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及提升路径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将城市群解析为由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集成的复合系统,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对象,探讨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成立以来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并探寻其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从城市群尺度看,2007—2019年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有序度总体呈提升趋势,复合系统协同度由轻度失调走向中度协同;2）从城市尺度看,长沙市、株洲市已实现中度协同,湘潭市仍为轻度协同,研究期内长沙市复合系统协同度持续强化、株洲市与湘潭市相对弱化;3）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城市群总体协同水平偏低、社会-生态子系统变化缓慢,主要制约序参量为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城市间协同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主要制约序参量为经济规模、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和污染排放;4）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城市群尺度下需合理制定各子系统有序发展与协同目标,健全城市群财政及公共事务统筹管理机制;在城市尺度下各城市应补足短板、提升发展能级,不断完善城市间互动合作机制。     

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基于哈肯模型的分阶段实证研究

运用哈肯模型对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发现控制区域经济系统演化的序参量。分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内涵及基本特征,从区域比较优势(RCA)、区域经济联系(RER)和区域产业分工(RID)三个方面解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运用协同学中的哈肯模型对1992-2001年、2002-2011年20年间中国29省市经济协同发展驱动因素进行分阶段序参量识别,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序参量由1992-2001年的RCA转变为2002-2011年的RCA和RID,表明中国进入协同发展新阶段;后10年（2002-2011年）与前10年（1992-2001年）相比,呈现出以下特征：市场分割程度降低,协同发展环境得到优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从初级阶段跃升至中级阶段;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逐步显现,三大地区梯级差异缩小。     

基于协同理论的旅游综合体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选取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作为案例地,引用协同理论为指导,探讨了旅游综合体的演化过程与机制,认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是由多要素组成的协同系统,经历了旅游产业要素“集聚-共生-融合”的演化过程,萌芽、成长和完善3个阶段集聚的分别是传统旅游业态要素、新兴旅游业态要素和创新旅游业态要素。演化本质是协同系统序参量的变化,不同演化阶段序参量各异,萌芽阶段体现为要素集聚,受外部经济效益驱动;成长阶段体现为要素共生,受内部要素结构调整驱动;完善阶段体现为要素融合,受创新驱动。演化动力是要素间的非线性作用,通过系统内部与外部的能量交换及子系统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反馈机制来实现。选取房价作为指标,采用均质与非均质空间比较法测定了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溢出效应。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协同创新是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优良的资源禀赋和广阔的市场为基础,以旅游业为核心,吸引相关产业要素集聚,形成共生和融合效应,发展过程中注重外部物质能量交换和内部自组织调控。     

城市群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尺度效应

揭示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尺度效应是研究城市群演化环境效应的重要议题,也是实现城市群水污染物协同减排和水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前提。以长三角城市群的305个县域为例,选取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₃-N）两项特征污染物指标,在2011—2016年水污染物排放时空格局分析基础上,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评估城市群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构建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诊断驱动力的尺度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常住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水污染物排放呈现全域层面的正向驱动,而工业化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以局部的微观作用为主;固定资产投资在杭嘉湖及沿海地区对COD和NH₃-N排放均呈较强正向驱动,工业化水平在太湖流域及浙江全域对COD排放呈正向驱动;外商直接投资对NH₃-N排放呈局部抑制作用,外资投入的“污染光环”效应在苏北、皖北、浙南等城市群边缘区较为突出;地方财政分权在城市群中心区对COD排放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反映出地方环保意识提升和多层级环境规制强约束的积极影响。建议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降低水污染物排放基数,在工业生产、资本投入和财政收支等领域嵌入环境倒逼机制,系统构建与水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格局。     

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特征分析

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对于全流域生态保护与绿色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所辖城市2007—2019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刻画,并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和均衡函数分析七大城市群间绿色发展的关联特征和城市群内部的均衡特征。结果表明：（1）从时序特征来看,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以2014年为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2）从空间分布来看,城市群所辖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低效率空间集聚现象。（3）从关联特征来看,不同城市群间绿色发展的关联强度存在较大差异,其关联关系主要有单向溢出关联、双向溢出关联和无关联。（4）从均衡特征来看,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与其均衡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各城市群在绿色发展效率和均衡度的关系上主要呈现低效率-高均衡度、低效率-低均衡度和高效率-低均衡度3种类型。     

辽中城市群范围界定与规模结构分形研究

辽中城市群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地域,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基于引力模型,结合城市群的城市交通流分析,首先对辽中城市群范围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采用分形理论与方法对辽中城市群的人口、经济规模结构的分维值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辽中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分维值大于1,而经济规模分维值小于1,人口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分布错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和开发历史有着密切关系.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了辽中城市群的分维值影响因素,发现科学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额的影响显著.     

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研究

探索韧性和效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协同演化特征,对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科学参考价值。以2000—2019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为研究区域,采用熵值-Topsis模型、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并通过哈肯模型刻画二者的协同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作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向高质量转型,韧性作用愈加突显;② 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时空差异显著,两极分化格局依旧存在,区域间合作不足,协同演化呈现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单极化向多极化格局演化的趋势;③ 整体上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呈现正向效应,但政策选择、产业结构等因素使得天津、上海协同演化存在偏向效应,形成海洋渔业经济水平低但协同值高的错配发展;④ 研究期内协同演化呈现波动上升的特征,采用聚类分析将协同演化分为四类,高级协同阶段（0.824~0.964）为山东、福建,较高级协同阶段（0.784~0.823）为天津、上海、浙江及广西,中级协同阶段（0.502~0.771）为辽宁、江苏、广东和海南,初级协同阶段（0.411）为河北。韧性和效率的协同作用表明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需培育内生动力,在既有产业基础、技术水平下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在维持经济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加强经济韧性,推动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兰西城市群开发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及限制因素分析

基于开发区的绿色发展,根据P-S-R模型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TOPSIS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兰西城市群17个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及限制因素进行测算评价。结果表明:2013—2018年兰西城市群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兰州市、西宁市的开发区绿色发展示范引领效果明显,以兰州市为核心的开发区绿色发展高水平线状空间布局逐渐形成,开发区绿色发展压力对其状态、响应的关联影响明显,呈现出初始绿色发展压力制约效应明显向趋于减小的方向演进。限制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限制兰西城市群开发区绿色发展的主导因子,科技创新投入不足是重要的瓶颈因子。     

乡镇综合通达性时空格局及其与SERE系统的耦合机理——以湖北省荆州市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通达性发育及其演化的根本动力是城乡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SERE)要素非线性关联作用的结果。针对传统最短路径通达性模型的缺陷及研究视角的狭隘,本文基于2000年~2014年荆州市道路网空间数据库,重构最短通行时间通达性模型,定量刻画荆州市乡镇综合通达性的时空演化格局,并从区域交通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要素耦合的视角,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乡镇综合通达性演化的非线性机理,研究表明:(1)荆州市乡镇综合通达性发育良好,基本呈正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2)中心区位偏好、荆江"天堑"作用、快速干道建设,共同引致荆州市乡镇综合通达性围绕市域中心呈不规则的圈层分布;(3)乡镇综合通达性与其SERE系统耦合协调度全局呈弱空间正相关,但局域空间相关作用复杂,四种基本类型呈"抱团"分布;(4)乡镇综合通达性与其SERE系统耦合协调度虽持续优化,但存在明显的交通滞后性发展,同时空间分异明显,整体呈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的异配性特征。     

协调度模型在城市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中的应用

以往在利用协调度模型进行相关研究时,大多采用两段叙述的分段函数,假定所有序参量的功效性都是单向的,非正即负。然而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中影响系统发展与演化的各个序参量对系统有序的功效并非都是单向的,某些序参量的功效可能会发生正负性的转变。因此,针对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特点,有必要在功效函数中引入第三段函数,改进传统的功效函数和协调度函数,以建立更适用于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研究的协调度模型。利用该模型对广州市天河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潜力进行实证评价,结果显示天河区的土地利用系统基本有序,发展比较协调,但距离最优状态尚有潜力可挖;环境和社会子系统的发展较为欠缺,在未来用地挖潜的过程中应予以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下城市群形成与演进机理分析框架研究

基于传统各学科分析的城市群形成与演进的影响因子,依据因子作用的方式和属性分成3类、阐释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纳入制度因子的城市群形成与演进的影响因子综合分析模型;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阐释制度视角的城市群形成与演进的作用机理,提出其实质就是现有制度及其变迁过程中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选择,人的行为又如何影响城市群形成与演进过程中的各项经济活动（实体因子）,进而明晰制度及其演变对城市群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机理,并据此从宏观制度变迁视角、中观机制设计视角、微观交易成本视角构建了城市群形成与演进机理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框架和具体主要研究内容的设计。     

基于城市流和层级性的城市群扩展模型构建

城市群是具有网络关系与层级性的区域空间,一直是中国推进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单元。本文综合考虑城市群的网络与层级性特征,运用城市流刻画城际网络交互作用,采用分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揭示城市群分层驱动机制。同时,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开展实证研究,通过与元胞自动机（CA）耦合,构建HGLM-CA模型模拟城市群空间扩展。将模拟结果与Logistic-CA模型、BBO-CA模型进行比对,据此评析HGLM-CA模型的优劣与改进方向。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扩展是多层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流不仅会推动城市群空间扩展,而且对元胞层因素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使之具有城际分异性;HGLM-CA模型相比Logistic-CA模型模拟精度更高,说明顾及城市流与层级性的城市群空间扩展模拟结果更为精准;与智能模型BBO-CA相比,HGLM-CA模型模拟精度较低,但其便于从层级性角度把握城市群空间扩展机制。     

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多层级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城镇化是地理学与土地科学交叉的核心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土地城镇化作为城镇化在空间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土地城镇化受到省、市多层面因素影响,单一层面的影响因素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中国特殊行政体系下的多层级关系。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市两个层面影响因素的不同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建立两层线性模型,对2005年和2016年全国102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市级层面,2005年要素投入和公共服务是影响城市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其中以要素投入最重要。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要素投入、公共服务、人口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② 省级层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资源保护态度、生态和农业资源与市级因素以及城市建成区面积呈显著负相关。根据区域所处发展水平的不同,政府开发态度、地理区位与市级因素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城镇化进程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经济驱动。多层级土地城镇化研究,可以更好地解析不同层面影响因素对土地城镇化水平影响机制和跨级关系,为更合理精准的城镇化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新疆城镇空间集聚变化研究

传统绿洲城镇的显著特点之一为相对孤立,封闭性强。但改革开放以来绿洲城镇的快速发展使集聚能力显著增强,相互作用日益密切。1990~2002年新疆87个城镇集聚能力的度量及其评析表明,新疆城镇集聚能力呈现进一步极化的趋势,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突现,城市经济区实体开始形成,而处于中心城市集聚阴影区的城镇集聚能力相对弱化,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南北疆地域差异。新疆城镇的集聚变化受绿洲扩展、资源开发和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集聚发展态势为今后新疆城镇化道路和城镇体系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效率测度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构建空间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测度了1994~2013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效率及2005年、2009年和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级市的空间效率。基于ESDA空间分析平台,运用局部自相关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的评价分析发现,阶段性演变过程呈“W”型波动并在波动中上升的特征。空间效率有效的城市数量在逐渐增加的同时空间分异明显,但城市群内个体城市的空间效率差距在不断缩小。聚类特征表现出空间效率与城市规模、行政等级及区位优势等存在一定相关性,空间效率分布与要素集聚程度高度相关。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效率表现为明显的非均衡趋势,空间分异的集聚程度加剧。     

地理作用和集聚演化：基于数据挖掘的分析

经济集聚是工业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地理现象。它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地理层面上,具有多种空间组织结构。在回答地理是否会影响集聚演化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认为良好的地理环境将有助于经济集聚的产生,并且地理作用在其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其二是认为地理仅是集聚形成的一个触发因子,其发展可以依赖纯经济因素而不是比较优势。本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将演化时段分成集聚形成和集聚发展二个阶段,从另一个角度详细分析这两种观点。研究结论表明,集聚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要素的影响比经济地理要素要大。但经济地理要素对集聚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经济因素和交通因素是集聚规模增加的关键所在,而自然地理因素作用被削弱了。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资源要素的需求量大增,城市和区域间对要素的争夺不断加剧,强化自身要素集聚能力成为各城市和区域面临的紧迫挑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20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综合集聚能力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在全国处于第四极地位;城市群内城际要素集聚能力差异在波动中保持平衡;科技创新、金融、对外开放等要素更趋向于集聚分布。②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形成了以武汉、长沙、南昌等核心城市为主导的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其要素集聚格局仍处于初级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阶段,一体化的要素集聚组合体尚未形成。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较为分散,首位城市武汉在整个城市群的要素集聚首位度较低;要素集聚重心跃迁路径沿“西北—东南”整体走向进行往复迁徙;各类要素集聚格局演化分异显著,大部分要素集聚格局呈中心城市指向特征。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空间演化

构建城市竞争力多指标体系,从空间分布视角,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结构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空间格局整体呈三大"核心(一主两副)—边缘"板块结构,且保持时间惯性和空间惰性,时空演变呈"总体锁定,局部变动"特征;(2)长江中游城市群竞争力分布具有总体格局的均衡性、空间分异的规律性和内部竞争结构的异质性;(3)5个主因子空间分异显著,仅第一主因子与综合竞争力空间耦合良好,第一、第三主因子重心迁移轨迹趋向几何中心"均衡点位"。     

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研究

城市群发展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向区域协作战略转型的着力点, 但是国内以城市群为载体的旅游业发展与 旅游环境承载能力的相互关系研究相对不足。通过建立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 构造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力测 度模型, 以定量描述区域旅游环境系统的承载潜力及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状况, 提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量化测 度思路, 同时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研究对象, 对其2000- 2005 年旅游环境承载力及承载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 并采 用灰色预测法对区域旅游环境承载状况进行动态模拟预测, 进而提出改善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承载状况的区域优 化与调控对策。     

城市旅游到城市群旅游的系统研究

城市群正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基本地域单元, 城市群旅游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系统总结了城市旅游和城市群旅游的主要研究内容, 分析了城市旅游向城市群旅游转向的推动因素和路径, 最后讨论了城市群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和趋势。研究认为, 旅游主要在城市商业区塑造和城市滨水空间开发、经济与就业增长、对城市规划的补充、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城市整体形象、引导或加速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6 个方面促进城市发展。旅游与城市融合发展具有互利性、动态性。城市群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带动了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交通条件提升、空间结构优化、旅游合作4 个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趋势是城市群旅游形成的重要动力, 城镇体系是空间建构的物质基础, 旅游产品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及差异化是推力, 以快速交通为代表的交流手段是科技支撑, 政府对城市群旅游发展起到主要协调作用, 这5 个因素推动着城市旅游向城市群旅游的转变。城市群旅游强调政府和市场调控下多系统、多要素下的动态相互作用, 城市群研究是城市旅游研究的深入。对城市旅游、城市群旅游内容进行系统归纳可为今后城市群旅游研究奠定基础, 拓展旅游地理学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