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研究

沙漠化及其防治K901.92007032048清末西垦对毛乌素沙地的影响=Effect of opening westernpart of Inner Mongolia for cultivation on change of Mu UsDesert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韩昭庆∥地理科学.—2006,26(6).—728~734以历史文献、地方档案及古今地图为主,采用政区和地名演变考证的方法,逐一复原了清代末年(1902-1908年)在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区,即今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及鄂尔多斯市区放垦的范围,这些复原的放垦地带或在今毛乌素沙地边缘地带或远离毛乌素沙地.文章通过对清末放垦背景及过程的分析…     

清至民国毛乌素沙地佟哈拉克泊复原及演变研究

干旱区湖泊是环境变迁中最为敏感的地理实体之一,因此一直是历史沙漠地理研究中的重要载体。清代毛乌素沙地南缘的佟哈拉克泊又称清湖、青山湖,其定位及所纳河流今天仍有争议。通过运用古今地名定位、史料分析、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等方法,判断佟哈拉克泊位于今天的靖边县宁条梁镇以北的平坦地带,所纳河流应为今天的红柳河,在清末以后逐渐消亡。毛乌素沙地是人类活动改变自然环境的典型地区,佟哈拉克泊的消失跟小冰期气候背景下清代禁留地放垦、伙盘地开发有很大关系。因此,佟哈拉克泊的复原与演变研究对于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鄂尔多斯高原秦汉遗址空间分布及环境指示意义

人类活动遗址是反映过去人类生产、生活环境的重要指标。基于野外调查、文献资料整理和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分析了鄂尔多斯高原168处秦汉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遗址空间结构呈典型的十字模式分布,其中心为今东胜区、伊金霍洛旗所在。秦汉遗址的分布密集区,以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黄土丘陵山地、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的中间地带为主。库布齐沙漠流动沙丘区没有遗址分布,毛乌素沙地内部尽管分布有不少遗址,但规模相对较小,不存在大型遗址,可能只是区域连接的中转站,不具备区域中心功能。这一分布模式或表明毛乌素沙地在秦汉时期的环境并不宜居,该研究为长期以来鄂尔多斯高原秦汉时期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争论提供了新视角。     

毛乌素沙地古城反演的地表水环境变化

古城址是研究历史时期区域人类活动及环境变化过程的良好时空坐标。毛乌素沙地中的大多数古城池都建在当时的绿洲之中,对其现状近水条件和分布格局等的研究发现,秦汉以来毛乌素沙地的地表水环境整体呈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湖沼湿地的萎缩和消失、外流河下切加剧但水量减小、部分常年河变成时令河、泉眼消失等等,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部水环境的改善现象,突出表现为红碱淖等湖沼在清末民初的出现和扩大。究其原因,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地表水环境的变化,总体上与气候变化过程一致,但清末以来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剧对地表水环境变化也有重要影响。     

陕北风沙区大保当煤矿开采的生态影响分析

陕北风沙区位于毛乌素沙地东南缘,是毛乌素沙地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十分脆弱。本文通过对陕北风沙区大保当井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合遥感影像,运用图形叠置法、类比分析法和生态机理法分析了在该地区进行煤矿开采对当地自然植被、野生动物以及神木臭柏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     

2000-2015年毛乌素沙区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

毛乌素沙区是中国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沙漠化严重,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利用2000-2015年MODIS13Q1 NDVI产品、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和显著性检验,对毛乌素沙区植被覆盖度变化趋势及其对气温、降水变化的响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毛乌素沙区植被覆盖度总体由东向西呈减少趋势,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度在30%以下,沙地腹地依然明显存在极低植被覆盖的流沙区。（2）21世纪以来毛乌素沙区植被覆盖度总体呈增加趋势,但空间差异明显。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及腹地流动沙带之间植被覆盖度呈显著、极显著增加趋势;西部西鄂尔多斯荒漠草原区植被覆盖度变化不显著;植被覆盖度变化显著或极显著减小的地区极少,呈点状零散分布。（3）毛乌素沙区植被覆盖度对气温和降水响应的敏感性存在空间差异,且存在时滞性差异。东部黄土高原过渡区和西部西鄂尔多斯荒漠草原区植被对降水和气温的响应敏感,植被覆盖度的变化与气温和降水因子呈显著相关关系;毛乌素沙地主体区植被覆盖度变化与当年总降水量和年平均气温相关性不强,但与时滞降水的相关系数显著增大,可能与毛乌素沙地土壤质地和植被类型对降水的分配与利用方式有关。     

毛乌素沙区沙漠化土地防治区划

毛乌素沙区在自然条件、沙漠化程度和变化趋势及产业经济发展特征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合理地进行区域沙漠化土地防治区划是因地制宜开展土地沙漠化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选取自然条件、沙漠化发展过程及人类活动等方面12个指标,将毛乌素沙区划分为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过渡区、毛乌素沙地腹地典型草原区和西鄂尔多斯荒漠草原区3个区、7个亚区、12个小区。在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根据亚区和小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沙漠化土地的防治,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结构,确保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稳步提升。     

毛乌素沙地沙产业发展条件

沙产业对沙漠的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贡献,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更是迎来新的契机。结合数理统计以及SWOT分析等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和评价毛乌素沙地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变化以及内外资源条件。结果表明：（1）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毛乌素沙地降水有所增加,风速逐渐减小,植被覆盖率不断提高,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条件逐渐改善。（2）毛乌素沙地土地、光热、水、旅游及政策等资源条件具有明显的优势。毛乌素沙地逐渐改善的自然环境以及优势资源可为沙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毛乌素沙地固沙造林针叶树种选择的研究

选择樟子松、油松等五种针叶树种在毛乌素沙地进行栽植试验,通过对成活率与保存率、生长量、蓄积量、抗逆性等14年的观测,从单项及多指标综合选优及排序,确立樟子松为毛乌素沙地针叶树造林的优选树种。     

不同数据源下毛乌素沙地风况及输沙势特征

风是干旱、半干旱区风蚀风积地貌发育的动力基础,我们通常使用风速资料探讨区域风况,但选取不同的风速资料研究同一区域风况时结果存在差异。以毛乌素沙地为例,分别选取中国气象数据网（CMDC）的日最大风速及风向与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NCDC）的日8个定时观测风速及风向,对比分析起沙风特征。结果表明：（1）毛乌素沙地平均起沙风速相差较小,但起沙风频率明显在CMDC数据源中较高;（2）毛乌素沙地年起沙风向均以WNW、W和NW为主,但年起沙风次风向、不同区域夏季和秋季起沙风次风向组成均在CMDC数据源中较复杂,且起沙风主次风向频率均在CMDC数据源中较高;（3）毛乌素沙地整体均属于低风能环境,中等风向变率,锐双峰或宽单峰风况,但以最大风速计算的年输沙势约是以定时观测风速计算结果的3.3倍。基于两套数据源定量对比分析毛乌素沙地风况及输沙势,这对区域风况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以期提高对不同数据源提供的风速差异的认识,为今后不同区域的起沙风分析提供一定的参考。     

毛乌素沙地历史沙漠化过程与人地关系

通过对毛乌素沙地东南缘的一处沉积剖面的粒度分析,揭示该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化过程.结果表明: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一直处于退化之中,主要经历唐中后期和明后期的两次沙漠活化过程.剖面记录的这两次沙漠化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剖面结果对阐释历史文献的记载具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同时历史文献也验证了剖面结果的可信性.这两次沙漠活化使毛乌素沙地环境严重退化,尤其是明代后期发生的沙漠化是形成现代地表景观的主要原因.由于此次沙漠化过程与气候过程不一致,因此明末至今的沙漠化与人类活动相关.     

明后期延绥镇长城沿线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

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的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明代延绥镇土地利用方式及规模对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影响及其程度,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从军地类型、分布及数量,可以看出万历时期延绥镇屯垦有巨大发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等方法,揭示了延绥镇近边垦地的利用格局,探明了明万历末年延绥镇36城堡草场地与军垦地分布及数量。万历年间延绥镇近边地区景观的时空特征主要是军事和地理环境共同决定的。万历末至崇祯年间,由于连年战乱及自然灾害,延绥近边垦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抛荒率基本在90%以上。明军垦的发展对此阶段毛乌素沙地南移的影响不大,自然原因可能是毛乌素沙漠变迁的根本原因。     

关于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化问题

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其结论是: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在北魏时期已存在,而且其范围与现代基本相同,因此否定了这些沙漠是以后农垦所造成的"人造沙漠"观点     

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环境变迁与下游水患问题的研究

地质研究表明鄂尔多斯高原沙漠在史前即已存在,史籍也记载北魏时期该地区有大沙漠,"人造沙漠"的论点不能成立。东汉以后游牧民族入迁,使该地区及陕北、陇东草原破坏加剧,所谓"改农归牧使森林草原植被得以恢复"的论点与事实不符。由于上述地区植被的严重破坏,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加剧,北魏中期黄河下游决、溢水患频繁,灾情极重,所谓"长期安流"史实无据。     

近2000a毛乌素沙地沙漠化及成因

历史时期毛乌素沙地发生了沙漠化现象,但对沙漠化过程及成因尚有争议。利用毛乌素沙地风成沙-古土壤沉积的测年数据建立累积频度曲线,重建了沙漠化过程;结合高分辨率气候曲线与历史人类活动记录,对近2 000 a毛乌素沙地沙漠化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风成沙-古土壤沉积的测年数据记录了毛乌素沙地在公元440—570、840—960、1525—1890年经历3个沙漠化阶段,均属于温度较低、降水较少的冷干气候,且尘暴频次高;前2次沙漠化时期人口较少,土地开垦面积较小,人类活动程度较低,冷干气候在沙漠化过程中影响显著;第3个沙漠化阶段人口总体处于高压状态,土地开垦面积不断扩大,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大加剧了沙漠化程度。     

近30 a来毛乌素沙地及其周边地区沙漠化动态变化过程研究

 使用1977年和1986年的沙漠化数据以及2000年和2005年的遥感影像来分析毛乌素沙地及其周边地区在不同时期的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以及动态变化过程。为了使各个时期的数据具有可比性,采用了与1977年和1986年相同的沙漠化程度分类方法,建立遥感判读标志,采用目视解译的方法得到了2000年和2005年的沙漠化数据。结果显示,自1977年以来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3种程度的沙漠化土地面积都呈持续下降趋势,且轻度沙漠化土地面积减少最快;总沙漠化土地面积在1986—2000年减少的最快;就沙漠化土地的空间分布而言,各个时期都主要集中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差的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和乌审旗;在1977—2005的近30 a间,各个旗、县的沙漠化土地面积也都持续减少,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研究区的沙漠化土地都处于全面逆转阶段。     

毛烏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

据《史记》周本纪、秦本纪、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等记载, 西周初年(约当公元前11世纪), 武王乘推翻殷王朝之势, 驱逐严允(即匈奴)于泾渭之北, 可知当时泾、渭以北都是玁狁的活动区。严允是游牧民族, 从而可以想见今之陕北及鄂尔多斯在三千多年前乃是严允族的游牧地区而不是周人的农耕地区。     

毛乌素沙地15ka以来气候变化及沙漠演化研究

通过对毛乌素沙地东南缘的三道沟剖面进行沉积学分析,结合常规14C和光释光测年结果,并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将毛乌素沙地15ka以来的演化过程分为4个阶段:15ka以前,处于末次冰期极盛期的后期,冬季风活动强烈,气候干冷、风蚀强烈,沙漠处于活化扩张阶段;15～6.33kaBP,气候逐渐回暖,风力减弱,但沙丘仍处于活化状态,期间可能有气候的暖湿波动;6.33～3.5kaBP,夏季风活动较强,冬季风活动较弱,气候总体温暖湿润,沙丘固定、沙漠退缩,其中又存在一些干冷波动,5kaBP前后气候曾发生突变;3.5kaBP以来,冬季风活动又逐渐增强,夏季风活动减弱,气候寒冷干燥,风沙活动增强。     

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开垦过程

研究清代陕蒙交界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可以反映出该地区300多年以来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等方法,分析禁垦时期、限垦时期到放垦时期陕蒙交界区土地开垦的发展过程。结果表明：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清代陕蒙交界地区“南田北草”格局的分界线存在一个由“二边”—“大边”—康熙线—乾隆线—光绪线逐步北移的过程,但仍是“相对稳定”、“相对清晰”的。清代陕蒙交界地区“南田北草”格局分布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始终存在一个“理性垦殖”选择的过程,这是由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并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中国古代沙质荒漠化的历史演变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是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现代学者研究成果,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梳理了中国沙质荒漠化的演变过程。研究表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沙质荒漠化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如鄂尔多斯高原、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隋唐宋元时期,荒漠化扩展到东北地区,如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等;明清时期,政府通过修筑长城和封禁政策,客观上抑制了边疆地区的垦殖开荒,但在人口压力下,明朝后期和清朝后期北部边疆的农垦快速发展,加速了鄂尔多斯高原、科尔沁沙地等地区的荒漠化进程。因此,数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特别是滥垦、滥牧、滥樵采等不合理土地利用方式,致使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区的荒漠化日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