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以中国京沪高铁为例

交通是影响旅游流空间结构最主要因素之一。以京沪高铁线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交通可达性变化,并结合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区域旅游接待设施、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密度以及区位等影响因素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的机理。研究表明:1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表现为马太效应、过滤效应、扩散效应和叠加效应等特征。2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以及时空压缩程度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均非常明显态势下,产生高铁马太效应;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不强,时空压缩程度不显著等旅游节点产生高铁过滤效应;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密度均具有很强优势,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等旅游节点可成为扩散源,高铁强化了扩散源旅游流集聚作用,然后向边缘旅游地扩散,呈现为"集聚—扩散"模式;高铁使大尺度空间的不同客源地居民出游空间范围出现叠加现象,但只有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优势较强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旅游节点产生叠加效应。     

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旨在提供旅游者目的地选择中实际消费行为的经济学解释。介绍了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式的理论构建，分析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它包括：花费与时间限制、旅游价格、消费者偏爱、旅游产品质量、信息与广告、旅游城市化及新旅游目的地的出现等。     

高铁驱动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征与机制研究——以京沪高铁为例

国际理论与实践表明高铁的建设能够推动城市郊区化的发展。现阶段中国高铁大规模建设,与快速城市化同步推进,使得这一影响更为深刻和复杂。在高铁新城形成的过程中,高铁站点发挥了一个"放大器"的功能,推动了以高铁新城为主体的城市郊区化进程。以京沪高铁为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了以高铁新城为代表的郊区化模式特征:①大城市相对主动的郊区化;②规划建设的规模与定位偏高;③迅速改变城市原有空间格局等。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角度,利用城市政体理论分析了高铁驱动城市郊区化的内在机制。最后指出高铁对于城市郊区化的带动效应存在着选择性和不确定性,应从区域层面对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的定位及关系进行协调,将高铁新城的选址、规划、开发和建设纳入到城市整体空间发展的脉络之中,同时应加强高铁新城规划的公众参与,从而更好的利用高铁驱动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可持续发展。     

不同特质银发族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差异

鉴于学界对银发族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关注还不够, 于2010年6月通 过在组团出游的老年旅游者中共发放问卷200份, 有效回收178份, 在此基础上基于市场细 分理论对银发族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总体而 言, 旅游目的地治安状况、资源和环境、目的地可进入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其它因素的 影响有限;(2)根据旅游特质因子, 可将银发族旅游市场分成了三个细分市场, 即:大众型, 经验型和品质型银发旅游者;(3)不同旅游特质细分市场的银发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选择行 为和人口统计特征上存在显着分异现象。     

“被高铁”现象的理性分析——以京沪高铁为例

近年来,中国高铁步入快速建设期,而高铁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客货分流。高铁客运专线的建设大大地提升了客运能力,从而可以释放既有线路的运输能力于货物运输。但是高铁客运的票价也高于既有线路,同时由于普通列车车次的减少,使得居民出行可能要被迫选择票价更高的高铁,这种现象称作“被高铁”。本文对媒体关注的“被高铁”现象进行了理性分析,以京沪高铁沿线城市为例,根据2015年1月1日列车时刻表数据计算出的时间节省的货币成本与小时工资(时间价值)作比较,并结合高铁车次比重,计算了不同城市的居民“被高铁”的可能性。研究发现：①很多“城市对”之间都存在时间节省的货币成本高于小时工资的情况,“被高铁”现象较为普遍;②“被高铁”的可能性在50%左右;③各城市“被高铁”的程度有较大差异,京沪高铁沿线城市的“被高铁程度”整体呈现出“两头低,中段高,长三角相对较低”的特征。研究认为,虽然从目前来看,京沪高铁沿线城市的普通列车班次减少不明显,但如果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很多低收入旅客出行时可能会被迫选择高铁,并将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本文的理性分析可为列车班次的调整方案提供参考。     

农村居民旅游动机分析及其对旅游目的地类型选择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农村居民旅游动机,然后通过构建对数回归方程研究旅游动机对“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历史文化城市”、“旅游城镇”、“山区”和“乡村旅游地”等六大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动机主要停留在观光游览层次。②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对探亲访友旅游动机的赞同感知度较低,但探亲访友对于不同目的地选择具有一定影响。③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非常重视通过旅游能提升其在家人、亲戚、朋友中的地位与声望的功能。④ 旅游安全问题对提升农村居民出游力非常重要,同时农村居民非常注重旅游目的地住宿设施能营造家外之家的感觉。     

入境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及地域差异研究

为了提高我国国际旅游的产业化水平,以入境旅游典型区域收集的第一手数据为基础,应用计算机数理统计方法,系统分析了入境游客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旅游交通、旅游服务和设施等促成因素构成了目的地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产品价格、旅行时间和旅行距离等限制性因素的作用位居第二层次;而旅游景区、东道主好客性等核心吸引物的作用最小。由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和旅游者个体特征的差异,欧美等洲际客源在选择目的地时更多地考虑吸引物因素;而洲内客源则更多地考虑限制性因素。     

京沪高铁对区域中心城市陆路可达性影响

针对目前可达性研究技术的局限,设计网络分析与成本栅格加权集成法,并应用该方法生成高铁通车后城市等时圈图。利用日常可达性、潜力值与加权平均时间,比较有无京沪高铁两种情景下京沪地区中心城市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探讨高铁对中心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并采用场强模型计算高铁通车前后中心城市腹地范围。结果显示：高铁将扩展等时圈范围,实现城市日常可达性整体大幅优化,形成非均衡的时间收敛空间。高铁站点沿线成为时间收敛的最大受益者,它们的加权平均时间与潜力值变率高。在不同地理尺度下,高铁降低加权平均时间均衡性,对潜力值均衡性影响不一致。高铁扩大北京与上海的腹地,增强其区域辐射力。针对区域可达性变化,可达性变率高的城市可适时调整产业类型,变率低的城市可通过加强快速交通网络与高铁的衔接来提高可达性。     

旅游动机与目的地偏好——以广东外来旅游者为例

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影响入粤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推力和拉力因素的具体构成,提取4个动机维度、5个目的地属性维度和3个资源维度,其中,“放松”、“社会环境”和“历史人文资源”分别是入粤旅游者最主要的动机、目的地属性偏好和资源偏好.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分析,验证了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总结了放松型、家庭型、享乐型、文化型4类入粤旅游者细分市场的特征.最后,探讨了研究结果对旅游目的地开发和市场营销的启示.     

基于AHP的银发族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银发族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表明:银发族选择旅游目的地最重要主因子分别是行程感受、安全需要、目的地类型和设施条件。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这4个调查结果中的子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行程节奏舒缓度、饮食安全、目的地舒适度以及游览观光类型目的地等4个子因子是银发族选择旅游目的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基于Lancaster特性理论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式——理论分析与江西省旅游客流的实证研究

针对传统旅游需求研究中对消费者与产品的属性和旅游流的时空特性的忽视,本文基于Lancaster的消费特性理论和旅游目的地映象理论,提出了旅游流的目的地选择的概念模式和分析模型,进一步拓展了Lancaster的消费特性理论在旅游中的应用,并以江西省国内入游旅游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高铁对区域旅游“时空压缩”效应的测度与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了无高铁、现有高铁和规划高铁三种情景,引入旅游“门到门”出行的旅行时间测度方法,同时采用分层栅格成本方法改进可达性计算模型,综合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常可达性指数和旅游效用函数等指标定量测度并全面分析了高铁对区域旅游的“时空压缩”效应。研究发现：① 现有高铁将长江经济带景区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压缩”了3.36 h,规划高铁进一步将其“压缩”了1.09 h,使区域的旅游空间范围不断“缩小”;② 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对区域旅游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加剧了短期旅游圈所覆盖景区数量的空间分异,但使长假旅游圈所覆盖景区数量在空间上趋于均衡;③ 不同高铁建设阶段对区域旅游的影响存在差异,现有高铁便利了游客的中远程旅游,而规划高铁则对游客短途旅游产生重要影响,并强化了同区域外的旅游联系;④ 高铁“压缩”了旅途时间,“扩张”了游览时间,大幅提高了旅游效用,这在川渝两地表现的尤为显著。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高速交通时代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具有什么特征,是全国旅游流空间组织和管理需要探索的基础问题。贴近客观实际修正引力模型的相关参数,测算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索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势、联系和发育水平。分析发现该网络结构稳定,旅游者流大量汇聚于中国的东南半壁、流动不对称、邻近型和跳跃型空间联系结构并存、层级性明显。具体表现为：首先,从优势水平来看,旅游流大量汇聚于上海（东）-广东（南）-四川（西）-河北（北）区域范围内。其次,从联系水平来看,东部三省江苏、浙江、山东是各地优势流量的主要汇聚之所,西藏的排名靠末。最后,从发育水平来看,旅游流动不对称,网络有“紧密团块型”和“飞地跨越型”两种空间联系结构且表现出层级性,不平衡发育状态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     

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研究进展与展望

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是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研究重点领域。在中国步入高铁网络时代之际,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1999-2017年期间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首先从文献量年际变化、载文期刊分布、核心作者群、作者单位机构地域分布等方面归纳分析高铁影响下城市空间效应研究进展的总体特征;其次从城市可达性的高铁效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高铁效应、区域城市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等4个方面深入系统梳理高铁影响下城市空间效应的研究进展;最后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学科等3个角度展望高铁网络化时代城市地理学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     

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旅游地聚居现象已构成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以千岛湖为案例,立足社区尺度,应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方法、GIS空间技术、统计分析法,探究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过程;识别和划分居住社区类型,测算居住社区空间分异度,揭示旅游影响下典型聚居区分布格局;从居住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三个方面,构建聚居空间社会效应指标体系。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发展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② 识别了76个基本空间单元,将76个居住小区划分为乡村社区、商住混合社区、老旧住房社区、一般商品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高档别墅区、旅游度假社区7种类型。③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存在于旅游地聚居空间。社会阶层越低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大,社会阶层较高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小。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呈现圈层结构分布模式,从湖岸到中心城区,居住等级逐渐降低,乡村社区呈扇型镶嵌于主城区居住空间结构上,老旧住房社区和旅游度假社区分布于千岛湖镇外围。④ 旅游发展导致了聚居空间社会分异,引致旅游地传统社会关系的裂变分化,进一步影响聚居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千岛湖镇旅游地社区居住总体处于较满意状态,且千岛湖镇社区居住满意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不同社区个体交友意愿存在差异,大部分居民能较好地适应本地生活。     

距离欲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的解释框架

距离是影响人类各种空间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探索旅游者行为规律的重要变量。然而,现有的旅游者目的地决策模型多将其作为约束条件处理,充分讨论了距离的阻力机制,却忽视了对其引力机制的探索,也因此导致了理论与营销实践层面的不足。本文提出“距离欲”来表述距离的引力作用,基于其审美情感基本属性,将其细分为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和旅游动机维度3个维度;根据旅游者旅游审美需求特点,从现代性审美视角切入,将其细分为游戏的距离欲、时尚的距离欲、冒险的距离欲3个层次,并进行了理论阐述。研究进一步指出,距离欲是旅游者对距离意义的解读,距离欲概念的提出为旅游者外出旅游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解释,旅游者对诗意“远方”的追求,是旅游者基本的审美需求,也是人类超越自我的本质追求,还是高速发展的流动性社会中个体抵御异化的审美救赎。距离欲同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旅游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旅游活动带来的距离的审美体验能够参与建构和重塑旅游者的心理结构,在帮助旅游者更好的重返现实世界的同时,还积极的促进旅游者以和谐、宽容、独立的美学境界来重塑现实世界。本文从距离视角切入,进一步证实了旅游活动在旅游者个体、群体乃至全人类生存品质提升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对距离欲与其他行为变量的关系的进一步梳理,最终形成了距离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基本解释框架。对距离欲的深入探索能够为全球化的流动时代下旅游者外出旅游动机分析提供新解释,为旅游本质的解读提供新线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型的解释力与预测力提供了可能性,为目的地营销机构针对感知距离的精准营销战略的制定提供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影响下的跨城流动空间特征

在流动空间的视角下,高速铁路交通客流成为城市区域功能联系的重要表征,本研究选取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出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乘客群体问卷访谈式的实证调查,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研究城际高铁所表征下的跨城流动空间.研究发现：① 北京与天津城区同属城际流动密集区,郊区县市为流动稀疏区,城际高铁流具有显著的空间极化性;京-津中心城区是最主要的空间联系带,京滨、京(津) 武走廊流则构成次级联系带,京津跨城流动呈现出轴辐式空间格局.② 旅游、购物等休闲活动对跨城流动具有较明显的增强作用,而从跨城活动的时空迁移来看,城际高铁某种程度上缩短了时空距离,但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空间的迁移改变有限.③ 京津跨城流动的频次并不很高,通勤者跨城周期为1 周左右,现阶段城铁交通主要为商务出行流和休闲旅游流,这反映了高铁作为流动空间物质基础的构成特征;出行人群以男性、高学历、较高职业地位和商务出行为主,且商务出行的跨城流动频次更高,对出行时间更敏感,这反映了高铁跨城流动空间具备一定的精英空间特征.④ 以城际高铁交通出行表征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北京和天津的跨城流动空间暗含一定的不对称性,这体现在京津两地的到发客流分布不均、商务出差客流的比重差异以及不同站点在居住、工作、休闲等跨城功能联系方向上的不均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