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研究

通过四川省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演化及其城市化响应过程分析,揭示不同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特征,为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提出"第二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系数R(2)"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系数R(3)"2个概念,分析了四川省改革开放以来二者的变化特征,探讨了不同产业与城市化过程的内在联系。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水平的关联情况,将四川省21个市州划分为3类:一致响应型、偏R(2)响应型、偏R(3)响应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逐步回归法确定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响应的主要关联因素,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经济密度、空间集聚能力、人口集聚能力和城镇体系水平是影响四川省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据此对不同类型区域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对一致响应型区域统筹城乡经济,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偏R(2)响应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控制城市规模,加快第二产业发展;对偏R(3)响应型区域应调整城镇体系,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碳强度对产业结构水平响应度省际差异

采用响应系数和静态不平衡差异指数分析了2008年中国东部沿海省份不同产业结构水平对碳强度减弱强度及其地区分布差异原因。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对碳强度的影响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越高,对碳强度的减弱越明显。基于产业结构对碳强度减弱强度,将中国东部沿海划分为3类区：弱型区含海南、山东和河北;中型区含江苏、福建和浙江;适度区包括北京、天津、广东和上海。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从影响CO2排放量的社会经济因素出发,发现单位工业产值能耗、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与响应强度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单位工业产值能耗是造成碳强度对产业结构响应差异的主导因素。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的相关分析及省际差异

在探讨了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与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非农化演变的相互关系基础上,揭示了城市化与非农就业水平之间的偏差呈逐步缩小的基本规律;并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对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进行了省域类型划分;重点围绕省域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就业弹性变化,解剖了两者偏差形成的原因及其相关关系的内在机理。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与调控

首先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概念,通过分析1953-2005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过程与偏差,构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系数模型、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模型,探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及空间效应,并划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地域类型.研究表明:1953-2005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动整体呈波动性变化,城市化与非农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偏差: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不断增大,表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响应强度在不断增大,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具有空间差异性;城市经济密度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以及区域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因素;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包括各类开发区、都市经济区、城市产业整合体、交通经济带、资源型城市和口岸型城市等,各类形态的发育对产业结构演变发挥了重要的空间效应:东北地区可以划分为大城市地域、资源-加工地域、传统农业地域、边境口岸地域、生态环境脆弱地域五种地域类型,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空间的整合、协调是各地域类型的主要调控模式.     

我国城市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及相互关系

一、全国及三类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 按沈阳农学院朱道华对我国农村经济综合区域的划分结果,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共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共11个省(市、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8个省(区)。用市镇人口比重(市     

吉林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地域类型及调控模式

本文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地域类型的概念,依据城市与区域发展的要素、结构特点及发展机制的空间差异性,将吉林省划分出大城市地域、资源-工矿型地域、传统农业地域、边境口岸地域和环境脆弱地域五种类型地域。研究了不同地域类型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相互作用的特点及变化趋势。并强调,大城市地域产业结构升级与职能扩散,资源-工矿型地域产业与城镇空间重构,传统农业地域城镇化的空间集聚,边境口岸地域产业与城市的地缘整合,环境脆弱地域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生态化,是未来吉林省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地域类型的主要调控模式。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成为城镇群地区跨越发展门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一项全新、紧迫的科学问题。文章从空间视角切入,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定量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不同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时空特征,探讨了城镇空间响应强度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根据第二、第三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将珠三角各县（区）划分为一致响应型、偏R2（第二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和偏R3（第三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人口集聚水平、区域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珠三角城镇空间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工业化进程越快,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越强。在不同工业化阶段,要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措施,把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空间优化相结合,建立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与因素分析

目前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分析，对于城市化和不同因素之间的研究不多。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存在很大差异。选取综合经济（人均GDP）、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5个因子作为反映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的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分析1984～1994年和1995-2004年两个时段（分别以1994年和2004年为代表）中国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与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两个时段中人均GDP都是相关性较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关联度在增加，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在增加；而信息化的影响程度变化不大，表明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许昌市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区域差异研究

随着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农村劳动力与人口不断聚集城镇,城市化水平提高。相关分析表明,许昌市城市化与第二产业发展呈较强正相关,与第三产业发展无明显规律关系。因产业与企业基础现状、布局、区位、政策制度等原因,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集中培育发展优势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强教育培训、构建协调的推拉制度体系是提高许昌市城市化水平、实现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协调发展的主要对策。     

河南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化响应研究

基于1978—2014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城镇化响应强度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了河南省产业结构演变城镇化响应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发展城镇化响应强度呈上升趋势,但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化响应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第二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响应强度呈现阶段性波动,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化响应强度呈"U"型曲线变化趋势;河南省城镇化响应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城镇化类型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区域城镇化总体水平、城镇体系发育程度、区域人口承载能力、产业集聚能力、城市经济密度、土地利用强度是影响河南省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isomorphism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in Central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s...     

1952-2008年新疆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分析

以1952-2008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对新疆解放以来的产业结构演进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其与同期全国产业结构演进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952年以来,新疆与全国产业结构演进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新疆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二产居于主导地位;新疆产业...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s two rising great powers, China and India have undergone similar development processes, but they also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paths and patter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an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es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demographic censuses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in China and India using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spatial analysis,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Since the 1990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transformed from south-north differences to coastal-inland differences, whereas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in India have been stable. (2) In recent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rate kept increasing in China, while such correl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in India. (3) The economic reform pos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economic reform changed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to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in India, the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have always been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even decreased the effec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on urban development.     

中印城镇化区域差异及城镇体系空间演化比较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历程较为相似,但发展路径和模式差异较大。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发展环境等的显著差异已经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两国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过程。以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等多种方法,对中印两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南北差异转变为沿海—内部差异,而印度南北差异的格局则基本稳定;② 从省（邦）级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印度则呈现降低的趋势;③ 现阶段中印两国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但是经济改革对于两个国家城镇体系空间演化的影响差异明显,改革使得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地理历史因素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转变,而印度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始终是地理历史因素,经济改革甚至降低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的学者越来越多。这种看法对传统“城镇化源自产业化”的理论形成了挑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多种分析模型,定量分析了1978-2008年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更多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和现象,城镇化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源特征并不明显。但通过城镇化确实可以使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得到很好的集聚,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传导效果。中国城镇化主要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聚推动经济发展,对知识资本、现代服务业等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作用还不强。因此,讨论21世纪中国城镇化问题要从其要素集聚功能上下功夫,即是城镇对高端要素的集聚化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摊大饼和简单数量扩张。     

基于Logistic模型的中国城镇化演进阶段特征及趋势探析

加快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是十八大提出的重要发展战略,科学揭示城镇化演进规律及趋势,对指导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依据Northam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思想,基于Logistic模型,借助SPSS分析软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并对城镇化发展三阶段的特征点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1）2020、2030、2040、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57.52%、65.09%、70.53%、74.16%。（2）城镇化发展速度极值点出现在2002～2003年,极值点处发展速度为1.068个百分点·a-1,城镇化水平为40%左右,加速度两个极值点分别出现在1978年、2028年前后,两极值点城镇化发展速度均为0.712个百分点·a-1,城镇化水平分别为16.90%、63.09%。（3）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起始时间点为改革开放初,持续时长为49.32 a,2028年前后发展速度将趋于平缓,加速发展期内年平均时速为0.94个百分点·a-1,由此得到的启示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尚存较大空间,未来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契合城镇化演进规律;适度控制城镇化发展速度,发展速度以1个百分点·a-1为宜;既要重视城镇化发展速度,更要重视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结果可为管理层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及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加权影响力系数模型的区域产业结构分析——以新疆为例

 传统的产业结构分析一般将影响力因子作为优势产业选择的积极因素。但在实际中,对于处于衰退阶段的产业,较大的影响力往往意味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阻滞作用。利用部门增加值进行加权的加权影响力系数的概念和方法,并结合产业增长率提出了对各产业部门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象限分析模型。运用所提出的模型,利用新疆42部门投入产出表对新疆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石油天然气开采、化学工业等5个产业部门为强影响力-高增长速度部门,对国民经济拉动动作用明显;农林牧渔、建筑等4个产业部门为强影响力-低增长速度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有较大的阻滞作用,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仪器仪表及文化用品制造、通信设备与计算机制造等12个产业部门为低影响力-高增长速度部门,具有培育成为主导产业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