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来中国边境城市对外贸易位序-规模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全球化背景下对外贸易活动是特定地域外向联系强度的重要表现,是边境城市区域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分形理论及核密度等方法,以中国边境各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额为主要指标,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对外贸易的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不同阶段的中国边境对外贸易位序-规模特征明显,位序结构内部城市次序变化较大;②位序-规模分布的无标度区变化显著,在18年内出现了4段分形表现,外贸活动的规模波动性、区域化特征明显;③影响因素表现为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核心城市支配效应明显、邻接地缘环境影响显著、政策导向与口岸推动、内部竞争反推空间结构协调演化四个方面;④不平衡性、集聚性在中国边境地区外贸活动中凸显,空间分布呈现为“核心-边缘”结构,当前国家层级应重点支持对外贸易优势城市,省级尺度协调域内城市对外贸易层次组织与区间联系。     

中国内地出境旅游位序规模差异化研究

选取2004—2016年中国内地出境17个旅游目的地的客流量数据,基于位序规模理论分析中国内地出境旅游的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研究发现:(1)中国内地出境旅游规模增长迅速,但总体发展不平衡,并处于不断扩散的状态。(2)中国内地出境旅游目的地的首位分布明显,中国香港以绝对优势领先;各目的地之间的规模差异逐渐降低。(3)罗特卡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内地出境旅游呈位序规模分布并具有单分形性质,其规模和位序分布的空间耦合性较好;齐夫参数q值的变化表明中国内地出境旅游的均衡度不断降低,呈"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征。(4)对比理想K值与实际K值可见,中国内地出境旅游在2008—2011年间出现了适度超前发展的现象,但未来仍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5)根据中国内地出境旅游各目的地客流量的规模和位序的变化态势可将其分为平稳型、波动型、上升型和衰退型4种形态,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国际交通、地缘关系和汇率5个方面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城市夜间灯光数据的中美两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对比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启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不断突破原有的规模限制,城市规模不断变大。以人口为指标的城市规模分布服从齐普夫法则。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其城市位序规模分布存在差异。城市夜间灯光数据一般可用来衡量城市的经济活动、建成区面积、人口密度、发展水平等。本文以同源的城市夜间灯光数据代表城市规模,在国家尺度和省州尺度研究中美两国城市规模位序分布,并比较其异同。研究表明,在国家尺度,2013-2016年间,中美两国城市规模均变得集聚,而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比美国更为分散,齐普夫指数相差约0.1。在省州尺度,不同省州的城市规模分布存在差异,中国和美国分别有44%和84%的省份或州的齐普夫指数大于1,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型省份占一半以上,而美国的集中型的州则占有84%,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更为分散。中美两国高位序城市实际值远低于拟合值,理论上仍然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高位序城市需要进一步提高城市经济活动的聚集程度,使得城市规模体系更趋完善与成熟。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研究的新方法——位序累积规模模型

利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定量分析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变化特征。结论如下：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更能准确刻画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中国各省区\begin{array}{c}\beta \end{array}值排名靠前的多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能较准确地反映出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不再显著。     

珠江三角洲客货运量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变化

客货流地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传统重要领域。本文利用位序—规模分布理论,对1980-2010年珠江三角洲客货运量等级规模结构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客货运量规模的q值均大于1,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特征,但客运规模分布更显著。客运量q值先减小后增大,呈现出非均衡—相对均衡—非均衡演变特征;货运量q值逐渐降低,呈现出非均衡—相对均衡演变特征。在空间格局方面,客运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初期以广州为单中心向心型客运联系向穗莞深多中心客运联系转变;珠三角产业结构趋同性及以广州为中心的放射状交通网络结构,使得货运空间格局呈现出长期以广州为核心单核主导特征,主要表现为递接性联系特征。     

长三角民用机场体系位序-规模分布及其作用机制

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以1990-2019年长三角各民用机场客货运吞吐量为基础数据,对长三角民用机场位序-规模分布特征进行探讨,然后结合核密度估计方法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民用机场体系总体呈现明显的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在不同阶段,不同机场位序-规模出现明显分化;基于客运的机场体系经历高度集中化、机场体系重...     

山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研究

文章选择1990,1995-2001年山东17个地级城市用地面积的资料,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的变化规律,运用分形理论阐释了城市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结果显示：（1）以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17个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拟合曲线的判定系数都在0．758以上。（2）根据位序-规模曲线的形态,这些城市按建成区面积可分为3类。（3）城市建成区用地的位序-规模曲线有平行向前推进的特点,这为预测17个城市未来建成区用地规模提供了很好的基础。（4）城市用地规模分布的均衡度不断增强,建成区用地规模总量将持续增加。     

我国石油资源流流量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变化

以我国石油(特指原油)资源流动为研究对象,以我国省级行政单元作为石油资源空间流动的节点,从1985～2007年中选取5个特征时点.借助齐夫定律,研究了我国石油资源输出量和输入量的位序-规模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各特征时点石油输出量和输入量的位序-规模分布均满足齐夫法则.(2)从无标度区范围来看.石油输出量的无标度区范围变化不大,而输入量的无标度区范围呈现出先缩小后又逐年扩大的趋势.(3)从空间分形结构来看.石油输出量的无标度区没有分段,始终呈现为单分形,而输入量则经历了由双分形向单分形的演化.(4)从空间分布形态来看,各特征时点石油输出量均呈帕累托分布模式,而输入量的空间分布形态变动较大,经历了对数正态模式-帕累托模式-对数正态模式-帕累托模式的演变.我国石油输出量和输入量位序-规模分布的不同步变化,与大油田分布、石化产业布局以及石油流通体制等有着密切联系.     

基于文献数量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知网（www.cnki.net）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题名检索,从而获取对不同城市进行研究或关注的论文数量,并通过论文的数量对中国地级及其以上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研究。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基于文献数量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基本符合捷夫法则。具体结论如下：其一,由于对上海和北京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相差较小,中国城市文献规模分布呈现出较低的首位度,而习惯意义上的“北上广”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体系。其二,Zipf维数q整体水平小于1,表明学者对城市的研究较为分散。其三,Zipf维数q从2000年到2012年整体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学者对城市的研究呈现逐步分散的过程。其四,中国地级及其以上城市文献规模的等级体系整体上呈现出从金字塔式向纺锥形结构演变,中等文献规模的城市在数量上占据多数。     

江浙沪地区客货运量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位序-规模法则刻画1985年、1995年、2005年和2017年江浙沪地区客货运量的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同时运用Arc GIS 10. 4软件对该地区客货运量空间分布及重心移动轨迹进行可视化表达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江浙沪地区客货运量在空间分布上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并呈现出西北—东南走向。(2)江浙沪地区客货运量规模空间分布均经历了不均衡→均衡→相对集中→相对均衡的发展过程。(3)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客货运量位序-规模分布有重要影响,人口管理制度、人口规模对客运量位序-规模分布变化具有直接影响,而城市产业结构与货运量位序-规模分布变化则更为密切。     

中国城市服务业职能特征研究

中国城市服务业职能特征研究可为构建合理的城市服务业职能规模结构、行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及各城市服务业差异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单元,应用纳尔逊方法、城市服务业流量测度模型、服务业行业B/N比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测算各城市服务业职能规模、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分析各服务业行业的分工水平、演变趋势和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对外服务业输出流量高度集中于高级服务业中心,各等级服务业中心的服务业职能结构差异较大;2城市服务业输出和输入流量规模在地带性尺度上都呈"东中西"三级递减空间格局。城市服务业输出流量空间没有显著集聚区域,而城市服务业输入流量空间上有弱集聚特征,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集聚城市呈"群"状分布,与重要城市群分布较一致;3各服务业行业分工强度存在差异,服务业整体分工在深化,具体行业分工有快速深化、缓慢深化、稳定三种类型;4服务业输入流量规模集中性比较低,各城市有普遍服务业需求,应根据需求类型采取不同发展策略。     

2004-2011年中国省域生态补偿差异分析

基于地理学的区域关联与尺度转换视角,阐述了省域生态补偿及其差异分析的理论框架,及省域生态补偿差异测度的方法。在对省域生态补偿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变异指数法、艾肯森指数法和基尼系数法,探讨了2004-2011年中国省域生态补偿时间序列的总体差异、细部差异以及差异形成的驱动机制等问题。结果表明:1从地域空间上看,以"胡焕庸线"为界,该线所穿过的省域及其西北部诸省,大多为生态补偿大省。2虽然中国省域生态补偿差异总体呈扩大趋势,但在个别年份也存在缩小的情况,变异指数、基尼系数、艾肯森指数等的测算结果均符合该情况。3在整个时间序列变化曲线中,短期的分析结果表明各指数的差异程度存在不一致;但从长期变化趋势看,三个指数反映的情况基本接近;在探究省域生态补偿差异时,应以长期的变化趋势作为分析的基础。4通过虚拟基尼系数的计算发现,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在中国省域生态补偿差异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对省域生态补偿差异的贡献在73%以上;其次是环境污染物治理成本,其贡献率也达到了19%以上;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对省域生态补偿差异的影响非常小,不足8%。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

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经济要素、发展环境的不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存在差异。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概念框架,根据三个维度指标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等8种类型;并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及其趋同性。研究表明: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动态演化。2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转变,总体上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变。3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表现为要素结构、市场化程度、内外生关系的趋同,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趋同;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各模式间的学习、融合加深,并走向"殊途同归"。     

中国农村工业集体企业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农村工业企业产权改革的背景下,通过1988年~2011年农村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旨在了解农村工业中集体成分企业所在省份及地区的优劣比较及空间结构演变,进而分析20年来各省份农村工业集体企业数量及产值份额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农村工业集体企业总数量及产值比重变化与各划分阶段内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政策导向相一致;集体工业企业经过各阶段改制后,东、中、西部整体水平不断拉近;东部省份的农村工业集体企业比重高于中、西部,全国集体份额排名及效率领先省、市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具有惯性稳定特征。     

中国区域城镇化综合效率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F?re-Primont指数的DEA评价模型,对中国1999~2012年31个省份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进行动态的测算和分解,以克服传统DEA模型无法进行趋势分析、无法区分决策单元之间优劣性的缺陷。同时,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动力因子进行理论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主要动力因子进行分析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999年北京的1.292倍,大部分地区属于有效增长型地区。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的总体水平较高的原因是混合效率和残余规模效率的高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效率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城镇化效率动力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内源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市场力和外向力,而行政力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需要推进"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是评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模型)测度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以及Tobit模型,探讨中国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并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 2000-2012年中国各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呈现"综合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态势;2环境规制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递增,且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态势明显;3经济发展、城镇化、技术投入、市场化、全球化等与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性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工业产值占GDP比例)与环境规制效率呈显著性负相关。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1985-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时空格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出现松动,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流动已呈现不可阻挡之势,人口迁移时空格局亦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只关注某一特定时期的人口迁移,故而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分析显得尤其重要。使用双组分趋势制图法和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以及2005-2010年五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人口迁入、迁出和净迁移的强度及其变化特征。在研究时期内,中国省际人口迁移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迁移强度也有大幅的增加。八个主要人口迁入地全部位于东部三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区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内,而主要的人口来源地都是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这和全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全吻合。双组分趋势地图结果显示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强度及变化趋势都强于北方省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85-2010年间,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较北方省份更活跃,这可能主要受到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人口迁移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人口迁移规律正在逐渐形成新特色,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而南方和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活跃程度则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所致。     

Exploring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urban transit system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cal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driver of urban population excessive growth in China’s mega cities. Urban transit system (UTS)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s within urban areas, especially rapid and high-capacity transit syst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al effects of the extension of expressways and subways between 2000 and 2010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BMA), focusing on the group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Due to the endogeneity of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s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regression model is applied to avoid this problem. The results show the local residents increased in the inner suburbs but decreased in the city center, whil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creased in the majority areas. IV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tension of urban transit system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s on population growth across the BMA.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extension of urban subway system had more effects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an the local residents across the BMA. It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rather low fare of urban subway system. This implies that the excessive subsidy on urban subway system could result in excessive floating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eve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plan and design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urban transit systems in order to advance reasonable population size and promote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Moreover, the region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s on the local resident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inner suburbs. It implies that urban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s had limited effects on inducing people to move to suburban areas and controlling center city’s population in Beijing. Therefore, it should be stressed the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s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control.     

中国农村人口省际流动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对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农村人口有效流动率和农村人口流动指数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口省际流动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建立在农村人口有效流动率基础上的农村人口流动指数既可以表示农村人口流动的方向,也可以表示流动的强度,更可方便地进行区域比较,是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科学方法和指标。2农村人口有效流动整体上呈现出由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向沿海、沿边流动的总趋势,有效流动率在全局上具有弱相关性,局域上的低-低值聚集区主要分布于鄂、湘、渝、黔、云等地。3农村人口流动指数的正值区主要分布于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京津和新疆等地区,负值区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由负值区进入正值区的农村人口流动构成了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和路径。4农村人口流动指数与人口总量、流出存量显著负相关,与经济总量、流入存量显著正相关。农村人口流动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应对人口压力的现实反应,在流动目的地的选择中,流动网络和流动惯性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