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的检讨与反思

自1978年以来,中国旅游地理学得到了较快发展,然而存在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薄弱、研究内容范围较为狭窄、重复工作较多且整体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从以下角度反思中国旅游地理学25年的发展和问题,对这一学科将来的进步不无裨益.(1)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的关系.20多年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界始终以服务于国民经济为主攻方向,旅游地理学的应用价值被无限夸大,反过来制约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拓展和深入.实际上,旅游地理学研究,绝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需要关注社会公平、环境伦理.(2)研究的观念与目标.中国旅游地理学有必要树立新的研究观念,认清自身的研究状态.没有反省、没有自我的怀疑、没有批判和创新的研究,其研究贡献是非常有限的.(3)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实证研究在过去25年的中国旅游地理研究中是一种常见方法,然而,不能把利用数学和量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看作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况且低水平的实证研究有时会成为无价值的案例堆积,浪费研究资源和研究者的时间与精力.对研究成果应该有新的认识:该成果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国内外类似成果的差异(而不仅仅是差距)在哪里?如何确认和尊重该成果的知识产权?(4)应对危机与挑战.将旅游地理学者的学术贡献与应用性工作例如规划混淆起来评价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类评价将使旅游地理学者的"社会价值"掩盖或超越其"学术价值",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研究与应用上的精力分配,这就可能使学科本身面临严重危机.     

中国近40年来地貌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地貌学是地理学的一门主要分支学科,其研究成就与发展一直倍受人们关注。本文对中国近60年来的研究状况,尤其近40年来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从总结经验与发展态势出发,对地貌学科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展望。分析认为,中国地貌学科在地貌基本类型、区划以及分支学科：包括动力地貌学（包括冰川地貌、冰缘地貌、风沙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河流地貌、海岸地貌等）、构造地貌学、气候地貌学、古地貌、岩石地貌学（包括丹霞地貌、花岗岩与流纹岩地貌）、其他地貌类型（包括重力地貌,人工地貌）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地貌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拥有完整学科体系的科学。通过回顾认为,应坚持地貌成因、形态相统一的原则发展传统地貌与综合地貌。加强地貌基础理论与综合地貌研究、开展地貌结构及其功能研究、构建全方位资源环境地貌信息系统、加强海岸地貌与海洋地貌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和学术团队建设,将是中国实现地貌强国目标的主要途径。     

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研究综述

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研究对于提升景区管理与旅游体验质量、推进景区科学规划与动态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从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概念定义、评估指标、测算方法、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等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景区旅游心理容量的研究现状。研究发现:1)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定义,经济、文化、管理、心理等多学科领域均有相关讨论,通常认为景区旅游心理容量为兼顾旅游体验与社会影响的景区最大使用水平;2)拥挤感知成为常用的测算指标,反映与拥挤感知互动的"调适行为"研究开始出现;3)视觉模拟逐步替代常规叙述性话语,仿真模拟方法处于初步探索阶段;4)对微观环境因素的偏好、影响程度及与人群、时间、空间的关系研究可能成为影响未来旅游心理容量的重要因素;5)从政策、宣传、管理等层面入手,进一步探索景区的步行微环境影响及应对策略等,对景区规划和空间调整更具现实意义。     

旅游沙丘因子和临界容量

以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旅游沙丘为例,论述影响旅游沙丘动态变化的因素和旅游地貌临界容量。     

国外旅游容量研究进展

旅游容量(TCC)最初只关注旅游地的游客量上限,认为超过就会对资源质量和游客体验质量造成破坏。随着研究的深入,用极限数字表示TCC的缺陷越来越明显,TCC的重心也逐渐由寻求一个魔力数字(magic number)转到具体目标(objective)的建立。TCC是一个管理工具而非科学理论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逐步形成了LAC、VERP等管理框架,广泛应用于美国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有效控制了旅游对环境的影响,促进了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2000年以来国内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回顾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梳理和总结相关研究内容有助于理清研究脉络,为未来的深入和拓展研究提供参考.本文在整理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学者自2000年以来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发现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四个方面,即:旅游对居民感知的影响、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和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指出已有的研究内容和深度仍有待于拓展.在研究内容上,有关居民感知影响案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对比;旅游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模式、规律、应对和调控之策;身份认同的多维视角探索和地区差异对比;旅游对社区结构的外部影响等问题是未来可以拓展的方向.在研究内容的深度上,更应关注对深层机制和影响模式的讨论.     

人口容量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试图对人口容量的概念界定，指标选取，定量分析方法及其结果作些简介与述评，并就今后人口容量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展望，希望能有益于我国人口容量的研究。     

1987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的旅游地理学

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经过30 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87 年至2013 年近30 年的旅游研究相关的资助项目为资料来源,通过历时态的方法分析了历年资助项目的数量、额度及类别的变化,从总体上了解旅游地理学研究在国家自科基金委资助下的发展情况;通过对资助项目研究内容的分析,梳理了21 个研究主题的动态变化及过程.分析表明:① 近30 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旅游研究项目资助的力度大为加强,且向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倾斜明显.基金委的资助对旅游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 在旅游影响、旅游地演化规律、重要典型性旅游地研究、旅游理论与方法、城市旅游研究等方面获得的资助项目较多.资助项目从初期应用性研究正在走向多元、细化的深度研究阶段;③ 需反思的是,中国的旅游研究是否已形成了中国特点？在丰富的旅游现象背后,如何做出更有价值的理论构建？如何更有效地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实用性强的旅游研究如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旅游空间日容量的周转率改正

通常计算风景区旅游空间日容量的方法因周转率的计算错误,夸大了容量值,导致产生虚拟游客。根据旅游者的行为,分析周转率计算中需考虑的因素,提出新的周转率计算方法,使计算值接近实际值。     

旅游心理容量的测定——以武陵源黄石寨景区为例

旅游容量是旅游规划和管理中的重要工具之一。该文引入边际满意度的概念,提出了旅游心理容量的满意度模型,并且以武陵源黄石寨景区为实证研究,进行了旅游心理容量的测定。     

古村落旅游地旅游环境容量初探--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为例

作为传统历史文化旅游地,古村落正备受关注,旅游发展势头迅猛。近年来由于游客量增长迅猛、客流时间分布极不均匀以及古民居容纳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景区超载、旅游污染现象日益严重,对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逐渐增大,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问题日益凸现。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为研究案例,进行了实地调研工作,在旅游环境容量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递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状态展开分析,计算了西递景区不同季节旅游环境容量值,最后提出了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调控的基本对策。     

近10年以来中国出境旅游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本文运用年际变动指数、增长率、地理集中指数、变异系数和旅游偏好等指标分析了2004年~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年际变动指数分析表明,中国出境韩国、泰国、柬埔寨、美国和印尼客流的年际变动较大。增长率分析表明,中国出境旅游的整体呈波动式增长态势,根据各国增长率的历时性变化可将其分为稳定型增长型、快速增长型、波动型和衰退型四大类,其中,印尼、韩国增长率均值排前两位,马来西亚、蒙古排后两位。地理集中指数和变异系数分析表明中国出境旅游空间分布经历了"大分散—小集中"并逐步趋于分散化的特征。旅游偏好指数分析表明,中国出境游客偏爱港澳,出国旅游对新、马、泰、日、韩、美的偏好较高(其中,泰、新、日排名前     

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模拟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人和自然关系出现严重不协调,突出表现为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加剧。与此同时,为实现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中国亟需持续发展。为此,中国学者和政府需着力解决问题是,在未来中长期内,中国应当期望多高的经济增长率及其对应的发展模式或调控手段?本文对影响乃至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支撑系统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揭示经济增长及发展模式与支撑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模拟发展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阐释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方案及其对资源环境支撑系统（主要因素）的要求,对中国资源环境状态和发展状态做出预警。模拟结果显示,为实现2050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发展目标,在考虑技术进步会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排放的前提下,中国采取3.8%~6.3%的经增速较为适宜。在该区间内,3.8%~4.4%是较为安全的发展速度,而4.4%~6.3%的发展速度则要求较高的技术进步。本文所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可用于对比分析不同发展情景,选择更优发展方案,为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本研究也是对“未来地球”框架文件的响应,从人口和产业发展速度方面发展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理论探索意义和应用价值。     

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近30余年的发展

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共同致力于两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强了解两国地理学发展的特征、扩大合作领域是推进这一战略任务实施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相关资料与文献收集与分析、以及近10余年俄罗斯地理学者与社会学者联合会年度学术会议资料等为支撑,用传承、革新、创新的视野,对俄罗斯近30余年社会经济地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以及近期的主要趋势进行概略性地阐述。在将俄罗斯经济地理学传承变革划分为6个阶段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国家或区域地缘关系变化、多尺度地域空间组织、地域经济网络结构形成与发展、“大欧亚”建设和“东向发展”构想的社会经济地理学思考和对策、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包容性和实践性,以及伴随全球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涌现出新的分支学科、新思路、新观念等方面进行分析综述;给出近30余年主要地理研究机构对社会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主要学者及其代表作;并阐述在理论与方法论、落后地区发展、社会公平、贫困等问题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研究结果对加深中俄两国地理学界的相互了解、推进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近30年中国农作物种植结构时空变化分析

综合运用时序变化趋势、空间集聚分析等方法,从种植结构类型和种植比例变化趋势分析了1980年以来中国县域种植结构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近30年来中国前10位的种植结构类型有16种,2002年后多元种植结构逐步替代单一型种植结构。粮食作物占优的单一种植结构类型呈逐年递减趋势,其中1980年全国82.7%的县级农业种植结构是水稻、小麦、玉米及其组合种植类型,2002年后的果蔬类型增加改变了种植结构格局。② 全国种植县中有47%的水稻、61%的小麦和29.6%的玉米的种植比例显著减少,其他作物呈现增加趋势。粮食作物由以水稻为主的格局调整为水稻、小麦和玉米共存格局,其中玉米种植面积比例在空间上变化最为显著,在中国形成北东—西南向的“玉米减少带”。种植结构调整热点的城市地区,城市化对种植结构变化影响显著,水果和蔬菜类种植比例在城市化地区快速增加。③ 种植结构变化趋势在1300个县形成空间集聚效应,水稻的高高聚集占全国县数的2.86%、小麦占5.64%、玉米占6.11%、大豆为4.53%、麻类为1.62%、棉花占7.77%、蔬菜占8.24%、薯类占12%、水果占10%、糖料占1.41%、油料占9.35%,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新疆和沿海的城市化地区。     

国外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研究述评与展望

随着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市场竞争加剧,目的地吸引力逐渐成为国外旅游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文章对国外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结论包括:(1)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主要关注了目的地吸引力的概念及其测量、决定因素、影响因素和影响结果等方面的内容;(2)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学者倾向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研究目的地吸引力;(3)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实证和定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4)在研究对象上,以供给传统旅游产品的旅游目的地为主;(5)基于旅游系统的目的地吸引力影响因素、目的地吸引力的空间差异等是未来目的地吸引力研究的重点。     

区域生态承载力预警评估方法及案例研究

本文针对国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评估中生态承载力评估的需求,探讨了生态承载力及预警的定义与内涵,从预警角度提出区域生态承载力评价的内容与方法,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开展了案例研究。主要结论为：生态承载力是指生态系统提供服务功能、预防生态问题、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能力。生态承载力预警评估的实质是评估人类活动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生态系统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主要服务功能的提供,是否产生了生态环境问题,是否影响到区域的生态安全。其评价流程主要包括：区域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选取及评价方法和阈值的确定、生态承载力预警状况及变化趋势分析、成因解析等内容。本文提出的生态承载力预警评价的方法及案例,可为全国及区域生态承载力的评估提供基础。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urban expansion process in China from the 1970s to 2013 was retrieved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and GIS technology. With the latest zoning method used as reference, annual expansion area per city, urban expansion type, and fractal dimension index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Chinese urban expan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urban expansion process, influence of urban expansion on land use, and urban spatial morphological evolutions.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under the powerful guidance of policies,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went through six different stages, and c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entered the rapid expansion period the earliest, followed by cities in the central,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2) cultivated lands and rural settlements and industrial traffic lands were the important land sources for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urban expansion on land use in the eastern region was the stronges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3)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tended to be complex and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dopted spatial expansion mode. Infilling expansion became the main urban expansion mode in the western region first, then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nd finally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he foundation for an in-depth recognition of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and optimization of future urban planning.     

Change analysis of rice area and produc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Rice＇s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s, which are critical for agricultural, environ- mental and food security research, are affect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socio-eco- nomic developments.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an effective model named the Spatial Production Allocation Model （SPAM） which integrates arable land distribution, administrative unit statistics of crop data,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data and crop suitability data, was used to get a seri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rice area and production with 10-km pixels at a national scale -it was applied from the early 1980s onwards and used to analyze the patter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gnificant changes occurred in rice in China during 1980-2010. Overall, more than 50% of the rice area decreased, while nearly 70% of rice production increased in the change region during 1980-2010. Spatially, most of the increased area and production were in Northeast China, especially, in Jilin and Heilongjiang; most of the decreased area and production were located in Southeast China, especially, in regions of rapidly urbanization in Guangdong, Fujian and Zhejiang. Thus, the centroid of rice area was moved northeast approximately 230 km since 1980, and rice production about 320 km, which means rice production moved northeastward faster than rice area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rice yield increase in Northeast China.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rice area change had a decisive impact on rice production change. About 54.5% of the increase in rice pro- duction is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sown area, while around 83.2% of the decrease in rice production is due to contraction of rice area. This implies that rice production increase may be due to area expansion and other non-area factors, but reduced rice production could largely be attributed to rice area decrease.     

环境伦理观与可持续旅游行为研究进展

环境伦理观是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核心理念,对可持续旅游行为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中英文主流数据库期刊的文献回顾,对环境伦理观的理论内涵、影响因素以及环境伦理观对可持续旅游行为的影响进行系统梳理。结果表明：环境伦理观的概念体系主要包括环境道德、环境情感和环境信念三要素。现有研究往往不区分环境道德和环境信念,对环境情感的度量往往缺乏统一标准,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对环境伦理观具有直接影响力的是价值观理论,社会文化因素、宗教因素、教育水平、媒体和广告影响、政策、国内和国际移民经历等因素也有一定的作用。西方对环境伦理观与可持续旅游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而国内以概念性研究居多,既有研究中往往仅关注旅游中的环境行为,对可持续旅游行为关注较少,缺乏对这一特定行为的概念界定,因此,未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①对环境伦理观理论内涵的度量;②对环境伦理观影响因素的研究;③对可持续旅游行为的界定和度量;④文化因素对于环境伦理观和可持续旅游行为的影响;⑤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探求环境伦理观对可持续旅游行为的作用机理和影响,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