已稳步实现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二、三、一"产业演变格局。(2)2004-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超前系数分别为-1.379、1.115和1.901,第一产业发展滞后,二、三产业发展较快,且不同时段发展速度各不相同。(3)甘肃省产业整体以0.087 1的Lilien值和4.364 6的向量夹角升级,转型升级的速度较快但趋缓态势显著。2010年以来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服务经济化"趋势。(4)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效应主要源于产业内技术进步,结构效应较低,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小觑。尤其是第三产业,其总结构效应为9.021 3%,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负,主要在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对生产率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依旧巨大。     

黄山市旅游与城市互动发展关系模式研究

通过全面梳理黄山市旅游发展的历程以及城市发展的阶段,对黄山市旅游和城市的发展关系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发展的关系模式进行了预测。研究认为,黄山市旅游业与城市的关系主要是旅游作为一种城市化机制促进城市的发展。同时,黄山市旅游业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以后,旅游产业自身的促进机制发挥已经趋于饱和状态,需要依托城市的发展提供外来动力机制,黄山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进入了"城市作为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新阶段,黄山市的城市发展应该充分考虑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要求,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旅游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黄河流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空间溢出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制造业发展的配套行业,逐渐发展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减少能源消耗、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研究基于2004—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市的相关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构建SDM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GTFP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黄河流域GTFP区域差异显著,“两极分化”特征明显,黄河流域中部地区的GTFP显著低于其他区域;(2)黄河流域GTFP具有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能够对GTFP产生正向影响;(3)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边界较专业化集聚范围更远;(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特征,相比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从推动产业转型,分区分类实施相关产业政策,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动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对于黄河流域依托生产性服务业优化产业格局、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态势与城镇组织模式的特征和趋势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空间组织模式协同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态势与城镇组织模式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分析,以此为长三角城市群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认为:(1)长三角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的领先地区;(2)城市群主副中心相结合、并有多轴连通的网络化特征已初步显现;(3)从整体上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圈层结构的某些基本特征,并正处于不断发展阶段;(4)目前以上海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了4个圈层,预测未来将形成5个圈层;(5)空间轴线结构特征显著,并形成了"之"字形格局;(6)随着交通轴线的进一步拓展和衔接,将以此形成以超大或特大城市为节点的空间组织网络结构,在形态上形成多中心复合状的网络化模式.     

开发区品牌输出的模式、路径与动力机制研究

品牌输出是开发区进行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本文利用文献比较和理论分析法,探讨了开发区品牌和开发区品牌输出的概念及内涵,在其基础上对开发区品牌输出的模式、路径与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开发区品牌输出有四种模式:"平台经济"合作模式、省(市)内"区区"合作模式、"区中园"开发模式、多园区合作模式;(2)开发区品牌输出有三种演进路径:互助交流→项目接洽→品牌输出→资本合作;理念主导→政府主导→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市场主导;省市内合作→跨省市输出;(3)开发区品牌输出战略有市场主导、政府政策推动、开发区主体和社会团体促进这三种动力机制。各成熟开发区应结合自身的发展现状和特点,灵活运用品牌输出理论,选择合适的开发区品牌输出战略和策略。     

基于中外五区比较的旅游劳工行业流动规律分析

以九寨沟为实证案例地,通过与我国九华山和国外匈牙利、英国萨默塞特和考文垂、加拿大温哥华岛的比较,探讨了不同背景下旅游劳工的行业流动模式、从业评价和驱动规律.研究发现:(1)旅游劳工转移产业分布十分宽广.国外商业、服务业占据了主导行业,衰落产业劳工占据1/10比例.我国农业、制造业占据主导行业,首次就业人群比例高,年轻女...     

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旅游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选取2005年~2014年全国31省份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使用DEA法测算旅游业效率、运用区位熵法衡量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其次基于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业效率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如下:(1)中国旅游业效率、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整体上呈现递增趋势,但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旅游产业集聚对提升旅游业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对全国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产生正向效应,而单一的旅行社、旅游饭店的数量增长对提升全国旅游业效率表现为负向效应;(3)从各区域看,旅游产业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旅游业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并且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4)进一步研究发现,旅游产业集聚对促进旅游业技术效率、旅游业规模效率的提升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对推动旅游业规模效率的发展效果明显优于对旅游业技术效率的作用,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促进旅游业规模效率值的提高这一途径来实现。根据以上结论从旅游企业、政府两个角度提出提升旅游业效率的发展策略。     

多尺度视角下的产业价值链与空间升级研究框架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进入21世纪后,在面临成本上升和制度环境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产业组织和空间结构,改变着中国制造业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基于文献分析,论文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2种模式,并分别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尺度视角下探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现象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是产业升级的2个侧面,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② 中国产业在升级模式上体现了复杂多样性,已有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模式较为单一,未来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和方式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③ 中国产业升级是由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的,透过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解读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赶超之路。     

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县旅游扶贫适宜模式选择

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旅游产业聚集程度是影响某一地区旅游发展的综合要素,该文以这两个指标建立旅游扶贫适宜性分类模型,构建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利用旅游资源综合价值指数评价法和区位熵指数法对河北省环京津23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旅游产业聚集程度进行评价,利用四象限法对23县的评价结果进行分类,得出各县由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旅游产业聚集程度的高低组合决定的旅游扶贫适宜性类型,并依据各类型特征提出核心企业主导模式、政策性项目拉动模式、产业互动发展模式及大区带动发展模式4种旅游扶贫模式,针对各县的具体发展优势进一步指出适宜模式下的旅游扶贫可行措施.     

全球-地方背景下东道国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微观实证

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为例,通过半结构式问卷及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从企业微观尺度阐明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及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探究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经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与国际化扩张的模式转变。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减小、更紧密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均显著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国际技术采购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中国旅游区域整合的新发展

旅游区域整合已成为中国旅游研究与发展的焦点。该文依据主导因素的不同,将中国旅游区域整合的演进历程分为自然合作主导阶段、产业要素主导阶段、区域合作主导阶段和大区域整合主导阶段4个阶段,从整合范围、整合对象、整合机制等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的旅游区域整合情况,提出促进全面整合的四效合一模式,探究整合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难点,给出相应对策,并预测未来几年中国旅游区域整合的发展趋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旅游地网络的演化与时空特征研究——以黄山风景区及汤口社区为例

旅游地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地各种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形成一个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多元、复杂、交叉重叠的旅游地产业体系。以旅游地生命周期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以黄山风景区及其依托城镇汤口社区所形成的旅游地网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发展各阶段中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按照"士大夫旅游背景下的寺庙管理模式、半官方和官方管理式的外事接待模式"等5个阶段进行网络结构的展示和分析,并探索了其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机制。结果显示,黄山旅游地网络经历了"无连接-政府主导的星型网络-政府、地方社区企业两个主导网络成分-社区旅游广泛参与下的多类型、多层次的行动者互动网络"的过程。并将进入社区主导的旅游地网络阶段,并且随着旅游地网络的不断完善,黄山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得到增强。     

Multiple path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returning home for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北大核心CSCD

人才是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的基础,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流就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论文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意愿为结果变量,构建地方参与、地方情感、感知获益、风险承受能力、政府信任、支持度为前因变量的研究模型,探索居民回流就业的驱动机制与多元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所有单项因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的必要条件;(2)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7条,总体一致性为0.876,总体覆盖率为0.862;(3)在所有路径组合中,支持度和政府信任出现的频率最高,包含地方情感的路径覆盖率较高;(4)7条路径构成了情感主导路径、信任主导路径、支持主导路径,以及知—情—意—行综合路径4大类路径模式;(5)当同时包含情感、信任、支持和参与因素时,路径具有最高解释力;(6)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在回流就业影响路径上显示出差异。研究结论可为鼓励和吸引乡村旅游地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参与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为更广泛的乡村地区鼓励人才回流提供理论依据。     

旅游地成长与产业结构演变关系——以张家界为例

在探讨旅游地与旅游地产业结构成长动力因子的基础上,分析旅游地产业演进机制,建构产业结构成长及其成长态模型,将旅游地产业划分为发展产业、成长产业、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四种类型。根据本底趋势线理论分析张家界成长周期,以产业增长率和产业地位指数为测度旅游地成长与旅游地产业结构成长演变关系的度量指标,利用张家界市199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结合所建构模型,分析了成长周期与张家界及其产业结构成长的演变过程。结果发现:(1)张家界旅游成长近二十年来呈现的是单周期波动;(2)随着张家界旅游成长,其三次产业成长虽遵循产业结构的一般演化规律,但具体到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却有较大差别;(3)在成长周期内,各产业结构成长情况有差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工业、金融保险业和其它产业是成长产业,第一产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是衰退产业;(4)在成长周期内,各产业结构成长态情况亦有差异,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是衰退产业,建筑业、批发零售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是发展产业,其它服务业和工业是成长产业,第一产业是成熟产业。     

试论苏北旅游成长三角的构建

苏北旅游业发展落后于苏南和苏中,在江苏省属于第三梯队。连云港、徐州和淮安具有地域邻近、交通便利、旅游资源互补、客源市场趋同等优势,运用"成长三角"结构模式,打造苏北旅游成长三角合作区,以政府层面的合作为主导,以旅游企业的合作为主体,采用3 X的扩容机制,通过互补资源的整合、统一形象的定位、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打造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的新隆起区(第三极)。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

乡村旅游开发不可避免会重构人地关系,对农户、乡村社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旅游开发模式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绩效。以三类乡村旅游地为例,在总结资源、管理和发展主体差异的基础上,发现其呈现三类模式,各自特征分别表现为社区集体发展的民俗体验、社区主导的农家乐休闲和政府主导的遗址景区休闲。进而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旅游效应理论,系统分析旅游开发模式对农户生计变化和社区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模式下农户生计策略都由传统农业生计方式向新型旅游经营主导生计转型,农户金融、物质、社会资本提升明显;其资源开发模式决定农户生计多样性与务工选择,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影响生计资本变化方向和社区旅游效应差异。其次,通过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了三种类型旅游开发模式的影响作用,并给出其影响机理的理论解释。研究指出三种模式旅游影响途径都以农户金融、物质资本提升、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主导,相比而言,社区集体运营、农户主导的袁家村模式以"人"为核心,促进了乡村旅游全面发展。总体来说,资源差异与社区基础是农户生计变化、社区影响的原动力,政府角色、社区(企业)作用与农户利益是旅游开发管理的核心,旅游开发模式中政府有效管理、农户主体地位与外界力量正确介入才能保障乡村旅游有序进行,促进乡村社区发展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