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造业区位变迁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选取与制造业区位转移相关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采用LMDI分解方法定量分析制造业区位转移对国际制造业CO₂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测算其对各国制造业CO₂排放的贡献。研究发现,2000~2014年,制造业区位转移促进了国际制造业CO₂排放总量增长,且其对各国和地区制造业CO₂排放变化具有一定影响,不同程度上增加中国大陆、印度等新兴工业体的CO₂排放,而减少了美日英德发达工业体的CO₂排放。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无锡都市区制造业的区位决策影响与适宜性分区

通过对制造业区位决策的影响要素分析,讨论各区位因子对制造业适宜性分区的控制作用。以经济发达的无锡市为例,综合考虑生态约束、开发引导和相关空间因素,分别选择生态服务功能、灾害易损性、水环境风险进行生态约束要素分区评价;选择交通、集聚规模和土地潜力指标进行开发引导要素分区评价;同时考虑城镇和基本农田的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评价全市域制造业的适宜性分区,作为制造业空间区位决策的依据,其中生态环境约束较弱、开发引导较强的地区可以适当布局制造业项目,而生态环境约束较强、或开发引导较弱、或人口相对稠密、或优质农田分布的地区需要严格控制乃至禁止制造业项目的建设。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并解释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00强总部主要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以及长江、黄河沿线区域,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的重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总部控制能力。影响企业总部区位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市场容量、国内外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具有较强解释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凭借此方面区位优势吸引着企业总部进一步集聚。     

经济学和地理学对区位论发展轨迹的影响

本文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了区位论的发展轨迹,区位论与经济学和地理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异同,以及相互之间的促进关系。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其次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的区位因素与区位选择”教学过程设计

明确目标,把握方向。新课程强调,教学是教与学的交往、互动,师生双方互相交流启发、互相补充沟通,求得新的发现。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探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等。     

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低碳高效能源体系与“双碳”目标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对其时空布局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1年企业数据和城市社会经济数据,刻画了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时空布局演化特征,并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探究了光伏装备制造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等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并呈现自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2)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的空间扩散主要表现为邻近扩散、等级扩散和通道扩散三类模式。(3)研究期间,制造业基础、碳排放总量、科技创新水平、政策补贴力度、核心企业空间邻近性是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各因素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4)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主要呈现三种布局模式：市场-成本导向型、政策-资源导向型和综合导向型。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以增强产业链安全、供应链安全和整体韧性为目标的多元化布局模式日益显著。本研究有望为中国光伏装备制造业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理论基础与决...     

区位因素的分析布局

一、专题适应训练读下图,回答1～3题。1．图中四个地区的农业地域类型中,农产品商品率最低的是A．①地B．②地C．③地D．④地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中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基础及模型构建

根据竞争力协同发展理论,在把握地区制造业竞争力的内涵与特征,分析影响地区制造业竞争力主要因素的基础上,遵从科学性、系统性、动态性、可操作性原则,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和制造业特点,运用综合评价法,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实际的地区制造业竞争力基本理论框架。认为中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由3个层次8个模块构成,并从规模、市场、效率、成长、结构和创新6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试图构建我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制造业集群分布现状及其发展特征

目前，在我国很多地区，例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个别市、县、镇或村为范围，集中某种产品的生产所形成的制造业集群表现出极强的活力和竞争力。集群中的很多企业根据不同技术能力，纷纷进入了全球价值链，已经使中国成为跨国公司控制之下的“世界工厂”。文章从目前局限性的资料出发，将这一现象的分布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发展特征进行了描述。认为，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企业只有在本地舍作和结网，加强创新，才能有效地插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竞争。为此，需要通过政策的支持，鼓励合作的信用环境，使价值链上的各级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     

FDI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已成为多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自Hymer 垄断优势理论诞生以来, FDI 理论发展迅速, 1980 年代前, FDI 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FDI 行为的研究, 并形 成了FDI 理论主流学说。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FDI 的不断繁盛催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FDI 理论。但无论发达国 家的主流FDI 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FDI 理论, 都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国家(地 区) 的FDI 行为。已有FDI 理论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 系统和成熟的FDI 一般理论框架还有待建立。FDI 区位决策 研究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局部均衡分析早期注重传统因素对FDI 区位的影响, 近年更关注集聚经济 和区域一体化因素的作用。但如何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及将其与传统因素分离还有待深入研究。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上是FDI 区位决策的理想研究框架,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和恰当的实证规范等问题。     

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2000年和2005年地级市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数据,采用Tobit计量模型分析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研发水平、外资、集聚、政府政策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在研发能力弱的地区,外资和政策有利于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在短期内无法提高研发能力的地区,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或加强政策优惠的方式促进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战略性区位理论及其发展

从构成上来说，区位理论包括非战略性区位理论和战略性区域理论两大体系。与非战略性区位理论不同，战略性区位理论将其分析置于区位主体的战略互动行为的基础之上。战略性区位理论的发展源于霍特林对策模型。多年以来，围绕霍特林模型的各种讨论和对该模型的诸多修正，促使战略性区位理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对于城市经济现象，战略性区位分析可以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