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舒适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舒适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城市舒适性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决策法测算中国286个地级城市的舒适性水平,并探讨其地域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舒适性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级差化特征明显;城市舒适性水平呈现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东部高,中西部低;集群化分布特征突出,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值集聚区,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于中西部山区、省际边缘区集中分布,形成四个连片低值集聚区。地理区位通过自然环境的地带性分异和东中西经济梯度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整体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舒适性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旅游业接待量分别通过供给和需求作用于舒适性;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对中国舒适性水平的影响为负,与预期方向不符,表明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仍相对不足。     

城市舒适性: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估的新视角及实证研判

城市舒适性已经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及其综合竞争力评估的新视角。基于国外城市舒适性内涵、需求理论及中西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差异,对中国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及空间格局分异进行探索性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在分类舒适性中,南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健康环境等级最高,自我发展环境以经济基础较好城市为优,休闲环境等级从东部、西部到中部依次降低,社会氛围环境与自我发展环境在空间格局上呈现较高的相似性;2综合城市舒适性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逐渐降低,舒适性最高两个等级所涵盖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包括北京、深圳、上海、南京、广州、厦门和海口,此外,武汉和西安分别是中部和西部舒适度最高的城市;3综合城市舒适性水平与净迁移人口之间呈高度相关,其与城市迁入人才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表明城市舒适性对人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此,如何从城市舒适性视角摸索出一套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估体系,对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下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打造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分析

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以及城镇体系开放性增强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总体特征。以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选取25项城市发展指标, 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1990年和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进行主成份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的变动特征是：① 城市发展水平的东西空间差异增大,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重心南移;② 城市发展速度东部沿海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南部大于北部,基础较好的城市集群发展速度较快;③ 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和上海集聚性、外向性和创新性特点都很显著,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特征结构仍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国家目标、战略和政策的作用及其效果累积,城市发展动力机制和地理区位条件的差异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的主要原因。     

中国主要城市智慧低碳发展的量化评估（英文）

本研究选择了中国52个主要城市,使用智慧低碳强度商数(SLSQ)这一创新量化模型探讨城市智慧低碳发展的水平和状态。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低碳城市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即具有高SLSQ的领导型,具有平均SLSQ的稳定发展型和具有低SLSQ的滞后发展型;(2)中国主要城市的SLSQ水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区域间存在差异"的空间变化趋势;(3)中国主要城市的SLSQ在城市规模上表现出"从大到小递减,规模内存在差异"的变化趋势;(4)中国主要城市的SLSQ水平在行政等级上表现出"从高向低递减,等级内存在差异"的变化趋势;(5)基于SLSQ水平,中国主要城市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动态模式:领导模式,稳定模式和准备模式,其中稳定模式占绝大多数。     

基于居住区比较的北京城市通勤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市土地与住房市场化改革逐渐推进、郊区化与城市空间扩张不断加快、单位制度及单位大院的解体等,北京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正经历着显著变化,从而导致通勤问题的产生以及城市通勤格局的显著变化。本文基于对北京市内10个典型居住区中600个家庭、842位就业居民的日常通勤行为问卷调查数据,比较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地域居民通勤格局的差异性,以期折射北京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构的微观过程。研究表明:(1)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性;(2)不同类型单位居住区通勤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分化;(3)老城区旧居住区中相当比例的长距离逆向通勤,以及郊区新建商品房以及政策性住房居住区中较高比例的长距离内向通勤,反映城市职住分离现象的出现。     

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重点旅游城市为例

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性进行探析,并揭示其影响因素,为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选取入境游客人天数作为入境旅游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均值比率对中国重点旅游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差异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旅游产品、知名度、区位条件和对外经济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很大,区域集中性非常突出,入境旅游发展较好的城市大多位于东部地区;对外经济因素对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影响最大,知名度次之,旅游产品和区位距离的作用较小。     

城市门户性与中国门户群研究

基于职能与区位二元视角,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门户性、门户等级体系、门户群以及门户城市的空间结构与意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门户性在地带性尺度上呈“东中西”三级递减空间格局,东部地区门户城市空间集群趋势明显,中部、西部地区缺乏明显的高值集群。② 中国门户城市划分为4个等级,高等级门户沿海、沿江、沿边指向性明显,低等级门户广泛分布于中、西部内陆地区。③ 中国门户城市可划分为辽东半岛、京津秦唐、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海峡西岸和珠江三角洲六大门户群,六大门户群的腹地范围差异较大且区域分工明显。     

城市区位条件与企业区位动态研究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验证企业区位选择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城市影响要素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沿用Baldwin和Melitz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区位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区位动态的回归模型,揭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城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确实存在,不同效率企业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都会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科技研发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生产率较低的工业企业更容易因城市高昂的要素成本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尤其是同行企业竞争而被挤出。此外,政府的政策优惠可以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但这种政策倾斜也会加剧其他企业的退出。因此,提高科技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合理运用政策调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空间体系

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 将货运量作为切入点, 把城市流模型改造为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模型, 应用ArcGIS空间分析手段, 测算各城市水陆空等不同运输方式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对1989年和2008年的数据和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揭示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等级结构, 考察各城市在整个国家层面和所在区域货运空间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果表明:(1),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北方分布广, 南方强度高, 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外向货运密集区优势明显。(2),东部沿海省市的城市货运外向服务价值比重在近20年明显下降, 但相应货运比重上升, 表明其大宗货物运输的外向服务占全国比重明显上升。(3),不同运输方式的城市货运外向服务格局差异很大, 并在国际、区际、城市群和市域等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运输联系职能上形成分工。(4),中心城市物流外向服务能力可分为国家中心、跨区域(副)中心、省域(副)中心、(跨)市域中心四个功能等级。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能力受多种复杂因素综合影响, 与城市GDP及货运规模成正比, 受区位熵反映的经济区位和运输区位影响很大, 与不同方式货运结构及运输距离密切相关。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研究

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ESDA等方法,探讨2011年和2014年中国77个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演变,分析影响智慧城市发展的主因子。研究表明:(1)影响智慧城市空间差异的主因子动态变化不大,主要是综合实力因子;(2)中国地级以上智慧城市的总体水平空间差异明显;(3)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格局单极态势较明显、呈"梭"型结构;(4)智慧城市发展主要受到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对原有资源禀赋的惯性依赖、政策影响及智慧文化,尤其是政策作用非常显著。     

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城市规模对中国高学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随着城市经济向新知识经济转型,舒适物被认为是影响高端人才移入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探索性地构建了中国舒适物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自然、文化、商业、交通、卫生和社会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结合中国26个主要人口聚居城市的舒适物指标数据,对不同城市的舒适物综合指数水平进行测评;同时对测评结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舒适物综合水平呈现出比较大的差距,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进一步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大城市的舒适物水平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舒适物发展上的共同特征;② 与西方城市人口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相反,商业舒适物和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城市舒适物总体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与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总体评价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物质消费为主,而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卫生医疗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自然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等“软”环境的重视不如西方国家;③ 中国城市舒适物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类型。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紧扣舒适物概念和内涵,具有操作性和延伸性,一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判断中国大城市舒适物水平的优劣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其与城市经济、人才、企业等变量的关系,从而完善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     

基于AHP-Fuzzy模型的京津冀生态文明评价: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是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在综合专家调研和文献计量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构建涵盖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3个方面19个指标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京津冀13个城市从2003—2017年的生态文明指数走势及特征进行评价。研究表明:(1)过去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的生态文明水平缓慢提升,并呈现出明显的两阶段特征;(2)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差异明显,北京、天津等发达城市基础好,提升速度较慢,但总水平远高于河北省;(3)河北省内生态文明建设分化较为严重,不同城市间差异明显;(4)资源和环境基础、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城市等级和规模是影响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深化和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强化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借力公共服务和科技教育投入持续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的时空过程与形成机制

以绿色专利转让刻画绿色技术扩散,分析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的时续动态以及空间格局,揭示了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活动中的热门技术、行为主体和城市类型,并探讨了驱动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中的热门技术由环境治理技术快速转变为绿色建筑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企业始终是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行为体;(2)绿色技术跨城流动成为新常态,城市角色逐渐由自给自足式的城内集散型向开放创新式的城际集散型发展,全国统一的绿色技术交易大市场正在逐渐形成;(3)绿色技术扩散活动高度集聚在由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组成的“T”型地区,其中城际绿色技术扩散形成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为枢纽的菱形网络;(4)遵循偏好连接和同配性法则,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新加入城市倾向于从枢纽城市获取绿色技术,但枢纽城市间的绿色技术流动更加频繁;(5)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下的模型回归结果揭示了城市间技术差距、地理邻近性、经济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形成机制差异。     

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城市舒适性理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解释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动力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70年的研究历史,而中国相关的研究甚少。新时期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已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而城市舒适性理论为此提供了较好的视角。论文首先从城市舒适性概念的提出及内涵探讨、理论形成、水平评价以及舒适性影响的实证研究4个方面的梳理入手,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舒适性概念引入与评价、舒适性与人才流动、舒适性与创意产业集聚、城市发展与舒适物配置4个方面系统总结国内的城市舒适性研究的前沿进展;最后,在比较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发展的前瞻性视角提出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人才迁移及城市规划研究中借鉴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实证经验进行了展望。     

苏南地区城市休闲化差异研究

以苏南地区5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由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休闲相关产业和特色资源构成的城市休闲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综合测度模型,对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和镇江5座城市休闲化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苏南地区城市休闲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苏州、南京处于领先地位,无锡处于中间水平,镇江与常州则相对滞后;(2)苏南地区城市部休闲化差异较大,休闲相关产业指数较大,特色资源指数较小;(3)苏南地区城市间休闲化差异主要体现在16个二级指标中,其中休闲相关产业指标8个,特色资源指标4个,基础环境指标3个,居民消费指标1个。     

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框架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和STIRPAT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介于0.420～0.761,呈现时序异质性,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生态韧性值较低,而南通、温州等城市生态韧性则有所提升;(2)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空间格局差异明显,2005—2010年城市生态韧性呈现“东部低、中部高、西部低”的格局,2015—2020年则呈现“北部高、中部低、南部高”的格局,并形成西南部较高水平生态韧性城市带和中部城市生态韧性低值走廊;(3)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全局Moran’s I值变化幅度较大,且局部自相关集聚模式变化较大;(4)经济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人口、技术和土地要素对城市生态韧性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密度、距离及分割视角下长三角区域城市韧性逻辑建构与实证分析

风险影响的跨区域性凸显了城市网络在增强城市韧性中的重要性。立足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密度-距离-分割三大要素（3D要素）,从区域及城区层级上构建包含生态密度、空间距离及社会分割指标的城市韧性综合指数模型,以长三角41市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韧性指数特征、均衡发展状态及3D要素对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1)区域中城市韧性水平总体偏低,在空间上呈现以“苏锡常”为核心向外梯度递减的圈层式+轴线型韧性发展格局;韧性等级与区位条件、规划衔接以及内外均衡发展状态高度相关。(2)随着城市韧性水平的提升,城区层级上的抵御恢复力及区域层级上的适应转型力均衡趋势增强。高水平韧性城市中两者趋向均衡发展,中低水平韧性城市中两者存在失衡;(3)不同层级的3D要素对韧性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区域层级上的主导要素为距离,而城区层级上则为密度,二者交互后的影响更加显著。     

北京城市舒适性、差异性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城市舒适性对城市创新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对大都市区内部舒适性及差异性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较少。以北京市为研究区域,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城市舒适性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总体舒适性分布特点是以中心城区为核心,随着距中心城区距离增加,城区的舒适性水平逐渐降低。② 北京生态环境舒适性呈现从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逐渐递减的特点,而人工环境和社会氛围的舒适性由中心向四周地区递减,各区的舒适性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状态,高-高型聚类集中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及丰台区,形成北京市“高舒适性”区域。③ 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北京市除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其他城区目前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创新能力和舒适性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但北京市各区也存在舒适性与城市创新之间发展相对滞后问题。④ 北京城市舒适性与创新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同舒适性要素对创新能力的作用不同,文化教育条件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强度最大,交通便利性和社会氛围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次之。政策建议是要推进文化教育、交通条件等人工舒适性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提高各区的城市舒适性,以城市舒适性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