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原因分析——以越窑“秘色瓷”出口为例

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大规模海上贸易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主要贸易商品是陶瓷。产于浙江中北部地区的越窑"秘色瓷"是这个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主体,从各国出土中国陶瓷来看,越窑生产的"秘色瓷"遍及朝鲜、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伊朗、坦桑尼亚、埃及等沿海国家,出口时间自唐至宋持续300余年。贸易"秘色瓷"以碗、罐、壶等日常用具为主,出口港口在古明州(今宁波)港。"秘色瓷"外贸航线由近到远先后分成三条:东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亚;东南航线,贸易方向为东南亚;西南航线,贸易方向是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地区。唐代中国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的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陆上中国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被切断;其二,贸易"秘色瓷"具有质重、量大、易破碎的特点,不宜陆上运输;其三,唐人已掌握海船制造和远洋航海技术;其四,唐朝有支持海外贸易的优惠政策。中国大规模出口"秘色瓷",可提升进口国家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能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以“南海一号”古商船为例

在参阅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时间、空间、线路和内容四个层次阐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借鉴瑞典"哥德堡号"仿古商船的成功经验,以"南海一号"古商船为例,提出了构建海上丝路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完善海上丝路文化研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萃取海上丝路文化主题,形成城市特色文化品牌;整合海上丝路文化与阳江文化,策划"蔚蓝阳江,千年船说"主题形象工程等开发思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分析

水产品贸易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水产品有效供给、维护渔业产业链的重要措施。优化水产品贸易网络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扩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借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选取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进而分析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研究发现：1）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变化可划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00—2008年）为平稳增长期,第二阶段（2009—2019年）为波动发展期。2）水产品贸易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空间集聚和网络凝聚力逐渐增强,网络的可达性不断提高,呈现小世界的特性。3）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核心国家的贸易联系紧密,贸易额占整体的一半以上,多边、双边贸易流存在差异,贸易网络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凸显;地理区位及距离对其组团有间接的影响,社团划分呈现层级性和地理临近组团的特点。4）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分异特性较为明显,重要节点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间中心度高的国家和接近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国家具有趋同性,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国家的网络中心性影响力较弱。5）在核心国家的水产品市场结构中,中国占据较大份额;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引起市场结构发生调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品种结构比较单一,进口和出口产品分别主要集中在冻鱼和水产品制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变

绿色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延伸绿色产业链、引导绿色投资方向以及优化绿色产业布局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有序聚类、中心度、贸易竞合关系等方法与模型，对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的地位及时空变化以及中国与域内国家绿色贸易竞争合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2000—2019年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有显著改善，区域绿色贸易的“多核心”空间结构进一步增强，东南亚一直处于“核心”梯队的主体地位。(2)从中国与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关系来看，中国长时期处于逆差状态，虽然竞争优势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但仍然较弱；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绿色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产品结构逐步趋向更加合理。     

基于“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安全的海外港口战略布局研究

本文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通道网络安全的海外港口布局,对沿线集装箱港口及航线挂靠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通道通航受阻时网络连通性的变化。根据地缘特点,对“海上丝绸之路”所覆盖海域的通道安全进行了风险分析;为加强“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网络的风险控制,保障其互联互通,结合地缘风险探讨了近年来我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投资的分布状况。研究表明,为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性,应在保障本国港口和周边海域海上通行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不稳定因素的治理,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国家间的友好往来;重点加强在莫桑比克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周围的港口布点;在主动布局各海上通道投资港口的同时,还应不断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提升海军的远洋能力,增加我国在重要海上通道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积极推动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区域的和平发展。本文成果对于科学规划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港口布局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中国嵌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网络的关键节点识别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的提出,疏通了东西方经由航运往来,实现全要素“流动”的海上通道,拓展了中国连接世界经济的新型贸易之路。本文基于航运往来关系,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外整体航运网络空间结构及核心—边缘构局,结合嵌入广度、嵌入深度和网络中介功能,类比不同地区航运网络嵌入模式差异;综合考量中外港口节点的网络中心地位和现实航运能力,识别航运网络中的功能节点。研究发现：①沿线航运网络呈现以中国—东南亚地区紧密关联为重心的“镐头”状空间格局,上海、深圳、新加坡、巴生港共同架构起沿线港口低耗高效的轴辐式关联网络结构;②过滤得到关联骨干网络和核心网络,并识别出关联广度和强度差异的海外港口特殊节点和核心节点;③港口嵌入航运网络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中国和东南亚港口为代表的(广度、深度、中介功能)层级嵌入模式和以非洲、南西亚—中东、南亚和欧洲地区为代表的均质嵌入模式;④中国港口外向关联强度层级特征明显,识别出潜在复合型枢纽港、外向干线港、内向直挂港、中介支线港和边缘喂给港五种类型的港口节点,并明确分工提出发展建议,以期有效协调港口组织格局和节点功能互补共进,强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价值。     

中国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布局港口的供给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以多种方式在沿线港口进行投资布局。在贸易保护、地缘环境动荡等背景下,分析已投资港口的供给现状对于提升港口运营效率、节约港口资源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构建港口供给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多源港航数据、遥感数据,建立包含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等8个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的港口供给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中国已投资港口的整体性、区域性和维度性供给水平。研究发现：(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投资港口的综合供给水平不高,多数港口处于中等和较低水平,供需均衡程度低。(2) 2015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投资建设供给水平较高、较为成熟的欧洲港口,2015年之后转为布局供给水平较低的战略支点港、门户港、战略通道沿线港。(3)企业—合作类型—港口供给水平等级可归纳为3种类型：码头运营商—股权收购—较高供给水平港口;工程承包商—承建—中低供给水平港口;航运公司—股权收购、特许经营权—较高、高供给水平港口。(4)分区域看,西亚、南亚、非洲、东南亚和欧洲的港口供给体系空间结构分别处于低级均衡、孤立双核、原始单核、枢纽极核和多核共同发展阶段...     

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航运网络及经贸联系的耦合特征

航运网络是国际经贸联系的物质载体,中国与沿线国已形成的海上航运网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截取2008年、2018年两个时间断面,首先运用复杂网络模型刻画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的港口航运网络结构,进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析该网络与各国经贸联系耦合特征,揭示航运网络对沿线贸易的支撑能力,最后结合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整体看,两个年份的港口航运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复杂网络特征,网络稠密程度提升了111%,但网络整体运行效率下降了8.73%。(2)港口航运网络与经贸联系的协调性上升了5%,明显上升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至2018年,约36%的沿线国与中国航运联系网络滞后于经贸联系水平,航运网络支撑能力明显不足;约28%的沿线国航运要素供给相对过剩;其余国家中多数已由低级协同优化为中级协同。从国际区域层面看,二者的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3)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贸易规模、港口航运效率、外贸经济效益是促进航贸联系协同效应最主要因素,而航线覆盖面、港口中转能力、贸易壁垒影响较弱。     

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航运网络及经贸联系的耦合特征

航运网络是国际经贸联系的物质载体,中国与沿线国已形成的海上航运网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截取2008年、2018年两个时间断面,首先运用复杂网络模型刻画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的港口航运网络结构,进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析该网络与各国经贸联系耦合特征,揭示航运网络对沿线贸易的支撑能力,最后结合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整体看,两个年份的港口航运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复杂网络特征,网络稠密程度提升了111%,但网络整体运行效率下降了8.73%。(2)港口航运网络与经贸联系的协调性上升了5%,明显上升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至2018年,约36%的沿线国与中国航运联系网络滞后于经贸联系水平,航运网络支撑能力明显不足;约28%的沿线国航运要素供给相对过剩;其余国家中多数已由低级协同优化为中级协同。从国际区域层面看,二者的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3)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贸易规模、港口航运效率、外贸经济效益是促进航贸联系协同效应最主要因素,而航线覆盖面、港口中转能力、贸易壁垒影响较弱。     

基于信息熵的线性遗产廊道旅游价值综合性评价——以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为例

基于线性遗产廊道的概念和视角,构建由廊道资源条件、区域社会条件、廊道生境条件和旅游保障条件与发展潜力4个方面、8大要素、32项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西北地区丝绸之路"黄金旅游线路"所涵盖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旅游价值作综合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影响遗产廊道综合旅游价值权重最高是廊道资源条...     

中国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为例

文化贸易作为人与地多方面、宽视角、深层次结合,是人地关系综合体,地理学视角对其影响因素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中国核心文化产品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贸易额、主要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对中国文化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文化出口贸易受到贸易规模、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国土面积、市场规模等因素影响;贸易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是中国文化贸易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     

河南省专业村销售市场的时空变化——以50个专业村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专业村是农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销售市场作为影响专业村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时空变化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文章以河南省50个专业村2008年和2017年两次追踪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标准差椭圆、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梳理了河南省50个专业村销售市场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专业村销售市场在时空分布上具有差异性、扩张性、波动性和扁平化的分异特征。其中心迁移变动方向不一,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张,市场波动性比较明显,呈现出扁平化的发展趋势。②在网络结构上表现为“省内紧缩、省外拓展”的演化格局。国内一线城市的个体中心性在增强,省内部分城市的个体中心性在减弱。③在市场开拓上呈显著扩张态势,但受产品特性和交通条件等限制,不同类型专业村销售市场的扩散特征存在一定差异。从扩散距离来看,服务业型最远,农业型最近;从扩散增量大小来看,服务业型最大,工业型较小;从扩散速率快慢来看,农业型最快,工业型偏慢。④测算结果表明,不同因素对专业村销售市场扩散距离的解释力存在显著差异。整体来看,资源禀赋优势有所减弱,交通条件、产业水平和销售方式等影响明显增强。专业村销售市场的变化机制较为复杂,必要的村庄基础与产业组织为专业村产品的生产销售提供了空间载体与经济载体,销售市场则通过反馈机制,不断规范生产,促进产业升级。     

全球化视角下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网络演化分析——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企业创新网络演化是分析企业创新能力变化的重要依据。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东道国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既受外商研发投资的影响,也受本土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驱动。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结合企业创新网络的内涵及要素,首先分析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并将其划分为萌芽、扩展、成熟和更替等四个阶段;其次,探索演化过程中企业创新网络各阶段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最后,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分析全球化视角下我国本土企业创新网络演化历程,揭示我国本土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特征及规律,并提出相关启示。     

风沙治理工程综合效益分析——以敦煌黑山嘴风沙口为例北大核心CSCD

通过对敦煌黑山嘴风沙工程治理区和未治理区近地表风动力环境与土壤理化性质对比分析,研究了风沙治理工程下黑山嘴的防风固沙与土壤改良的综合效益,为今后该区域近地表风沙动力过程的深入研究和风沙灾害综合治理提供了借鉴。结果表明:相较于未治理区,敦煌黑山嘴工程治理区的平均风速、起沙风频率均明显降低,输沙强度减小,年输沙势降低85%,大风天气减少;工程治理区土壤各养分及水盐含量也在一定深度明显增加,全氮、全磷、全钾含量在5 cm土层深度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22.5%、49.3%、15.1%,全氮、易溶盐对其他组分影响增大,土壤肥力显著提升;两区域土壤电导率与易溶盐含量变化趋势相同,但工程治理区两者含量在土壤表层明显增加,应警惕发生地表盐渍化。     

信息渠道对城市居民迁居空间的影响——以南京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根据搜寻空间理论,网络渠道能够提供比传统渠道更多的住房信息,减少居民迁居过程中对原住房周边区域的依赖,从而扩大了居民迁居的搜寻范围。但是,与远程办公和住房选择关系的研究相比,学者较少关注网络渠道对居民实际迁居空间的影响。基于南京城区居民迁居活动调查数据,利用三维核密度和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不同信息渠道使用者的迁居时空特征、信息渠道对使用者迁居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网络渠道已经成为居民迁居过程中的主导住房信息获取方式,其使用者的迁居距离大于传统渠道使用者,丰富了现有关于ICT对居民迁居空间影响的学术研究,也为城市住房信息管理和住房空间规划提供借鉴。     

传统村落的文脉辨识、提炼及应用——以中原地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随着"美丽中国"、"美丽乡愁"等一系列生态文明战略的颁布,传统村落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已取得了业界广泛共识。然而,现有的开发实践多存在着功利化动机明显、模式化抄袭严重的不良倾向,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被视为争取资金支持、扩大地域影响的工具。中原地区这类遗存基底破损严重,实证资料获取困难,如何排除障碍和干扰,准确提炼地域风貌的精髓特质,客观评价既有策略的成效与得失,提升开发建设的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研究根据中原地区传统村落的现有状况,结合中国本土地理学的理论逻辑,围绕文脉辨识的核心概念,通过基本把握、主导原则、一般思路的剖析和中原案例的实证,系统阐述了益于文脉辨识、提炼及应用的策略建议。     

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计量模型分析——以新疆教育投入为例北大核心CSCD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新疆经济增长和教育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疆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新疆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两者存在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新疆教育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就增加0.120 4个百分点。(2)新疆的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教育投入有促进作用,但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基于此,新疆要全面加大各级各类教育投入力度,即要覆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各个领域,才能彻底提高地区教育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研究——以嘉兴市辖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通过引入区位熵的方法,构建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模型,旨在从理论层面揭示出生猪养殖污染本身的特殊性和内在的规律性。以嘉兴市辖区为样本的研究表明,生猪养殖污染集聚程度与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本质上是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以及对其实施纠正措施的演化轨迹。生猪养殖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曲线在污染治理政策的作用下,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由向右上方倾斜而逐渐向下弯曲;在受到耕地资源约束时,会向上平移;在因下弯而减轻的污染集聚程度被因上移而增加的污染集聚程度所抵消并盖过时,污染治理政策则有可能是失效的。因此,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必须将城镇化推进所引起的耕地资源的变化考虑在内。     

战略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北大核心CSCD

当前经济全球化充满了不确定性,逆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卡脖子”问题成为当下最需创新研究解决的问题。但现阶段创新研究最新的理论成果——国家/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局限于内生性的理论视角,难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科技创新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梳理区域创新系统与全球生产网络间的理论异同,进一步利用战略耦合这一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要素,通过理论融合提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21个城市的区域创新系统为例,基于理论梳理与回归分析,从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活动、创新绩效这三个方面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系统与战略耦合的联系与影响以验证框架。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发现:第一,战略耦合对于区域创新系统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影响并不完全是显著正面的,甚至存在负面的影响。第二,以出口为主导依附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创新基础设施的促进及对区域创新绩效和创新活动的抑制;相比之下,市场换技术的互惠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各个维度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第三,对于广东省而言,港澳台资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外资,而其他外资对创新系统的具体影响更为复杂,未有稳定的模式出现。本研究通过向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中引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战略耦合理论,探明了战略耦合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和影响,建立了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了全球生产网络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复杂作用,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提供了更为批判和辩证的研究视角,可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提供理性、科学的建议。     

中国跨区域就医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慢性肾脏病为例北大核心CSCD

探究中国慢性肾病患者跨区域就医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提升对居民就诊需求的认知,在中国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下,对于医疗体制改革与居民医疗保障的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研究基于2014—2018年中国居民慢性肾病就医病案首页信息,提取了非常住地跨区域就医数据并计算了患者的跨区域就医流入率与流出率指标,构建了广义线性模型探究了城市医疗资源以及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对跨区域就医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中国跨区域就医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较为普遍,呈现流动人口多,流动范围广等特点。北京、上海、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具有最大的就诊流量。②医疗资源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患者跨区域就医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其中人均肾脏病医生人数指标对于患者的跨区域就医影响最大。③医疗资源水平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跨区域就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对于高发展水平的城市,提升城市肾脏病医生人数对于跨区域就医患者的流入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而城市规模与人均GDP对于患者流动呈现正向与负向作用并存的态势。研究结果扩展了对患者就诊流动行为的认知,可以为区域医疗资源配置与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