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而借助ArcGIS刻画地缘经济关系时空格局演化过程,以揭示其总体规律与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但国别间差异显著且逐渐扩大,并以2009年与2016年为转折点,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地缘经济关系划分成缓慢发展期（2001—2008年）、平稳增长期（2009—2015年）和快速增长期（2016—2019年）;（2）地缘经济关系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即中国与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为中-高至高地缘经济关系值,与西亚、南亚大多数周边国家主要为低至中-低地缘经济关系值。地缘经济关系格局演进的影响因素包括国际地缘环境、地缘经济利益、地缘区位、经济规模、资源要素禀赋、地缘文化等。     

中东地缘环境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分析

中东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节点地区,深刻分析其地缘环境及驱动机制,对于维护中国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提高中国“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通过构建地缘环境评价体系分析中东地缘环境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其演变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以2010年“阿拉伯之春”事件为转折点可将中东地缘环境演进过程划分为温和波动期（2000—2009年）和剧烈波动期（2010—2020年）两个阶段。（2）空间上,地缘结构从伊拉克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核”空间结构演变为伊朗独大的“一核”结构。地缘环境从“西高东低、中突出”的空间格局,演变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东进”趋势明显。2020年地缘环境高值区分布在伊朗、土耳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东部和北部地区国家,地缘环境低值区集中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等南部和西部地区国家。（3）从驱动机制上来看,中东地缘环境演变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条件是支撑力,地缘政治军事关系、地缘经济关系和地缘经济结构是驱动力,地理空间结构是摩擦力,美俄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博弈是推动力。     

中印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的演变分析

尼泊尔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和印度包围之中,由于历史原因,其经济、政治、军事等长期受到制约。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印近年来领土和国际政治问题的冲突与分歧,尼泊尔正在成为中印新的角力场。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地缘影响力模型进行演变格局分析与趋势预测,并加入世界环境和区域环境两方面影响因素,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预测中、尼、印三国未来战略行动方向。综合以上分析发现：1）2000年—2016年,中国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较于印度对于尼泊尔地缘影响力上升趋势明显,预计在2022年至2023年中、印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达到平衡。2）硬实力是中国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上升的关键因素;软实力和交流互动力是未来中国增强在尼泊尔地缘影响力的发展因素;地理环境是中国对尼泊尔地缘影响力发展的制约因素。3）未来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性合作战略,印度形成对中国遏制性防范战略,尼泊尔维持被动性中印平衡战略。     

广州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业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阶段与特征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运用实地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构建由核心网络－支持网络－环境网络构成的创新网络结构模型,提出网络演化的分析框架,并对广州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演化过程、特征及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经历了萌芽（1980—1990年）、结网（1990—2000年）、成长（2000—2012年）和发展（2012—2018年）4个阶段。在萌芽期,企业间的生产和创新联系开始出现,集群创新网络初步建立;在结网期,大批量企业衍生加深了企业间的非正式联系,创新核心网络稳固发展;在成长期,政策及规划定位的调整重塑产业发展策略,创新联系增强,创新网络规模扩大;在发展期,政府与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加强,龙头企业在牛仔服装生产上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创新突显,创新网络规模稳定。2）不同子网络在推动整体网络演化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在萌芽期,创新环境子网络直接诱发创新网络的形成;在结网期,创新环境网络与创新核心网络共同推动创新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成长期,创新支持网络是加速创新网络成长的主要因素。在发展期,创新环境网络再次成为创新网络演化中的关键。3）从演化动力上看,内生和外生动力共同推动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集群外向型的经济特征使得初期网络由全球力量主导,在本地形成规模后向国内扩张。核心网络、支持网络、环境网络作为集群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作用,共同推进整体网络的演化。     

中韩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及影响因子探析

韩国是连接黄海和日本海重要的通道口,其地理位置有着特殊的地缘作用。中韩关系的发展对于保障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防安全、地缘战略政策的实施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对2006—2017年中韩双边关系事件进行量化分析,进而归纳出两国双边关系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对中韩双边关系发展的建议与展望。结论表明：①2006—2017年,中韩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平稳发展阶段、波动调整阶段和波动下滑阶段;②中韩双边关系受国家综合实力和权力优势的改变、韩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与对外政策、地缘作用、域外大国的干涉、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③中韩两国应积极加深中韩间的复合依赖关系、建立多渠道沟通机制、基于均势秩序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等建议。     

安全、发展与开放关联下的中国边境地域功能演化及时段划分

边境地域是国土安全-地方发展-对外开放三大地域功能关联影响的特殊地域,承担着守护国家主权安全、支撑本地发展和承载对外开放空间的责任,具有多尺度、多维度、动态演化的特征。本文搭建安全-发展-开放关联下的边境地域功能理论分析框架,从本体论、指标与测度、政策话语与实践等维度测度、刻画与剖析边境地域系统的动态演化特征及其机制。以县级尺度的中国边境地域为案例,分析边境地域功能的演化。主要结论是：(1)边境发展经历了谨慎探索期（1978—1991年）、加速推进期（1992—1998年）、持续发展期（1999—2008年）、全新开放期（2009—2019年）、动态开放期（2020年以来）5个时期,边境开放合作取得飞速发展,但疫情后“再边境化”趋势增强。(2)中国边境地域功能时空分异特征显著,持续发展期以来,中国边境地域功能大幅提升,县域间差距略减,但空间分异明显,东部边境发展优于西部;全新开放期以来,各段边境发展功能均得到提升,西藏边境安全功能占比仍然很高,而东北、内蒙古、新疆、云桂边境均呈现向开放、发展转变的趋势,对外经济取得明显提升,但整体上边境主导功能仍以安全为主。后疫情时期,应在保障国土安全...     

中韩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及影响因子探析——基于事件数据分析

韩国是连接黄海和日本海重要的通道口,其地理位置有着特殊的地缘作用。中韩关系的发展对于保障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防安全、地缘战略政策的实施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对2006—2017年中韩双边关系事件进行量化分析,进而归纳出两国双边关系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对中韩双边关系发展的建议与展望。结论表明:①2006—2017年,中韩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平稳发展阶段、波动调整阶段和波动下滑阶段;②中韩双边关系受国家综合实力和权力优势的改变、韩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与对外政策、地缘作用、域外大国的干涉、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③中韩两国应积极加深中韩间的复合依赖关系、建立多渠道沟通机制、基于均势秩序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等建议。     

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泛南海经济圈是全球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加强海南自贸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有利于推进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提升区域经贸合作层次与水平。本文基于贸易、投资、产业、金融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构建地缘经济关系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和灰色关联法探究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一直相对较弱,且未出现显著提升。其中,贸易联系相对紧密,投资、产业、金融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2）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动明显,缅甸、新加坡波动幅度较大。总体来看,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尼的经济联系最强,与老挝、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经济联系最弱。（3）市场是海南自贸港地缘经济关系的首要影响因素,成本约束对地缘经济具有一定影响,而生产要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东南亚地缘关系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国家间地缘关系需将其置于宏观地缘格局中。安全等传统地缘政治因素仍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地缘系统视角下地缘关系分析框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定量研究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安全）关系的整体与结构特征,测度系统内各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权力特征以及依赖关系,并初步探索东南亚地缘政治（安全）依赖关系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对东南亚10国地缘经济权力总和最高国家的转移路径是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对东南亚10国地缘政治（安全）权力总和最高的国家始终是美国,2005年以后中国跃居至第二位,但与美国还有明显差距。在地缘经济领域,东南亚国家总体上对中国的依赖水平最高;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及其盟友英、法、德等国的依赖较高,中俄也不可忽视;“东南亚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地缘政治论述可见一斑。② 国家实力差异是产生安全依赖关系的根本动力;国家间地理距离可以调节安全依赖的具体方向;国家的政治地理属性差异是形成安全依赖和影响安全依赖程度的重要条件。     

地缘环境知识建模方法及应用分析

将知识图谱技术与地缘环境领域相结合,剖析地缘环境知识的内涵和特点,提出基于多源异构地缘环境数据构建地缘环境知识图谱的基本框架,设计地缘体、地缘事件等知识表示模型,对地缘知识查询、地缘事件演化分析和地缘环境影响力分析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1）基于地缘实体能够快速关联查询地缘要素知识、地缘事件知识和地缘专家知识等各类地缘知识;（2）根据地缘事件之间的因果、顺承等关系可以快速分析事件的发展脉络,厘清地缘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规律;（3）大规模网络图关联了地缘体、环境、事件等多源异构信息,为地缘环境分析提供了基础的信息底图。     

基于多源数据的长沙市人居热环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城市人居热环境效应研究缺乏从自然—人文多维因子组合综合评价分析的现状,本文基于多源空间数据（Landsat 5、Landsat 8卫星影像数据、POI空间大数据、数字高程模型等）反演长沙市2000年、2009年和2016年城市地表温度格局,并快速获取与城市热环境密切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共12个影响因子。应用标准差椭圆、空间主成分分析（PCA）等方法多角度分析了城市人居热环境效应及影响因素的联动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0—2016年共16年间热岛面积共增加547 km²、地表最高温度差达到10.1 ℃。城市热岛区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如工商业集中和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区,并呈现出地表温度从城市中心向郊区逐渐降低的热岛的空间分布格局,出现多个高温中心点,如五一广场商圈、长沙县星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望城工业区、岳麓工业集中区、天心工业区等;② 2000—2016年热岛空间发展主轴保持在东北—西南方向,2000—2009年热岛重心向西南偏移了2.7 km,偏转角度为54.9°,2009—2016年热岛重心向东北偏移了4.8 km,偏转角度为60.9°。整体上,长沙市热环境空间格局的变化和城市的建设强度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关联;③ 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影响长沙城市热环境格局的因子为景观格局、城市建设强度、地形地貌3个主因子;④ 人文因素对于当前加剧热岛效应形成产生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自然因素的抑制作用,综合作用下地区将升温0.293 ℃。影响城市人居热环境的因素众多,多源数据有助于揭示城市热环境空间格局及演变规律,深化对城市热岛效应成因分析认知,明确人文和自然影响因素间相关关系和相关程度,以此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地缘战略构想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海、路疆界漫长，周边邻国众多。这种地理特点为中国的安全提供了足够的战略纵深和广阔的地缘战略空间，同时也为中国的安全增加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和难度。本文从政治地理学角度，将我国周边漫长的边界分为三条地缘线：即北—西北线地缘、西南线地缘和东南线地缘。通过对三条地缘线安全环境的演化分析，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东—南线地缘将是影响我国安全的热线地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地缘安全战略。     

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区域投资风险评估——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在传统投资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借助地缘位势概念融合了国家博弈互动,建立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地区投资风险框架。研究表明：1）东南亚各国的基础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2) 2010—2019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区域异质和演化异构特征;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着地缘位势优势,但中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3）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高、低综合风险地区空间分布稳定且发展演替存在惯性;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呈现为逐渐南向分布;4）对中国而言,在东南亚地区综合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处于向均衡化发展的态势。     

云南山地坝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分析——以保山坝子为例

利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了保山坝区1980、1995、2000年3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从1980—1995～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明显加快。1980—1995年综合土地动态度年变率仅为0．17％,1995—2000年则增加到了0．75％。（2）总体来看,林地和水田呈现减少的趋势,旱地和建设用她呈现增加的趋势,尤其是1995～2000年时段。（3）土地利用类型转化的主要特征是坝子内水田转化为建设用地,林地、草地、旱地相互转化频繁。（4）坝区地形对土地利用格局具有基础作用。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行为对土地利用变化起主导作用。受坝区空间局限性控制,人口、经济等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产生了巨大压力。     

2001—2021年黄河流域农业科技园区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探究农业科技园区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于优化园区布局、促进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黄河流域国家和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为对象,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变差函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1—2021年园区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农业科技园区经历了试点建设（2001—2009年）、全面推广（2010—2016年）和创新提质（2017—2021年）3个阶段。(2) 2001—2021年国家和省级园区总体分布态势逐渐一致,已经形成了河湟谷地、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冲积平原3个主要集中分布区。(3)国家和省级园区全局关联特征表现不同,前者空间关联从随机模式向集聚模式转变,后者则一直表现为集聚模式;局部关联格局则均表现为“同向集聚增强,异向集聚减弱”的特点。(4)国家和省级园区格局演化均同时受结构性和随机性因素影响,包括产业结构水平、经济实力基础、交通便捷度、专利授权件数、农作物种植规模等主要因素,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大于单因素的作用,特别是产业结构水平与交通便捷度、经济实力基础与交通便捷度交互作用最为突出。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农业科...     

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以阿拉善沙漠e族英雄会为例

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正在兴起,并对地方经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以阿拉善沙漠e族英雄会为例,结合问卷调查和地理探测器,探究了沙漠非传统节事游客出游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并为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1）亚文化群体是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主导者,具有亚文化性、团体性、爆发性和跨地域性特征。（2）影响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推力因素依次为社交和休闲 > 附带出游 > 求新求异 > 寻求亚文化归属;拉力因素依次为亚文化主题活动 > 商品展销 > 英雄会文化 > 地域文化,推、拉力驱动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并呈双因子非线性增强,形成“T （推力）激发旅游需要—L （拉力）催生旅游动机—T、L共同促成旅游行为”的驱动过程。（3）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流的产生一般要在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下经历旅游需要—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决策—旅游行为5个阶段。     

中国周边地缘影响力的建模与测算——以南亚为例

当今国际社会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实力转移的时代,如何顺应当代国际关系中实力结构变化的趋势,科学合理地测度一国在周边地缘环境中的影响力,成为国家外交政策和周边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权力理论、硬实力和软实力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在突出主导因素和可操作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国家地缘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近10 年来中国在南亚各国和南亚地区的地缘影响力。结果表明：①2012 年中国与南亚七国的综合实力比较,按照差距从小到大排序,分别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说明国家本身的地缘重量,尤其是硬实力依旧是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②近10 年来,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中国在不丹、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地缘影响力最大,而在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小。表明地缘影响力受国家间地理位置的制约,呈距离衰减的空间分布。③国家的实力和地缘影响力并非成正比关系。国家实力强大并不能代表其对外的影响力就强大。④无论在政策制度、国家形象还是文化交流方面,中国与南亚各国间的软实力差距不大。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遥感数据,利用GIS,ESDA和GWR模型,分析东北三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土地利用碳排放时空格局及空间相关性,进而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8年,东北三省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类型相互转变明显。（2）2000—2018年东北三省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增长率达31.3%;土地利用净碳排放区域差异显著,高值区集中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沈阳和大连,低值区集中在大兴安岭、长白山等山区。（3）Moran’sI指数呈先增后降趋势,整体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局部热点区分布在辽宁省的阜新、锦州、鞍山、营口和大连,冷点区集中在黑龙江省的鹤岗、双鸭山、鸡西和佳木斯及吉林省的白山和通化。（4）东北三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土地利用强度、工业结构、总人口。     

基于地缘位势模型的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地缘关系探讨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突出的资源禀赋优势致使南高加索三国向来为多个文明交汇和大国博弈的地区,探究中国与其地缘关系的演变对双方的经济与地缘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国际关系学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2000—2020年中国与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关系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 2000—2020年中国在南高加索三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与“三阶段”演变特征,即2000—2005年为低位稳定阶段,2006—2012年为起步增长阶段,2013—2020年为快速增长阶段。(2)从2000—2020年地缘位势平均值、增长速度与增长幅度3个方面看均呈现出中国—亚美尼亚>中国—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的空间特征。截至2020年,中—亚地缘位势最高;从地缘位势时序特征看,中国—亚美尼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快速上升;中国—阿塞拜疆起步水平高,后期波动上升;中国—格鲁吉亚起步水平低,后期均匀上升。(3)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正向驱动力与负向驱动力。正向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与地缘外交,其中地缘区位是本底力,地缘经济是主导力,地缘文化是潜在力,地缘外交是根源力。负...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深刻分析复杂地缘环境下,中国内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现状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挖掘利用边境传统优势,促进中国边境、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意义重大。在综合分析边境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搭建地缘经济分析框架,纳入本地经济、外向型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大类指标后,系统刻画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及演化。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空间分异的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平稳增长,空间分异明显。东北地区地缘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呈现以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市、新疆地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云南广西地区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为增长极核的空间极化格局。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意愿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等因素对边境地缘经济影响显著。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以中国政策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复杂地缘环境下,差异化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