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的贸易竞合关系及其优化路径

贸易合作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环节。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亟需明确粤港澳三地的贸易竞合关系,推动三地贸易协同发展,以期促进区域一体化、提升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及粤港澳三地的贸易关系分析,发现：① 粤港澳贸易规模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湾区整体的金融环境仍需提升。② 随着广东与全球贸易联系不断增强,广东在贸易上逐步赶超香港,并与香港以转口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模式在空间、商品结构方面存在较强竞争;港澳在转口贸易方面存在一定的潜在竞争。③ 广东在集聚水平上具有贸易竞争优势,香港在投资开放水平上具有显著优势,澳门在各项指标上均不存在明显优势。④ 粤港澳三地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广东与港澳的贸易合作仍保留了部分“前店后厂”的特征,但加工贸易的比重正不断下降。⑤ 促进大湾区内部贸易合作,需发挥三地贸易优势,促进商品贸易错位发展,扩展各自贸易空间,加强服务贸易合作。     

知识产权贸易下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及其演化

中国崛起,关键在于科技崛起。在当前技术针对与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探讨建构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创新网络和科学制定中国未来科技战略是当前创新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交叉之下研究的重点课题,而明晰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及其演变过程则是基础所在。本文基于2001—2015年全球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进出口数据,在研究全球知识产权贸易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地缘科技体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 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两极分化显著,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以美国为核心的金字塔结构不断夯实;② 基于敏感性和脆弱性模型阐释的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非对称依赖性进一步验证了美国是全球地缘科技格局的核心,且其核心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     

全球旅游贸易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旅游贸易水平断崖式下跌,探索旅游贸易时空演化特征、规律及驱动因素,对实现全球旅游贸易复苏显得尤为重要。选取全球140个国家（地区）近20年的旅游贸易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刻画全球旅游贸易时空格局演化,运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全球旅游贸易出口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全球国家（地区）旅游贸易重心逐渐向亚洲移动,形成了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旅游贸易市场（;2）全球旅游贸易演变时序呈现震荡增长、短期波动、敏感性强的特点（;3）全球旅游贸易进出口格局的空间集聚强度先增强再减弱（;4）包括航空运输水平、互联网使用率在内的旅游连接通道是刺激全球旅游贸易出口的主导因子,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旅游价格水平对旅游贸易出口的驱动作用较弱（;5）影响因子对旅游贸易出口的影响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全球半导体贸易结构演化及其依赖关系

半导体产业是国际劳动分工的典型代表,在关键生产环节的全球贸易中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通过构建全球半导体贸易关系矩阵,采用基尼系数和贸易依赖指数,对半导体制成品、设备和材料的跨境贸易流和依赖关系演化以及贸易组织模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全球半导体贸易空间不平衡性极强,尤其是材料和设备贸易在供需两侧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2)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贸易主体,并且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共同塑造了制成品和材料贸易的区域化体系,但其设备贸易对欧美国家或地区存在高度依赖;(3)半导体生产模式推动了亚洲在制成品和材料贸易中的区域化,美国、欧盟及日韩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构建排他性创新网络、设置贸易壁垒维持了其在半导体设备贸易中的垄断性优势。半导体设备贸易的垄断性和制成品、材料贸易的区域化共同构成了全球半导体贸易的特征,这些演化特征将在未来贸易中进一步强化。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研究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旅游经济收入的联系状态、增长状态和差异状态的量化分析,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趋势,得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总体呈良好上升态势,集中表现在:(1)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经济收入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出现一定的聚集特征。(2)广州、深圳的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对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3)各城市的旅游收入增长差距逐渐缩小,旅游经济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4)大部分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其中广州最高,中山最低。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本研究采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广东省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对应口径的统计数据,以县市为基本单元,提出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两个口径测度人才集聚水平,系统解析粤港大湾区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地区,人才集聚优势高度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② 2005—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人才集聚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仍然体现在香港、澳门,内地因为发展教育提升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③ 香港人才集聚水平处于绝对领先,澳门、广州、珠海和深圳次之,而外围县市相对处于人才洼地,特别是制造业发达的佛山、东莞人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④ 面板模型表明,服务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高学历人才,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突出。高等教育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要弱于高学历人才。高薪资待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新时期,亟需推动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衔接、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高等教育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泛南海经济圈是全球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加强海南自贸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有利于推进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提升区域经贸合作层次与水平。本文基于贸易、投资、产业、金融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构建地缘经济关系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和灰色关联法探究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一直相对较弱,且未出现显著提升。其中,贸易联系相对紧密,投资、产业、金融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2）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动明显,缅甸、新加坡波动幅度较大。总体来看,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尼的经济联系最强,与老挝、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经济联系最弱。（3）市场是海南自贸港地缘经济关系的首要影响因素,成本约束对地缘经济具有一定影响,而生产要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基于不同区域尺度的世界炼油能力分布特征与格局演化

本文基于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不同尺度,对1965年～2011年世界炼油能力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整体而言,世界炼油能力呈现上升的趋势,且年际变化幅度在-3.14%～9.56%之间,1987年以来炼油能力的增长速度稳定,变化幅度在3%以内;（2）不同区域的炼油能力差异显著,其中亚太地区最高,北美和欧洲次之,非洲、中南美洲和中东地区炼油能力较低。各区域炼油能力变化的趋势和占世界炼油能力的比重呈现出不一样的变化特征;（3）从国家尺度来看,世界炼油能力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炼油能力超过百万桶/日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70年代以来世界炼油的重心呈现出不断东移的趋势,中东和亚太地区是世界炼油能力新的增长极。     

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在肆虐全球。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全球大流行时期保持医药卫生健康领域正常流通的特需药品贸易是抗击疫情的关键。然而,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出口管制已经使得以往的全球药品贸易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大流行期间被刻画的更加清晰。本文通过梳理2000—2018年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了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及各国（地区）在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变动,特别是揭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在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发现：① 产业结构上,以疫苗产品为主的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体系正向以疫苗、含抗生素药品为主演化。两类药品出口都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则主要出口抗生素。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抗病毒药品贸易网络是一典型的“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网络核心由美国逐步转向西欧国家。网络社团逐步聚拢,中国逐步脱离美国社团,向以德国、比利时为代表的西欧社团靠拢,并且在网络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抗病毒药品进出口贸易格局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形成欧洲主导、美国衰落、亚洲兴起的发展态势。④ 在抗病毒药品贸易上,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步加深,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较低。     

中国对RCEP国家能源投资布局与风险的时空特征

能源投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重要的推进内容,也是中国开展周边能源合作、保障能源安全的有力措施。基于2005—2021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能源投资数据及联合国投票结果,借助构建的投资风险指数和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探讨了中国对RCEP国家能源投资布局与风险的时空特征。研究发现：①RCEP国家在中国对外能源投资中的地位尤为突出,新能源领域已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布局的新增长极;②中国对RCEP国家的能源投资格局呈阶梯化和多元化并存之势,遵循着国企领衔、中外合建下滑、绿地投资缓慢的企业进入模式;③RCEP区域整体投资环境显著恶化,政策环境构成中南半岛能源投资长期短板,政治关系恶化严重冲击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研究结果对于中国能源对外布局有所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中国西部地区贸易格局与贸易结构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更为其提供了绝好机遇。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和出口相似度指数等方法,从空间结构和产品结构刻画西部地区外贸格局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① 西部地区形成以重庆、四川为核心,广西、云南、新疆三大边疆省份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格局;② 外贸规模最大的是美国等传统贸易大国和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出口国,外贸依存关系最密切的是周边国家和非洲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③ 外贸结构趋于优化,机电设备等产品出口比重提高,但具有强竞争优势的仍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④ 呈现结构相近的两大出口组团和三大进口组团,其中四川和重庆外贸结构较优,以较高技术含量的机器电气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为主。     

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地缘经贸关系动态演化探析

基于1996~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进出口贸易额,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位序变动指数法,对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经贸网络关系展开时空演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整体经贸网络格局演化呈日益紧密的趋势,形成了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为核心,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为次核心,澳门、越南、柬埔寨、文莱和菲律宾为边缘地带的相对稳定的网络结构特征;2）在整个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网络影响力高的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网络影响力低的文莱、柬埔寨和中国澳门在进出口网络中都具有很大程度的网络结构对等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结构数值动态波动,在进、出口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差异明显,且不断产生新的结构对等性配对;3）自1996年以来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经贸互动规模和经贸总量持续增长,但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重心已由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逐渐转向以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地缘经贸关系整体空间呈现出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为中心,核心、次核心及边缘地带内部力量动态演化的网络结构,且中国大陆在进出口方面都显示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

喜马拉雅地区传统贸易通道是突破喜马拉雅山脉天然屏障、连接中国与南亚腹地两大市场的关键,对于南亚大通道建设和跨喜马拉雅互联互通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喜马拉雅山脉断裂河谷为出发点,综合历史文献、实地调查及GIS技术手段,分析通道的空间分布特征、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 喜马拉雅地区的传统贸易通道主要有21条,其中中尼通道6条,中不通道4条,中印通道11条,在空间上形成了“一横多纵”的空间格局。② 传统贸易通道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7世纪以前）、形成期（7世纪—842年）、发展期（842—1959年）、衰落期（1959—1962年）和恢复期（1962年至今）的演变过程。③ 货物交换和佛教传播促进了通道的萌芽和形成,西藏及中原地方政权稳定和边贸政策、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商业利益推动了通道的发展,印度的战略误判和前进政策导致了通道的衰落,中国的战略需求将推动通道的恢复和建设。④ 战略互信和边界问题是通道恢复和建设面临的主要障碍,未来需要加强对通道的多视角调查和研究,制定通道的建设和管控策略,充分发挥通道的商贸、旅游和文化交流功能,积极服务于南亚大通道建设,促进西藏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facilitation is one of the five main agenda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as helped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de networks, but existing studies tend to overlook the fact that not all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are equally important to a country. To fill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op 2 trade relations networks to illuminate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B&R trade relations,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rade communities (e.g., the community leaders)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trade between them. We find rich dynamics over time both inter- and intra-communities. The overall international trade networks of B&R countries experienced a leadership change from Russia to China on one hand, some temporary communities experienced emergence, disappearance (e.g. the Kuwait- and Thailand-led communities) or reemergence (e.g. Poland-led community), and a community membership was generally consistent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future impacts of China’s BRI will depend on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connected regions, some countries with stable and high centrality indices (e.g. Russia, Singapore, Serbia, Greece, Turkey, Iran, Poland, Hungary and Romania) could be selected by China as strategic regional partners, and countries with a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geographical position but weak trade links (e.g. Myanmar, Pakistan, and Belarus) should be prioritized.     

2000—2014年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粮食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的基础,由于“至2015年使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并未如期实现,使得2030年零饥饿目标的实现面临更大挑战。鉴于此,亟需从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中寻找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内在原因。在建立粮食安全评价因子数据集和粮食安全影响因素数据集的基础上,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评价2000—2014年172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进而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空间模式与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粮食安全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水平“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空间模式,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除东欧以外的欧洲区域、北美洲、大洋洲和东亚部分国家,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西亚地区、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② 在99%的置信水平上,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热点和冷点,在非集聚区,海地和朝鲜等国存在长期粮食不安全问题;③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总体稳定,但极不安全和不安全组的内部变化明显,粮食安全水平波动最大的国家也是粮食最不安全的国家;④ 年平均气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获得洁净用水的人口占比、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2013年出现趋势性逆转。受气候变化、居民购买力、健康卫生水平和政治经济稳定性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始终波动不稳,局部区域目前仍面临突出的粮食安全问题。为此,建议制定基于粮食供给、食物获取、食物利用和政治稳定性四大支柱的粮食安全战略,并通过全球乡村振兴策略来推动粮食安全建设,同时逐步引入城市农业等多元化生产方式,使高度城市化区域建立起更富弹性的食物系统。     

坦桑尼亚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

坦桑尼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辐射点,中国已成为坦桑尼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本文基于坦桑尼亚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及分地区统计数据,运用人口密度分析法、人口分布集中指数、人口重心模型和人口偏移增长模型,分析了坦桑尼亚自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变革以来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坦桑尼亚人口分布以中央铁路线为界,呈现“南疏北密”特征;②1988-2002-2012年间,人口分布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不断增强,人口分布重心始终处于中部偏北地区,且有继续北移的趋势;③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是人口再分布的主要过程,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不断增强,达累斯萨拉姆省始终处于正向增长的绝对优势地位,以致周边地区出现明显的人口偏移负增长;④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对人口集聚的作用明显。上述结论对中坦在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及公共服务方面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996-2011 年南非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变特征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投资目的地与经贸合作伙伴, 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南非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对开展中南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南非历年来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数据, 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不均衡指数、人口重心模型和偏移—分享模型, 分析了南非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南非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 呈现出以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区和港口城市为中心的“多核心”集聚的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人口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区和沿海港口城市, 低密度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从变化趋势上来看, 1996-2011 年间人口分布不平衡趋势不断加强, 人口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偏移—分享分析表明, 南非人口增长速度先后经历了从1996-2001 年快速增长到2001-2007 年缓慢增长, 再到2007-2011 年高速增长的“高—低—高”增长阶段;省域层面上看, 豪登省和西开普省一直是南非人口集聚较强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